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黄永玉先生子女黄黑蛮、黄黑妮、李洁琴携孙黄香、黄田发出讣告：“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2023年6月13日3时43分离去。我们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仪式。” 用今天的话讲，黄永玉是一个“制造流行”的人，什么东西只要跟他沾上边，保准会畅销，比如他画的猴放到邮票上成了畅销的猴票，他画的阿诗玛、他用泥巴随便捏的酒瓶子变成了畅销的烟酒品牌……而他的人生经历更是畅销书的好题材——他从小学画画没有拜过老师，无门无派，却当上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他中学没有毕业，连留了五次级，后来当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黄永玉总会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话题。 本刊作者周文福曾记录了一次与黄永玉先生的对谈。《名人传记》谨以此篇，送别黄永玉先生！
黄永玉 黄永玉在北京郊外建了一座著名的大宅子，里面有一个栽满荷花的水塘，取名“万荷堂”。在“万荷堂”黄永玉的卧室里，一张照片引起了来访者的兴趣。 记者：这张照片显示的是您小学时的母校，这是原来您上学的那个班吗？ 黄永玉：是我上学的那个课堂。 记者：母校会经常请您回去讲一讲吧？ 黄永玉：我没有讲。 记者：我很好奇，因为您提到，您中学连留了五次级，但是这一点不影响您成为一个大画家。 黄永玉：哪里。 记者：所以如果孩子们问这个，您会怎么讲呢？ 黄永玉：没有出路只好当画家了。 湘西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黄永玉在那儿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十二岁时，父亲托亲戚帮忙，把黄永玉送进了福建著名的集美学校。黄永玉不喜欢古文，又觉得数理化没有用，整天在图书馆里看那些自己觉得有趣的书。在老师眼里，黄永玉是一个爱打架、爱逃课、无可救药的差生。 记者：听说有一次您出门躲了半个月才回来？ 黄永玉：那是另外的事。那个老师太坏了，要是他现在还活着，我隔几天就要打他一顿。 记者：老师为什么太坏了？ 黄永玉：因为他曾经是共产党，但他变节投降了，共产党没杀他，让他办了个实验学校。因为我父母是共产党，班里还有在长征、在延安的共产党的孩子，这些孩子他都打。打屁股，孩子感到还可以理解。打手背、打手掌，孩子们受不了。 记者：手背尽是骨头，打得很疼。 黄永玉：这个太可怕了。被打的另外一个同学说，你为什么不逃学呢？我说，我不怕这个老师，我要逃，我们一起走，我带你走，外面多好玩。就这么跑出去了。我不但自己逃学，还带着我弟弟逃。有时候骑马，那时候马很多，我们那里的土皇帝是很厉害的，自己有兵工厂，有骑兵，有炮兵，马平常就散放在山上。我逃学就骑马，爬到马跟前，蹦上去，这马没经过训练，我们叫做“毛马”，没有鞍子，抱着马脖子骑。“毛马”尥蹶子，我摔下来，摔脱臼了，半个月不能回学校，也不敢直接回家，我家有个大的石头院子，我弟弟在门口跟其他孩子玩，看见我，扭头就进去了。 记者：报信去了。 黄永玉：嗯。然后爸爸就知道了。我爸爸是搞教育的，他知道这个事也不追究我。我进了家，爸爸笑眯眯地说：没吃饭吧，先吃个蛋糕吧！然后拍拍我说：那个学校的确不好，我们换学校吧，不去了。 记者：这下您踏实了？ 黄永玉：这个学校太讨厌，爸爸说。他大概了解学校有很坏的老师。我听到这话就大哭，委屈。从那以后我就表现很好，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都表现很好。 记者：看来外面有些误传啊，说您小学的时候就爱逃学，其实这个逃学是有原因的。 黄永玉：是一种反抗，所以我说人生要锻炼意志。斯巴达人的孩子，生下来就风吹日晒雨淋，我说这只是锻炼身体，没有锻炼意志。我们从小就要让孩子锻炼意志，各种各样曲折复杂的折磨都得能受得了。这没有什么坏处，最好每一个人都能够忍受胯下之辱，像韩信。再一个是，受到胯下之辱后，不要消极，要奋进。 记者：对于您后来所受的那些“胯下之辱”，您的态度是什么？是奋进吗？ 黄永玉：我从来没有消极过，我还劝别的同志不要消极。 20世纪60年代，黄永玉遭遇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受尽了侮辱。他的一幅名为《猫头鹰》的绘画作品，被定为反对社会主义的黑画，黄永玉因此受到激烈的批判。 黄永玉：他们用皮带抽我，一边抽我一边心里数，抽了二百二十四下，我一动都不动，打的人奇怪，他们以为我会叫，会求饶啊什么的。 记者：您数的时候在想什么？ 黄永玉：人家打你，你还想别的吗？有一个老画家，我挨打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着，他说我看着都打颤。我被打时一动不动，因为我不能收拾他们，就只能忍着。 记者：您还是学过打架，有功夫的？ 黄永玉：我不能还手，我还了手我的家就毁了，我以后还要做很多事情的。 记者：您曾经引用过一句话，叫“聪明的人为真理死去了，狡猾的人……” 黄永玉：那是书里面说的。 记者：狡猾的人为真理活下来了？ 黄永玉：不是这样的。这里“狡猾的人”指的是智者，他们为了真理而屈辱地活着。 记者：刚才您说到在“文革”中面临的屈辱，我在想您的表叔沈从文，他面对屈辱的方式是不是跟您有一些不同？ 黄永玉：不一样。我不是说过吗，我说他像水，我有点像火。他是碰到问题老是微笑，总是微笑的。但不要以为这么微笑的人是没有脾气的，他不愿干的事，你拿刀子架他脖子上他也不干。这一点像湘西人，湘西人有湘西人的特点，因为湘西地方小，在山里面，必须去当兵，必须去当土匪，当了兵的掌握了文化，湘西人的文化是当兵的带出来的。 记者：所以是要有一点匪气在里面的。您经常说自己身上是有一些匪气的？ 黄永玉：匪气，现在谈不到了。
黄永玉 1977年，黄永玉被邀请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山水作品，这标志着他获得了创作的自由。国画、人物画、雕刻、写书，晚年的黄永玉迸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 记者：您有一次感慨，说80年代时间过得太快了，流水一样，说自己现在要是三十岁多好啊，哪怕四五十岁也行。 黄永玉：六十都可以。 记者：假如今天您真的是三十岁的话，您会怎么选择？ 黄永玉：做很多事。写的，画的，但是我不会去玩。人家看见黄永玉这个人挺会玩，但是其实我很少玩，到任何地方我都是去工作的。我到巴黎，两个月时间，我从巴黎铁塔到巴黎圣母院几十里地，每天这么走，背着个包袱去画画。到德国，我的好朋友说你来德国，酒你也不喝，女孩子你也不喜欢，城市你也不爱逛，就是工作，不停地工作。 记者：其实您是把很多别人看来是玩的东西当成您的工作？ 黄永玉：比如说我要“玩”盖房子，盖房子必须要有钱。 记者：所以您要挣钱？ 黄永玉：挣了钱拿来干什么，又不吃喝，又不留给孩子。钱留给孩子，让孩子将来变成一个懒虫？ 记者：您不准备把钱留给孩子？ 黄永玉：不准备。慈禧太后是坏，但是她有一点好，就是留下个颐和园，留下个故宫。我盖个房子，将来可以留给以后的人，以后的人会说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黄永玉 黄永玉把盖房当做一种创作，意大利佛罗伦萨有“无数山楼”，北京有“万荷塘”，香港有“山之半居”。八十岁时，他在故乡凤凰建了“玉氏山房”。有人戏称他是“生命不息，造房不止”。 黄永玉：有一次我跟好朋友说，你看我们这帮人，剩下没有几个了，都吃喝死了，一天到晚讲吃，吃了喝，喝了吃，到一个地方就看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 记者：所以对吃喝不能太讲究？ 黄永玉：吃喝怎么这么重要？还是干活吧。有人说我劳动态度很好。 记者：您能够有今天这些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您干了一个您自己非常喜欢干的事，您可以用全部的精力去干这件事。 黄永玉：事情也是怪，有的人为了钱，老婆孩子总动员，裁纸的裁纸，磨墨的磨墨，不停地画。 记者：像机器一样地生产？ 黄永玉：钱也不多，人也不快乐，因为他没有创作性的快乐。你不要去想这些东西，你认认真真地去画画，很诚心地去画画。你不为了钱，钱就来了，挡都挡不住。 记者：您这一生当中有没有为了钱去干的时候？ 黄永玉：有。 记者：什么时候？ 黄永玉：“文革”以前。那时候年轻，我很认真地工作。晚上上课，上完课了回家刻木刻。 记者：那个时候刻木刻是喜欢还是为了赚钱？ 黄永玉：是喜欢，也为了挣钱。挣五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一个月的很多问题。那时候和现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过日子艰难，两个木刻发表了，十块钱，一个月多十块钱，多好。 记者：那您能不能理解您刚才说到的，有些画家老婆孩子总动员一起帮他画画？ 黄永玉：我理解。理解是新的时期来到了，人们要很多钱，要存钱。 记者：您当年纯粹是为了生计，但今天一些画家是为了钱，因为生计已经不是问题了，这些人可能是为了享受，或者为了更多的东西。 黄永玉：为了安全，不叫做享受。有很多钱，他感到不再贫穷了，不再害怕了。 记者：您有没有为了安全去挣钱的时候？ 黄永玉：没有。因为我不怕，因为我经历太多了。生死之间，我看得比较透，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把人生看淡了。 黄永玉少年时因为贫困，离开了家乡。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江西、福建、上海、台湾、香港。他在砖厂当过小工，在车站做过搬运工，备尝艰辛。漂泊中，不同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都吸引过他，有的甚至成了他谋生的手段。1939年，他发表了第一张木刻作品。1947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华木刻协会。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黄永玉一直与贫困为伴，也一直与美术为伴。在窘困中，他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对此，他一直感恩在心。 黄永玉：我在上海时二十一岁，我的房租一个月是五十块钱，一副木刻的拷贝是五块钱，我要刻十块才能付得起房租。 记者：还得吃饭呢？ 黄永玉：在上海，有一个老人家很喜欢我，我们住在一条街。他喜欢我的木刻，一张张看，说，你给我，我替你送去发表，钱我先垫给你。他都是先垫钱给我，但垫的钱他不一定都拿得回来。我常自问，这样的事情，我今天能办得到吗？ 记者：为什么办不到，您觉得是因为社会环境变了？ 黄永玉：没有这样单纯的关系了。现在我上当的机会很多，人际关系复杂化了。后来我在上海生活更困难了，当地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上海大学毕业的，他的夫人是上海美专毕业的，他们对我说：到我家来，住到我家，我每个月给你点零用钱，你用心看书。他的书房里都是现代书，都是进步思想的书。他说：你看书，看到什么时候要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 记者：真的像一家人一样。 黄永玉：这个不光是帮助，还有感情的灌溉，我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一生中碰到这么多的好人，我很难去报答他们，那么只好对年轻人多做点事。想到当年那个老人家对我那么好，我怎么做才能够比他们更好呢？ 记者：您觉得你还远远做不到那样？ 黄永玉：像唐弢，我感到他不应该以后见了我就躲，以前的事我得感谢他。当时他在上海邮局当高级职员，他帮我解决稿费问题，带着我跑，帮助我给有钱人塑像，好让我拿一点钱。我刚到上海时，意大利华先生说请我看电影，我说太好了。他又问，你有钱坐电车吗？我说没有。他的意思是他有坐电车的钱，但他出不起我的电车钱，就说，那咱们一道走吧。我们两个人就这么走到大光明戏院。 记者：他没有钱，还是对你这么好。 黄永玉：所以这种感情、这种温暖激发人向上，人生就是这样，难过的事情不足道。 记者：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很难再碰到像您那个时候那么好的人际关系了。那么好的老人，像您今天对待年轻人一样。 黄永玉：我只是尽我的力量做一点事。但从情感上来讲，我远远比不上他们。老人家这么动情地帮助年轻人，我比不上。 记者：为什么才几十年的时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黄永玉：解放初期，唐弢有一天到我这儿来，我们谈到一个问题，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在上海在国统区干进步工作，领导我们的像夏衍这些人，还有很多别的同志，冯雪峰啊，都是我们的叔叔伯伯，我们没有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领导、我们的上级，怎么怎么样。 记者：有一种长辈的亲情在里面？ 黄永玉：是的，亲情。除非自己懈怠，自己懒惰，没有出息。还有，我这个人基本的态度是，我不想成群结党，搞个什么画会呀，什么流派呀。二十多年前我的一些学生到美国去了，现在这些人很有名，写信回来说，我们要成立一个画派，我臭骂他们一顿。 记者：怎么骂的？ 黄永玉：我说狼群才需要成群结党，狮子不用。 2004年7月，黄永玉的作品《比我老的老头》出版，立刻成了畅销书。这本书出版前还有个名字《让我们一起变老》。时间的流逝，带走了他越来越多的朋友，比他老的老头一个个离他而去，写作对于黄永玉来说，是一种怀念。 黄永玉：我最近开玩笑想写一本书，书名叫《比我嫩的老头》。很多没有写完的。这些老头有的死了，有的没有死。 记者：准备怎么写呢？ 黄永玉：每一个人的脾气都不一样，都很可爱。在这个时代里，我用特别的角度来写他的经历，没有太多的恨或者是太多的爱，不用写什么我非常爱你，你非常美丽，或者我非常痛苦，你非常坚强，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概念，就写一个活人的经历。比我嫩的老头我要先写我自己，黄永玉先生写黄永玉先生。我第一句话就说黄永玉没有比我老，也没有比我嫩。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根本不是写自己，是写一些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对艺术的看法。 记者：有没有想结尾怎么结呢？ 黄永玉：写文章不能这么写，因为我到底不是作家协会的会员，所以我很自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记者：所以很多人对您最好奇的是，您是怎样成为艺术大家的，能不能学得来？ 黄永玉：我告诉你，很简单。别人问过这个问题。我的一个老同学，初中的同学，说，我都不相信黄永玉是这个黄永玉，我以为是另外一个黄永玉，他读书全学期的总分都不超过一百分，他怎么可以当教授？我的朋友就这么说我。我没有出路，的确是没有办法了，我只好到美院去当教授了。按照正常顺序来讲，我不可能当教授。 记者：为什么您成了今天的黄永玉，别人成不了？ 黄永玉：大概有一种专注的东西在里面。我二十一岁在上海木刻协会做理事，常务理事，干什么呢？每年春秋两季的全国木刻展览，当时布置展览会不像现在，有这个，有那个，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展览会开了几天，收摊收好了，我们到一个俄国餐厅去吃饭。所谓的俄国餐厅是白俄罗斯人开的，在一条窄胡同里，只有几张小桌子。我点了一盆汤，很普通的酱油啊，葱啊，放了点。一个汤，一盆饭，还有几片鸭梨，这样就很享受了。那时候没有饭吃，我到复旦大学，走那么远去找同学，同学念大学，我吃一顿饭再回来。 记者：就为了找一顿饭吃？ 黄永玉：是啊。我唯一的一件西装，是在虹口买的，里头垫的麻垫的草，就这么一件见人的西装，国民党的水龙头一冲，全身是洞，回来一烤，完全变形了。那时候穷得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记者：在这种状况下，您对艺术依然专注？ 黄永玉：所以你说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就靠专注作为生的信念。 记者：实际上是自己的一个犟劲，这点犟劲可能是别人没有的。
黄永玉正在绘画 黄永玉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养狗、造房子、写书，随心所欲。晚年，他的画风变化很大，喜欢用浓烈的颜色，画一些陌生的题材，在画坛以“狂”著称。他的作品，总会引起很大争议。 记者：您希望后人怎么对待您的画，怎么对待您的作品，包括您的文学作品？ 黄永玉：鲁迅先生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死了，这是鲁迅说的，我说，可见鲁迅还想活在人的心上。 记者：您想不想？ 黄永玉：有一次我的孙女、我弟弟的孙女在家乡跟我一起放烟花。过年了放烟花，孩子们问夜空里的烟花是什么，我说那是李太白。那个是李太白，这个是苏东坡。一个一个放，那个是谁，这个是谁。孙女问他们到哪儿去了？我说他们变成星星了，放完了变成星星了。 记者：所以您觉得最好的归宿是变成星星？ 黄永玉：对。变星星。 记者：后人如何评价您，您介意吗？ 黄永玉：没有什么，我自己对自己是知道的。勉强要人家纪念你，那就太没有意思了。 记者：您在沈从文墓碑上的题词是“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如果您给自己的墓碑上题词的话您会题什么呢？ 黄永玉：我也想过。爱。怜悯。感恩。 记者：爱，怜悯，感恩，没有一点湘西人的匪气呀。 黄永玉：没有。爱所有的人吧。 记者：我以为还要有恩仇。 黄永玉：没有了。仇，嘴巴里面讲一讲，就算了。 记者：真要入土的时候，仇就忘了。 黄永玉：忘了。 黄永玉总是习惯于在一种漂泊的状态中画画，写字，刻木刻，交朋友。2023兔年邮票由他执笔。两枚邮票中第一枚邮票名为“癸卯寄福”，用别出心裁的蓝色描绘了一只右手执笔、左手持信的睿智卯兔，仿佛在向人们传递新春的美好祝福。 怪异、荒诞，又带着些许戏谑的蓝兔子形象，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对争议，黄永玉说：“画个兔子邮票，是开心的事。这个兔子呢，大家都会画，也不是专门只有我一个人会画，画出来大家高兴，祝贺明年的新年而已。” 毫无疑问，黄永玉先生是特别之人。他在《我是黄永玉》一文中这样描画自己：不喝酒，不听卡拉OK，不打麻将及各类纸牌，不喜欢向屋内及窗外扔垃圾吐痰。此屋亦不让人拍电影及旅游参观。而有一部书这样形容他：这个世界上也正因为有了黄永玉，才会变得更加好玩一点儿。 愿此生最后能如他老人家所愿，变成星星。 （原文《文化“鬼才”黄永玉》刊于《名人传记》2005年第12期 文/周文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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