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做客《十三邀》，普通人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

明日大雪飘 2023-06-16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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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单向街书店

“成都是个大茶馆”，当地人以成为一名“茶客”为荣，而茶馆实际上也是一个微观世界。本期《十三邀》，许知远跟随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坐进观音阁、望江楼，在锦城最地道的几处茶铺重新发现这些被刊落的过去。

茶馆中的人，一回生，二回熟，几乎社会上出现的一切问题在这里都能看到。王笛以此为基点去讨论公共生活中的个体交流，引起的不仅是历史学界的关注，也让更多读者开始留意历史故事中帝王将相之外的世界。

许知远关注王笛的研究多年，读完《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他在播客中分享道：“我们在观察一个社会变迁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台面上那些著名的官员、变革者、知识分子，还要看到前场那些印象中'面无表情’的大众，他们似乎从未被认真书写。”

日常意味着重复，它们被现实生活遗忘，更被历史遗忘。历史记述、历史书写在对特定节点、关键人物进行强化的同时，常常淡化乃至排斥对日常的关注。上溯到《春秋·公羊传》中的“常事不书”，这种写作机制带给人们的记忆与遗忘，是国内史学传统难以摆脱的影响。

但文明是由每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人共同建构，这不仅是历史书写的问题，更是历史接受的问题。

从茶馆到袍哥，王笛开玩笑说，“写完他们才能死”。到底了解过去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对我们今天来说，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

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本期重点笔记

史观（Conception of history）

指看待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常见有帝王史观，即强调个别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阶级史观，即从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等不同的群体入手讨论历史发展；文明史观，即以“人类社会史本质为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为研究出发点。在不同时代，主流史观及范式随研究深入有不同程度转向。历史学进入现代，中国历史研究受西方影响逐渐摒弃王朝断代史的旧章，日益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认识过去发生的人事物。

从「事件」到「日常」

以历史学家兰克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到布罗代尔强调结构化关系，将事件贬为“瞬间“、“尘埃”，更为晚近的学者们力图突破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的对立，将日常生活纳入到考察范围。

袍哥与秘密社会

袍哥指的是四川的哥老会，是从清朝到民国时期，在当地影响最为深广的秘密社会组织。“袍哥”一词的来历一说与关羽有关：曹操把关羽留在帐下，给了他不少华贵的衣服，但他总是穿着结拜兄弟刘备赠予的旧袍，因此人们把结拜兄弟称为“袍哥”；另一种说法是，“袍哥”一词来源于《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意思是“同一袍色之哥弟也”。

街头文化

王笛以此作为攻读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选题，最终出版《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内容主在讨论晚清民国成都的市井生活如何在当时的现代化潮流中经历转型，勾勒出与以往现代化进程关注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历史叙事。

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

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哈贝马斯于1962年出版《公共领域的结构化转型》主要聚焦于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最先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随后传遍十九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大众媒体的私人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的社交网络。

中国社会的公与私

清末以来，国族想象是从公领域的重整出发，进而触及私领域之界定（如个人自由与权利），群体生活的礼教与个人利益的表达充满角力。中西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是否有公共领域持多种态度，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公、私观念的演变不能勉强与西方的「public」、「private」相等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解个体与群体概念在数百年来的推翻与重建。

关于袍哥的延伸阅读

袍哥在四川分布非常之广，到底广到什么程度？有的说有一半的人是袍哥，有的人说2/3的人是袍哥。194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廖泰初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根据他的调查考证，他认为成年男子的70%以上是袍哥的成员。

▲ 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

廖泰初1947年发表的英文论文

为什么在四川有这么多的袍哥？可能和四川前期的历史分不开。大家知道“湖广填四川”，大量的移民进入四川，相较于南方传统的大家族，四川的宗族控制相对薄弱。宗族的力量不大，民众依靠谁呢？就依靠像袍哥这样的社会组织，这样给它留下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现实生活中的袍哥到底是什么样呢？在194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女大学生，叫沈宝媛，到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进行田野考察，写下了这个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这个报告完成以后一直封存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

▲青年沈宝媛和她的毕业论文封面

王笛在袍哥的研究中实际上分析了两个人，一个是沈宝媛，一个是袍哥副首领雷明远。

先来看雷明远。沈宝媛描述了她第一次见到雷明远的情况：戴着墨镜，烫着头发，手拿折扇，穿着黑色丝绸的衣裤——这是典型的中国影视作品中的国民党特务的形象。

但他的身份只是一个佃户，租地主的田。但他却从来不下田，还雇了一个长工、四个短工，还有一个使女。大家想想，这和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简直联系不到一起，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自由劳动力，任何一个他都归不进去。

他在地方上得到的威望和权力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他的武艺。在20年前，他曾经带领袍哥兄弟平定土匪，为地方的治安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所以他有这样的威望。

他作为袍哥的副首领，实际上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所以沈宝媛说他是“瘦袍哥”。但是他又要摆场面，小兄弟们经常在他家蹭吃蹭喝。而且在场上见到了客人总是要邀请吃茶喝酒，如果别人不愿意他还不高兴。

▲ 乡村茶馆，茶馆经常是袍哥活动的据点

甘博摄于1917-1919年间

沈宝媛的报告描述了一个袍哥从盛到衰的过程：他是一个剿匪英雄，但最后变成了一个鸦片烟鬼；喜欢宴请客人，但是老婆经常都没有钱买菜；他对家人非常凶狠，但是对从城里来的大学生沈宝媛她们非常客气；他是一个佃户，娶了两个老婆，还想娶第三个，由于二老婆的强烈反对才作罢。

因此，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判定像雷明远这样一个复杂的个体。如同雷明远一样，袍哥这样的秘密社会组织，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复合体，如何判定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和作用，经常需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揭示这个组织和人物的真面目。

为了更多地了解雷明远，王笛从2014年开始，开始寻找沈宝媛。结果发现她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创始人沈祖荣的女儿，而且沈氏家族在中山大学还建立了奖学金。她最后一次在媒体露面是2012年。

后来王笛经过各种周折找到了沈宝媛的电话，他非常紧张，结果却很失望，因为沈宝媛说她已经失掉记忆了。

王笛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在沈宝媛1946年完成这篇报告以后，中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在长期的历史时间里面，她的思想会发生变化的。如果沈宝媛今天还记得曾经的调查，她再讲述这个70多年前的故事时，很可能会加进后来的理解和看法。

所以当王笛现在利用沈宝媛在1945年做的调查、1946年完成的报告，通过这个历史原本的记录来分析袍哥首领，来看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当时对袍哥的看法时，或许最接近真实的历史。

王笛微观史研究延伸阅读

王笛以街头文化作为攻读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选题，最终出版《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还出版了《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展示了从一座城市的小单元去发现城市文化魅力的重要性。

生活于微小单元的底层大众不仅创造了城市文化的有机形态，还赋予了它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旺盛的生命力。只有重视这种地方的，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使城市在未来走出千篇一律的困境，发展出自己的个性。

而文学和图像里就藏着关于大众在街头发生的真实日常故事，表达着民众对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认同。

比如，从竹枝词里可以看老成都的日常生活。

“名都真个极繁华,不仅炊烟廿万家。

四百余条街整饬,吹弹夜夜乱如麻。”

“鼓楼西望满城宽,鼓楼南望王城幡。

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北望号营盘。”

“文庙后街新茶馆,四时花卉果清幽。

最怜良夜能招客,羊角灯辉闹不休。”

比如，在小说中可以看老成都的茶馆讲理。

李劼人在《暴风雨前》描述了人们在茶馆里“吃讲茶”(又叫“茶馆讲理”)的情景:

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如其两方势均力敌,而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你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你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差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烂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可惜自从警察兴办以来,茶铺少了这项日常收入,……这就是首任警察局总办周善培这人最初与人以不方便,而最初被骂为周秃子的第一件事。

所谓茶馆讲理,就是人们有了纠纷,无论是邻里打架或者是关于财物争执等,人们就会请一个中人,大家到茶馆里吃茶解决。李劼人描述了茶馆讲理的另一个方面,即茶馆讲理经常可能发生斗殴,人们把茶馆里的桌椅拿来当武器,档案和报刊中确实有不少这类资料。比如斗殴毁坏茶馆财产,茶馆老板拟出了清单,上面记录了多少付茶具、多少桌椅毁坏了等,要求赔偿,印证了李劼人的这个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