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臧雷振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王 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研究生。 仉佳璐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研究助理。 摘 要：关注敏感的社会科学议题是研究者的责任，但从事敏感议题研究绝非易事。这一方面受到受访者参与成本和研究者处理成本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研究对象价值判断的约束，如对议题敏感程度的甄别和对敏感议题资料收集方法的选择等。本文基于敏感议题研究的准备和执行环节，总结甄别议题敏感程度的“特征判断”方法，归纳敏感议题资料收集方法的选择逻辑和使用指南，以期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助推社会科学领域敏感议题研究的发展，深化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认知，拓展社会科学研究议题的选择空间。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敏感议题；应激反应；不伤害原则；统计模型法；情境实验法；大数据挖掘 臧雷振，王 栋，仉佳璐：《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敏感议题：特征判断与应对方法》，《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4期，第36—42页。
当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150年前首创问卷调查方法时，他肯定无法理解，为什么21世纪的研究者足不出户就能访问全球受访者，却为了体现所谓的包容性而被多达20种选项的“性别”类型绊住腿脚。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资料处理正在被精巧的收集方法和敏感的收集内容所改变。前者降低了研究成本，并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收集工具和更高质量的数据结构；后者则在唤起研究者探求新知欲望的同时，导致了更多的无应答或结果扭曲。如今，精巧的资料收集方法正日益丰富，并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但源于社会冲突的、与敏感内容有关的研究议题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探索社会敏感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第一，社会发展中固有的敏感元素，如性别冲突，传染病史、族际政治等，不会因研究者的置若罔闻而销声匿迹，反而会进一步牵动一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走向。第二，秘而不宣的敏感观点，如排外情绪或极端种族主义等，会因受到外部操控而变得更易被社会接纳与表达，从而导致难以预料的社会分化。第三，社会敏感议题的解决有助于促进常态社会发展和社会的包容与稳定，特别是一些游离于法律、道德和伦理边缘或之外的行为，折射出一国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矛盾，探究此类敏感议题有助于增强政策谋划的前瞻性，例如通过加强对高危地区传染病的识别和锚定来遏制艾滋病的传播。除了上述政策和实践层面的价值外，学术层面也彰显出丰裕的价值，层出不穷的敏感议题总能转化为研究者独出心裁的研究课题，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实现学术研究透视社会现象并反哺社会之功能。当然，对敏感议题的关注，亦是学者社会责任、伦理约束、职业要求和公众希冀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然而，即使研究者有志于从事敏感议题研究，潜在的研究困难也将挫伤其积极性。一方面，从研究客体与主体来看，敏感议题研究会增加受访者的参与成本和研究者的处理成本。受访者因参与敏感议题研究所引发的强烈情绪反应，会产生严重的心理负担。此外，受访者还可能因暴露隐私、披露真相而遭受进一步的伤害。也正因如此，研究者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来鼓励退缩的受访者予以合作，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处理应答率低、应答真实性差等问题。另一方面，从研究实施过程来看，敏感议题研究通常会在准备和执行环节发生妨碍研究推进的意外，并最终损害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例如，对研究议题的敏感程度的预判断，资料收集方法的选择和需求评估等在研究实践中可能产生巨大的变化。此时，若基于功利主义的观点，研究者为确保最小研究价值高于最大研究成本，会在敏感议题研究上斟酌再三或止步不前。 尽管敏感议题研究中的复杂性和梗阻会使研究者无所适从，但避讳有争议的议题或忽视方法论上的困难，亦非社会科学研究者应有的态度。鉴于此，从对受访者参与成本和研究者处理成本进行控制出发，本文立足于敏感议题研究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重点关注议题敏感程度的甄别办法和敏感内容、资料收集方法的选择逻辑，以期提升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具体而言，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究：一方面，比较甄别议题敏感程度的差异化策略，归纳“特征判断”方法的应用标准和注意事项，强化研究者开展敏感议题研究的谨慎性、警觉性和敬畏心理。另一方面，形成经典方法与新兴技术相结合的敏感内容资料收集工具箱，减轻受访者因参与敏感议题研究而产生的应激反应，鼓励研究者在践行不伤害原则的同时提升资料收集成效，最终孕育出更多有价值的敏感议题研究成果，促进新时代社会更加包容、稳定发展。 在研究的准备环节，研究者出于顺利开展研究的考量，有必要事先评估研究议题的敏感程度。然而，这一操作并不简单。虽然有些议题表现出更明显的敏感特质，如涉及个人隐私、饱受社会争议、有悖社会准则或政治正确、关涉不愉快的个体经历，以及被视为神圣象征的研究对象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任何议题都有敏感化或脱敏化的可能，西方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同性婚姻态度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如何在客观科学的基础上甄别敏感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快速且安全地研究“雷区”的前提和保证。 不过，敏感似乎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感受，研究者常因太过共识而省略其释义。当社会科学研究者谈及邪教、虐待等议题时，往往能自觉意识到其敏感点。就连自称没有“情感与意见”的ChatGPT在被问及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时，也会突然敏感地“顾左右而言他”。这些意会式的主观评价，是心理学家巴内特（Barnett）等人用以辨别议题敏感程度的两种常用策略之一——后验解释，即由研究者（或受访者）在业已形成的对话中自我判断该议题是否敏感，但最终结果是，他们都很难认同对方关于敏感的理解和解释。 随后，巴内特等人总结的第二条策略更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参考与某些标准相关的解释”。具体来看，这些客观标准又可以分为经验性标准和理论性标准。 对于经验标准，研究者更习惯称之为定义。例如，在定性研究中，敏感议题被认为与私人、情绪化的内容有关，通常存在于交谈双方的亲密关系之中，或者仅发生于安全的环境之中。在心理学研究中，当一个议题需要用社会上不受欢迎的话语回答，且受访者必须承认其违反了社会规范时，这个议题就是敏感的。在组织行为研究中，强调敏感议题就是使讨论者不舒服、同社会主流语境错位、与其说出来不如保密的议题。总之，凡是因涉及隐私或私人利益而不便向外界透露的内容均具有敏感性。不过，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差异或研究者迥异的人生体验，当前尚无法形成公认、普适的敏感定义。也就是说，经验标准仍然不是化解此类问题的良方。 于是，理论标准，即“特征判断”方法，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接纳。它通过审查某些议题是否表现出通用的敏感特征，来决定给其贴上还是撕下“敏感”标签。例如，侵扰性、危险性和污名化被认为是敏感议题的常见特征。侵扰性指侵犯受访者的隐私，让受访者感到羞耻，或在不适当的时机接触受访者。此时，无论其答案是什么，都不关研究者的事。危险性是敏感议题资料内容泄露的伴生后果。轻则给受访者带来批评和斥责，如青少年受访者的饮酒行为被其父母知晓；重则却可能导致受访者陷入法律诉讼的泥潭，甚至面临性命之忧，如受访者走私违禁品行为的曝光。污名化是社会主流群体对受访者特定行为（身份、态度）的刻板印象和负面标记。如传染病感染者或病毒携带者在社区生活中会因为违背社会期许而遭受社会斥责。 值得注意的是，议题的敏感特征并非恒定不变，在时空上往往具有突变性，需要综合考虑与之有关的全部情境和语境。例如，“小镇做题家”这个曾被寒门学子拿来自嘲的称呼，却在2022年一系列社会舆论事件后变得异常刺耳且充满讥讽。因此，一项研究议题的敏感程度不仅仅与其主题有关，还与其社会背景、时空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会因对话发生的地点、时机、交流方式和参与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在跨文化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不同族裔的认知差异会导致受访者对酒精消费调查表现出迥异的敏感反应，一些受访者可能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因为其信仰将酒精视为禁忌。总之，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掌握议题敏感程度“特征判断”方法的同时，仍要时刻保持谨慎、警觉和敬畏的态度。 在敏感议题研究的执行环节，研究者应当注意资料收集方法选择的目的性。由于敏感议题研究离不开在受访者的现实生活中收集资料，而敏感议题本身的侵扰性、危险性和污名化又会引发受访者的应激反应，所以根据议题选择合适的资料收集方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一般而言，受访者的应激反应表现为脆弱性、理性计算和破坏性，依据具体情况合理运用经典方法中的问卷、访谈和观察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一）避免受访者暴露脆弱性的问卷 在敏感议题研究中，受访者的脆弱性来自研究者突然“造访”所产生的压力。他们害怕曝光自己在物质、身心、地位或机会上的劣势而通常选择三缄其口或闪烁其词。这种应激反应不仅会对受访者造成二次伤害，而且会延缓研究资料收集的进展。为此，研究者可以通过强调问卷的隐私保护原理和受访者填写问卷的独立性予以应对，这是一种安抚受访者情绪、放松其戒备心理的策略。首先，问卷通常保证较高的匿名性，覆盖广泛的样本对象，让受访者尽可能地与其应答结果脱钩。其次，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网络链接等实施的自陈问卷，能够缓解受访者被外人“凝视”的不安感。最后，问卷设计的封闭式问题限定了受访者的回答范围，减轻了其对隐私细节泄露的担忧。 （二）淡化受访者理性计算本能的访谈 在敏感议题研究中，受访者的理性计算使其因为议题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而对问题不如实作答，这可能导致受访者不符合社会期许或社会规范的行为不能充分披露。但站在受访者的立场来看，他们有趋利避害的选择自由。不过，研究者也可以基于受访者对自己权衡能力的过度自信，通过多种类型的访谈鼓励其表达真相。例如，凭借视觉媒介将受访者引向敏感议题的深度访谈，依靠环境动力激发个体讨论兴趣的焦点小组访谈，提供肢体语言、感官反馈等非语言线索的面对面访谈，以及借助互联网突破时空限制、保持受访者匿名状态的网络访谈等，都可以淡化受访者因理性计算所带来的研究干扰。 （三）降低受访者应激破坏性的观察 在敏感议题研究中，受访者的破坏性正是因为其“脆弱性”和“理性计算”而导致研究者高估或低估所研究的行为（观点或对象），进而得出错误的变量关系和研究结论。因此，如果研究者有办法减少同受访者的交流，直接自行获取目标信息，那么资料收集的信度和效度将极大提高。观察就是这样一条有效途径。一方面，研究者可以通过参与式观察，沉浸式体验受访者的群体文化、价值观和行为，缩短社会事实与客体主体化的差距。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可以通过非参与式观察，远离受访者所处的情境，以旁观者的身份客观记录，保留被观察对象的自然状态，避免引发受访者的应激反应。 在敏感议题研究的执行环节，还有一套面向技术需求的方法选择逻辑。鉴于敏感议题研究更容易受到伦理指责，研究者在关注资料收集效果的同时，还应践行基本伦理准则，其中不伤害原则是最低要求。随着学术界伦理倡议的更新，不伤害的对象也从受访者一方扩展到研究参与双方，如何选择对受访者和自身伤害最微弱的资料收集方法，成为研究者新的技术需求。本文将跟随相关方法的发展脉络予以解答，并给出具体的使用指南。 （一）避免受访者受伤害的方法路径 在敏感议题研究中，研究者之所以会伤害到受访者，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执着揭露社会真相的行为暴露了受访者的隐私。受访者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被动地分享了自己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可能使受访者遭受原本不会发生的指责、惩罚、报复或歧视等。因此，如果研究者能够在采集信息的同时，做到让受访者“说了如同没说”，不干扰其原本的生活轨迹，就能够减轻甚至避免伤害。 1.用噪声模糊受访者的选择与事实——统计模型法 在此类方法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引入可控制的噪声来确保较高的隐私保护度。除了受访者本人之外，其他人无法了解特定个体的应答情况，从而降低了受访者因被他人知晓或泄密内情而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具体来看，主要有两种实现途径：交叉模型和随机应答技术。 交叉模型（crosswise model）就是通过非敏感问题的已知概率来估计具有敏感特征的受访者的比例。具体来说，受访者会被展示两条陈述：一条是涉及敏感议题的言行，另一条则是非敏感项目（如生日月份等）。他们只需要回答“A”（两条陈述都符合/都不符合）或“B”（其中一条陈述符合）两个字母之一即可。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事先询问控制组中的受访者，获取非敏感项目的发生概率，进而计算出实验组中受访者与敏感言行相关的可能性。 而随机应答技术同样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其旨在使用随机化工具（如抛硬币、摸球等）使受访者以可控的概率回答敏感问题，从而估计敏感人群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本文着重介绍其中的典型模式：沃纳（Warner）模型、西蒙斯（Simmons）模型和博鲁赫（Boruch）模型。 沃纳模型是随机应答技术的发端。n位受访者在数量不等的红绿球箱中自行摸球，再根据相应条件回答“是”或“否”（如果n较大，则有放回摸球和无放回摸球等效）。其中，红球对应敏感问题（A），绿球对应敏感问题的否定表述（
西蒙斯模型将对照问题（
博鲁赫模型使用更复杂的随机化工具代替对照问题。受访者需要同时投掷两颗骰子，并按相应条件回答“是”或“否”。当投掷结果相加为2、3、4时，其必须回答“是”；结果为11、12时，必须回答“否”；结果是5~10时，则必须就敏感问题诚实回答“是”或“否”。研究者并不知道“是”的含义，但预先掌握了每种投掷结果的概率。由此，具有敏感特征人群的比例，大致等于受访者回答“是”的比例与受访者投掷结果为2、3、4的概率差值。 此外，还有摩尔斯（Moors）模型等优化变体；超越敏感特征二分限制（是/否）的多项化选择（满意、一般、不满意）多样本模型；关注频率敏感性、数量敏感性问题的替代方案，如，您多久向慈善组织捐赠一次。未来，随机应答技术还将与访谈、问卷相结合，并在数据关联、模型拟合等方面继续改进。 2.用“假设（if）”分割受访者的答案与生活——情境实验法 在此类方法中，研究者通常会预设一个虚构的情境和前提条件，让受访者基于反事实应答。如此一来，即便受访者暴露出其本质想法或习惯言行，也可以开脱为特殊语境下的偶然反应。这样，受访者的真实答案就与其现实生活脱离开来。 如在列举实验中，受访者会看到一组包含多个假设情境、想象言行、模拟态度等的陈述。具体区别是，实验组陈述中包含敏感选项，而控制组陈述则直接删除该选项或替换为其他非敏感选项。在受访者报告其参与过或认同的选项数量后（无需具体说明所指内容），研究者会通过计算均值差（ 与列举实验仍需调动受访者的显意识来回答不同，背书实验（endorsement experiment）转向从受访者的潜意识中挖掘真相，更有利于减轻受访者的主观抗拒心理。背书实验借鉴了心理学研究成果，人们倾向于因为他们更信任的A（某人、某组织、某事）的背书，而改变对B的看法，即所谓的爱屋及乌。在背书实验中，两组受访者都被要求发表其对B的态度（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无所谓、满意、非常满意），但只有实验组受访者会被提前告知A对B的背书。这段背书内容并不一定与社会事实相符，但其代表的角色、引导的方向、发生的背景正是研究者关注的敏感议题。例如，在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中，是政府、公共知识分子还是自媒体，在公众心中起到了意见领袖的作用。最后，研究者将通过比较受访者对B的态度差值，发现其对A的真实立场。 由于前两者仅能辨别受访者对敏感议题的态度，而不易于深入分析其影响机制，所以析因调查实验（factorial survey experiments）逐渐兴起。受访者会遇到一个假设情境的文本描述或视觉刺激，每个情境包含一个或几个显著变化的敏感特征，而被分配到相同情境（考察不同受访者）或不同情境（测试同一受访者）的受访者，被要求评价该情境或对其预期行为发表意见。该方法允许研究者模拟自然实验中难以搭建的场景和难以控制的变量，在可控风险且成本低廉的条件下采集受访者多维决策的表现，并帮助其克服社会期许偏差。具体案例如：“您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的经理，您公司研发的新能源汽车（成本为c）尚未获得上市批准。但某位主管官员表示，如果您愿意支付一定酬劳（金额为b），就会缩短上市审批流程，且有概率（q）获得政府采购订单。不过，这种行为有被公众检举揭发，并导致这位官员和您的公司面临诉讼的几率（p）。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向这位官员行贿的可能性是多少？” （二）避免研究者受伤害的方法路径 反身性导致的替代性创伤是研究者面临的典型风险。当研究者对其研究议题有强烈的感受或亲身经历时，很容易对其健康构成威胁。无力地旁观、疲劳的同情和职业的倦怠将导致研究者深陷内疚、无助和愤怒。这种心理伤害对于初涉敏感议题的研究者来说尤其常见。所以，在其学会情绪着陆技术之前，将信息采集对象抽象化、虚拟化、数据化，可以起到自我保护作用。毕竟，受访者通过网上冲浪和使用数字服务产生的信息，既具有挖掘研究价值的潜力，也能够减轻研究者的共情负担。 网络大数据挖掘就是这样一种信息采集技术，它将受访者的主体性和独特性解构为一系列“数字人格”。研究者只需要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就能重现与关注对象匹配的角色、言行和情境。例如，使用“脸书”或谷歌搜索中的“痕迹”来研究LGBT群体的自我认同问题，以及结合大数据挖掘与传统民族志研究的网络志（netnography）研究方法。研究者通过“定义领域、选择社区、观察收集、解释分析、伦理检验和公布结果”这一套系统操作，就能够实现在数字社区探寻敏感议题的目标。此外，该类方法可以有效规避统计模型法与情境实验法中受访者潜在的指令不依从行为，从而降低扭曲敏感度估计值的概率。未来，提升大数据挖掘的因果解释能力和机制分析能力将更好地服务于研究者的工作。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敏感议题以其特有的学术价值激励研究者不断拓展新视阈、探寻新对象、采取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知识。本文意在通过解决社会科学领域议题敏感程度难判断和敏感内容资料难收集的问题，深化社会科学认知，拓展科学研究空间，帮助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好地了解社会演进历程，启迪人类未来发展。其一，指出甄别议题敏感程度的“特征判断”方法，帮助研究者根据侵扰性、危险性和污名化特征来确定研究议题敏感与否，并提醒研究者注意敏感特征在时空上的突变性，时刻以谨慎、警觉和敬畏的态度开展相关研究。其二，识别受访者因参与敏感议题研究而引发的应激反应，启发研究者为避免受访者暴露脆弱性应选择问卷方法，为淡化受访者理性计算的本能应选择访谈方法，为降低受访者应激反应造成的破坏性应选择观察方法，从而证明经典方法在敏感议题资料收集方面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延缓其“生存危机”的到来。其三，回应研究者通过践行不伤害原则来提升资料收集效果的技术需求，介绍防范研究者伤害受访者的统计模型法和情境实验法，以及保护研究者免受反身性伤害的网络大数据挖掘，最终实现降低敏感议题研究准备和执行环节中受访者参与成本和研究者处理成本的目的。不过，无论研究者选择单一方法还是混合多元方法，都应坚守规范化理念与质量意识，以确保研究结果的透明度、可靠性与可复制性。 总之，关注社会敏感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但做好敏感议题研究绝非易事，研究者不仅要平衡研究成本与研究价值，而且要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推动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螺旋上升。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关怀本就是一对“孪生子”，如果研究成果没有时代的影子，那任何研究行为都将失去现实意义。未来，从事敏感议题研究的学者可以将关注重点放在国际社会、政治、经济体系变革背景下的多元话语碰撞，人类社会数字化大迁徙趋势下的新兴秩序建立，疫病、战争、饥荒等灾厄威胁全球生命危机下的科学应对策略，以及科学技术发展颠覆常规认知风向下的基本道义坚守等。  |
|
|
来自： heshingshih > 《实践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