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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历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盖棺论定”也只是相对和暂时的，历史对于某些人物的评价总是呈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状态。 高敬亭，这是一个对于现代人来说几似陌生的名字。他少年参加革命，一度是鄂豫皖根据地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红军长征后，他率孤军坚守大别山，坚持红旗不倒，居然开拓出一片天地。然而，重新组建新四军后，他自恃功高，不服从中央和上级的命令，终于酿至杀身之祸，1939年6月被叶挺以“反党”的罪名枪决。 三十多年后，军委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高敬亭一案重新审查，认为高“功大于过”，给与其平反。 高敬亭1907年出生在河南新店县郊董店，由于家境贫寒，他只上了六年学就在家跟随父亲种地。长大后，受同学梅光荣的影响，高敬亭参加了革命。 黄麻起义后，高敬亭参加了红军，并于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光山县苏维埃主席。1931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边区后，由于工作能力突出，高敬亭被越级提拔到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层，此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苏维埃粮食委员、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等要职。
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反四次“围剿”失利，西进川陕，高敬亭率部分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保护大批苏区群众由豫东南撒退到皖西。之后，鄂豫皖省委重建红二十五军，任命高敬亭为七十五师政委。在郭家河、潘家河和杨泗寨等战斗中，高敬亭带领的红七十五师，英勇顽强，屡建战功。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然而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通知高敬亭。高敬亭带领的不倒一千人的部队顿时成了一支孤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后来才得到上级命令：坚守大别山，开展武装斗争。 在万分艰难的情况下，高敬亭率领部队转移到太湖县凉亭坳，在此地重建红二十八军，重新打起红旗。在后来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带着这支重建的红二十八军，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击退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清剿”，成功的保卫了大别山区，国军虎将卫立煌见他都头疼，拿他没办法。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高敬亭与卫立煌进行谈判，将部队番号改为“鄂豫皖抗日工农联军”。此后，中央陆续派遣几批高级干部来到这支部队，加强党的领导。 1937年10月，国共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变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奉党中央、军委中央命令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此时，高敬亭手下有3000多人，为新四军各支队中实力最雄厚的一支。 1938年3月，高敬亭带领四支队挺进皖西流波疃，之后在对日的战斗中连续取得了胜利，不到半年时间队伍扩充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
然而此时的高敬亭自恃功高，个人主义膨胀，对待上级派来的人员不服从、不听指挥，并开始与中央讨价还价。 最初，中央派郑位三到“抗日联军”担任政委，郑位三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时的老上级，高对郑本也尊敬有加，但是一次郑位三批评高在肃反时所犯错误时，高拒绝接受，并大为光火，后来竟然拒绝郑在军队中任职。 为了尽早让第四支队进行改编，中央只好调回郑位三，另派戴季英等人到四支队。戴季英在几次肃反也都是一员“干将”，与高“半斤八两”。在会议上，戴季英传达中央指示，要求四支队东进皖东，开辟敌后战场。然而高敬亭不愿意离开大别山，与戴季英闹僵。 当夜，高敬亭把与戴季英关系密切的四支队机要秘书江腾蛟逮捕，以“肃反”为由进行拷打。江腾蛟半夜趁看守不注意翻墙逃了出去。戴季英深知高敬亭“手段厉害”，怕他再以“肃反”为由将其除掉，于是深夜带领派遣干部集体奔逃到高敬亭控制不了的四支队八团，这就是“新开岭事件”。 高敬亭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拒不执行中央关于继续“东进”的指示，大搞阳奉阴违这一套，最终自食苦果。 其实，中央对于高敬亭还是比较看重的，项英等人也多次向中央电示高的问题，协商解决方法。中央也多次派出高级领导，如张云逸、叶剑英等人来到四支队传达上级指令，希望高敬亭尽早遵守中央命令。 为统一对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1939年4月底，叶挺带领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到江北。5月5日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 5月20日，四支队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各带一个警卫班叛逃，并登报公开反共的严重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虽然此时没有证据证明与高有关，但此时促使上级下决心彻底解决高敬亭问题。
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电给重庆的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 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场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审查。 随后，东南局书记项英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别发出要求枪决高敬亭的电报。对于高敬亭，国民党一直悬赏其人头而不可得，如今岂有不准之理，白崇禧当即回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6月21日至23日，在叶挺、邓子恢等主持下，连续召开了三天反高斗争大会，最后高敬亭的行为被定性为“反党反中央”。6月24日上午8时，高敬亭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被叶挺的警卫班枪决。 事后，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文中称，“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 反思高敬亭的悲剧，除了他本人性格的原因外，当时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自恃功高，不服叶挺的领导，对于自己只做了新四军四支队领导一事耿耿于怀。实话讲，高敬亭从1929年参加革命，到鄂豫皖根据地，再到大别山游击战争，十年来一直风餐露宿，确实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艰辛。 而他可能心里认为，叶挺自广州起义后就一直在海外，虽然在革命上是“前辈”，但为革命做的贡献未必比自己多，这是他不服叶挺的主要原因。表现在外，就是不执行上级的命令。 其实高敬亭没有看到，彼时叶挺作为党外人士，也只有他是国共双方都能接受、都能放心的新四军最高指挥的人选。除了叶挺外，另外的人带领这样一支军队在离南京不远的地方，蒋介石能干吗？
（高敬亭 左 项英 中） 其次，1938年4月张国焘叛逃延安后曾经联络过高敬亭，当然高敬亭还是有非常强的原则性的，他不可能跟张国焘走的。然而，他毕竟是张国焘越级提高的干部，这难免不产生上下相疑的感觉。 另外，对于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到其他地方发展，高敬亭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军队与根据地的关系犹如鱼和水的关系，离开了皖西后，当地肯定会被桂系占领，而且能否在新环境顺利占住脚跟也是个问题。 最主要的是，在后来处理高敬亭的时候，彼时的新四军高层没有人替他辩护，而他原来的老领导们也处在“艰难”的时期，自顾尚且不暇，哪里有功夫替他辩冤屈。 所以，高敬亭只能死了。 1975年1月10日，已经长大成人的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党中央澄清高敬亭被杀的原因，并做出结论。毛泽东此刻正在病中，数十年的历史却依然清晰地映现在他的脑海中，于是他立即批示给汪东兴：建议军委中央讨论高敬亭一案。 后来汪东兴将调查结果向主席汇报，说未查到中央批准处决高敬亭的文电，但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主席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该通知称：“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 1980年4月，高敬亭的家属在政府协助下前往合肥青龙场，找到了高敬亭的遗骨，并在合肥市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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