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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情报机构很多，比较著名的是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共产党有中央特科。可是特科存在于1927年-1931年的上海，时间比较短，主要为设在上海租界的中共中央提供保卫和情报，1931年3月随着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以及向忠发的被捕，中央委员陆续撤出上海，此时的特科相当于中共上海情报组。那么随后的中共中央的情报机构叫什么名字？设在哪里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中共中央于1927年11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央特科。1927年先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被迫迁居武汉，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7.15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又被迫返回上海租界。中共中央吸取没有军队和武装的惨痛教训，先后举行八一南昌起义和九月秋收起义，并于11月成立中央特科，由周公负责，分管保卫、情报等工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运行提供安全保障。这是国共双方第一个大型、正式、隶属中央的情报组织。 时至1931年形势大变，外围方面先是1930年12月、1931年3-5月、1931年7-9月，蒋介石先后发动三次大围剿，企图扼杀年轻的苏区。内部方面则是1931年3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在沪中央委员被迫转移，6月中央一把手向忠发被捕，4月和8月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米夫和继任者先后离开。在此情况下，中共实际在沪中央委员已不足半数，中央决策权在中央苏区，由王明和继任者博古负责，但情报方面还是周公总负责，在沪的中央特科已名不副实。  周公是遵义会议之前情报方面的最高领导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随即组成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部份成员和中央苏区原红军干部组成，邓发任局长，其副手是原上海特科李克农（周公副手）、潘汉年（二科科长）和李一氓（特科翻译），1932年秋李一氓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任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在1932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周公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绝对的领导，在瑞金时期，周公还主管中共中央的机要情报部门，邓颖超具体承办中共最核心机密——与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秘密电讯联络工作。 由于处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工作是互相重叠的，大概的分工是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处负责党的机要联络，中央军委秘书处负责军队的机要联络，国家政治保卫局主管肃反和情报收集工作。但在1935年长征时，中共所有的机要情报系统就集中于中央军委机要科。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爷爷地位逐步上升，先期由周公和朱老总负责军事，随后由毛、周、王稼祥党内负总责。1935年6月后，毛爷爷亲自派身边的秘书王首道接管中央军委机要科，不久又派王首道接替原由邓发负责的政治保卫局领导一职。 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情报、肃反部门职责分工的关系开始逐渐理顺。在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基础上，先建立红军方面军保卫局，继而改称西北政府保卫局，由周兴担任局长，受王首道指导。中央军委机要科则一分为三，分别组成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方面军保卫局（西北政府保卫局）机要科。中央秘书处机要科负责党务机要电讯；中央军委机要科负责红军军事机要电讯；保卫局机要科负责情报系统电讯和秘密电台的管理。从形式上看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机要情报系统，然而实际上，所有机要情报已完全集中于毛爷爷领导之下，三个系统全归王首道领导，而王首道绝对服从毛的领导，深获毛的信任。期间毛爷爷将自己的老部下曾三调入中央秘书处机要科，配合王首道开展工作。 中央社会部成立的背景是日寇全面入侵，抗战成为第一要务，经过西安事变，国共两党被迫合作，但同床异梦。日寇是敌人，要打，中国地盘是中国人民的，不容外人染指。国共是对手，要防，中国地盘国共怎么分配？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简单地说就是：打日本鬼子是要国共合作的，胜利后的国民党还是执政党，给中共几个闲职就可以了，不能坐大。但这只是国民党蒋介石一厢情愿的想法。 随后的1939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即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 中央社会部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主要负责抗日根据地的锄奸肃特任务，并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发展敌占区和国统区的情报保卫工作。根据中央决定，从各中央局到省委区党委或县委，相继成立了社会部。1941年9月，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党中央又在原中社部的基础上与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组建了由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统一领导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一中央情报部，与中社部合署办公。这种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结束。  延安枣园的中社部旧址 延安中央社会部旧址位于枣园村西。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也迁驻枣园。从1939年2月18日到1947年3月18日，这里一直是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指挥机关，见证了我党隐蔽战线工作在延安走过的辉煌战斗历程,经历了无数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受了极其严峻复杂的考验，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由王首道统掌中共机要、情报、肃反系统的局面，在1937年11月康生由莫斯科共产国际回国之后，发生了变化。毛爷爷经过观察，对康生的忠诚、情报专业经验和工作能力评价不错，遂在1938年9月任命康生担任拟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中社部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但在这之前，实际上已经运作）。毛爷爷并没有将中共情报、机要、肃反所有完全交给康生，康生仅负责肃反锄奸工作，同时兼管一部份情报业务（1939年情报部成立半年后，即宣布撤销情报部，后再次设立，由李克农负责），党务机要、国际通讯等情报业务仍由毛爷爷部下王首道和王观澜负责领导。  康生在汇报工作 康生是一个心智很高的人，他从莫斯科回国后见风使舵，全力支持毛爷爷，支持我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对张国焘、王明等共产国际派的路线斗争。康生也是一个有能力、有专业知识的人，他编写了《特别工作建设》教材，并亲自给学员上课，讲课生动，极受学生欢迎，后来他的讲义和教材，作为经典被国民党中统编入《特工丛书》中。他竭尽加强中央社会部的内部建设，将社会部办成了一个机构齐全、专业人员众多、情报网密布全国的情报机构。各地方局、各省区委，都有社会部派出人员和直属报电台，形成四通八达的情报网。 社会部建立了门类齐全的情报反间谍机构，下辖有5局2部：即一局主管组织、人事；二局主管情报；三局主管反间谍；四局主管情报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训练；还有保卫部和执行部。另外，为了培养派往国统区的特工人员、和根据地内的情报、肃反干部，社会部还办有培训学校西北公学、三十里铺训练班、枣园训练班、七里铺训练班等，培训了大量情报人才，相当于军统特训班。 在社会部系统，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专家李强（原中央特科电讯科长，后到苏联学习，回到延安后被任命为军委三局副局长）、许建国、曾希圣、邹大鹏、冯铉、李士英、罗青长、黄赤波、杨奇清等分别担任了各局室领导职务，还吸收了少数具有外语、电讯业务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人才济济，众人仰慕。 中社部办公室 社会部在延安广布情报侦察网，触角伸及四面八方。在延安重要的党、政部门和教育系统，都有社会部的特派员和秘密网点，在特派员之下，另有受特派员领导的“网员”，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和侦察工作。受社会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秘密情报员，一般都具有公开活动的合法身份，他们或是各单位的负责人，或是学校在读的学生。就是说在延安的所有单位，都有中社部的特工人员，只不过身份不公开。 社会部还建立起对延安社会情况的全面监控，在邮局、旅店、饭庄、交通车队、供销合作社等单位都派有专门人员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延安著名的“西北旅社”即为社会部所办，社会部干部汪金祥、曲日新都曾担任过“西北旅社”的经理。 社会部对前来参观访问的外来人员的监控更是极端重视，主持接待来访人员的专门机构——延安交际处，名义上属边区政府的编制，实际是社会部的下属部门。 在毛爷爷的同意下，社会部也将它的工作网络扩伸到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在延安时期，这两个机构是融为一体的）。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社会部成员，毛爷爷的秘书叶子龙、翻译师哲、毛爷爷的妻子江青，在组织关系上都隶属社会部。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部长是康生，副部长有王稼祥、叶剑英与李克农。中央情报部组成不久，便将军事情报业务分出去了，由副部长李克农分管，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各有分工。  特工之王李克农 李克农不仅重视秘密情报的搜集与研究，与此同时也非常重视公开情报工作，组织班子收集各种报刊资料，从中获取有用的公开情报，并使秘密情报与公开情报互相印证。在延安时期，李克农每月拨出300块大洋，到敌占区购买报刊。晋察冀边区社会部派人潜入北平、天津，定期购买大量报刊，人背马驮运到山西，再转运到延安。李克农参与领导中央社会部编辑出版了《书报简讯》杂志，通过众多资料的分析研究，把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动向以及各方面反映等，组织成主题鲜明、内容翔实的文章，提供给中央领导与有关部门阅览参考。《书报简讯》对于日本报纸的摘编工作也非常富有成效，1944年冬，毛爷爷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 1942年4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成立机要局的通知”，宣布将原先三足鼎立的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合并为统一的中央机要局，由康生兼任局长，康生成为中共核心层中仅次于毛的最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康生身兼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总学委副主任两职，社会部与中组部部长陈云，均属原中央特科负责人，后又同在莫斯科长期共事、同机返回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陈云与康生同属毛所领导的少数几个中共领导人之列。中央组织部作为党的干部管理和审查的专门机构，与中央社会部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中组部负责为社会部选送干部；社会部在侦讯、调查重点怀疑对象时，往往也需要中组部提供有关背景材料。以康生的多疑偏执的性格，整风肃反运动，抓了一些坏人，也迫害了很多党的干部群众。 中央社会部虽然广泛深人党内斗争，渗透到各单位，权力极大，但是并没有超出毛爷爷的领导范围。毛爷爷对于康生的管理范围是有所限制的，对康生的权力是有所分化的，这充分体现出作为领袖的睿智和谨慎，防止出现贝利亚式的人物。 首先，毛爷爷不允许康生插手他本人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来往的电讯联系系统，而是指定任弼时具体负责，王观澜、吴德峰（吴崇宝）、帅孟奇领导的“中央农委”（农村工作部），受毛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康生和社会部只是负责绝密电讯系统的外部保卫工作，及对该系统人员的政治审查。尽管毛的俄文翻译师哲属于社会部系统，但师哲作为任弼时的秘书和毛的译员，与康生仅维持一般的工作关系。即党的最高机密，康生并不知晓。 第二，毛爷爷在社会部内安排非康系人物作康生的副手，以牵制康生。周公对中共的情报工作长期承担重要的领导责任，1938年后的情报工作的领导权虽部份转移到康生的手中，但毛爷爷仍让周公分管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情报及对英、美的国际情报的工作。在社会部继续保留周的老部下李克农和潘汉年，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毛爷爷将自己的老部下曾三担负重要工作，即使在中央机要局系统一归由康生领导后，曾三仍然是对毛负责的。即在中社部，康生并不能一手遮天、一呼百应。 第三，毛爷爷在让康生兼管中央军委情报工作的同时，限制康生在军队的情报和保卫部门发展。决不允许中央社会部垂直在八路军中建立组织，而是规定由各根据地的党委和军队领导各自的社会部，中央社会部与各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军中保卫部门的关系只限于业务指导。即康生和中社部并不能插手军队和根据地事务。 第四，毛爷爷给予边区保安处一定的独立工作权力，让社会部与边区保安处形成某种相互督察的关系。边区保安处是延安地区公开的治安管理机构，在形式上隶属边区政府领导，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真正的上级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即康生和中社部在延安不能独霸一方，还有边保处相互牵制。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红军方面军保卫局，1936年易名为西北政府保卫局，由毛爷爷的老部下周兴任局长。1937年又改名为边区保安处，成为拱卫中共中央的主要机构之一，仍由周兴负责。中央社会部成立之前，边区保安处代行社会部的职能，组成社会部和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也是从边区保安处调出，所以保安处与社会部原本是一母所生的关系。但由于隶属关系的交叉性和工作分工的差别，保安处受到陕甘宁边区与西北局的领导，不是社会部的下属机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事实上成为仅次于社会部的第二个保卫系统。 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是灯塔，是希望，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涌向这里，这其中也有不少国民党安排的特务，搞暗杀、搞情报、搞分化。外来的青年人先是在外围接受边保处的审查，然后安排到抗大、公学、剧社、医院等地方学习，这期间有中社部安排的特工随时观察、监督，即使有一丝丝的破绽，也会露出来，最后正式安排工作，也是一些外围项目，仍然有人暗中监督，如果要安排在重要岗位，还需要中社部严格的外调审查，没有清楚明白的历史，没有无可替代的才华品德，想占据重要岗位是不可能的。 1949年11月，军委情报部成立，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的机构先后撒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中社部撤销后，保卫部分归入了公安部（在解放前归军委建制），情报部分改设为中央军委联络部，并由原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时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主管。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情报系统，如军统的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中统陈立夫等，名声很大，共产党的情报系统，基本隐形，只有个别必须出面的领导如李克农等，名声在外。 李克农是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唯一一个没有上过战场而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毛爷爷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传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1962年2月去世的消息后，高兴地宣布休假3天，以表庆贺，可见中共情报巨头的影响力。 中共中央社会部，是中共隐蔽战线工作的指挥机关。它的能量，远远超过军统、中统，只是因为秘密工作的缘故，没有解密或不允许提及。想象一下，国民党是当时的执政党，有800万军队和完备的统治体系，二十几年的时间，共产党从被围堵在不成片的苏区、被围剿在长征路上、被包围在陕北，到解放战争与国民党正面作战，直至胜利建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没有强有力的情报工作是不可想象的。社会部在延安工作的十年间，为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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