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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董其昌《行草书应制诗》巨卷，纵46公分，长为907.5公分，为董其昌书作中尺幅较大者。此作董其昌行草书应制诗三种，分别是韦应物《兴庆池侍宴应制》、苏颋《侍宴安乐公主山庄应制》、苏颋《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所谓应制诗，是臣僚奉皇帝命书所作、所和的诗，内容多为歌功颂德，缺乏真情实感，所以佳作名篇甚少，也因此，此卷行草书应制诗是董其昌传世书迹中难得一见的作品。 董其昌（1555-1636）行草书应制诗 手卷 水墨纸本 46×907.5cm
1.“中华文物集粹—清玩雅集收藏展”，台北历史博物馆，1995年8月。2.“中华文物集粹—清玩雅集收藏展”，故宫博物院，1995年9月。1.《中华文物集粹——清玩雅集收藏展》，第74至75页，北京故宫博物院，1995年。2.《中华文物集粹——清玩雅集收藏展》，第74至75页，台北历史博物馆，1995年。1.佳士得《中国名画》专场封面，LOT40，纽约，1991年5月。2.邹兰生旧藏。邹兰生，四川安岳人，喜收藏，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刊《全蜀艺文志》。
本作钤印“宗伯之章”“董氏玄宰”，“宗伯”为官名，明清之时为礼部尚书俗称。周朝始置，又称宗人，礼官之长，卿爵，是掌宗室礼法及宗庙社稷祭祀礼仪。《国语·周语上》：“宗伯九之，王则大徇。”韦昭注：“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礼。若王不与祭则摄位。”《周礼》列为六卿之一，为春官之长。有大、小宗伯之分职，即左右侍郎为小宗伯（少宗伯），礼部尚书为宗伯或称大宗伯。或许明代官员仕宦对于艺术创作都有某种偏好，习惯于在书画作品上钤盖代表自己官职的印章。
 董其昌《行草书应制诗》“宗伯之章”印
当然，在董其昌内心，对于官场是有着期许和渴望的。1606年董其昌在湖广提学副使任上，自行其是，不徇私情，一些有势力的家族煽动学生闹事，致其黯然离职。1611年他为吴正志画了一幅《荆溪招隐图》(美国翁万戈藏)，两年后补加题款云:“今年予自田间被征，与澈如同一启事(即被征同样官职)。予既已誓墓不出，而澈如亦意在鸿冥。”这位“誓墓不出”的董其昌，不但鼓励好友出仕，一旦他自己被授以理想的职位，又重新萌发到政治舞台施展才华的强烈愿望。但从他几次复出的状况可以知道，董其昌对官场的明争暗斗并不能周旋自如。复出是他的渴望，乞归也是他的主动要求。随着年龄增长，董其昌的艺术倾向逐渐胜过政治倾向。为官时无心政务，日日把玩书画；退隐时又要标榜官员身份，一直把官称印章钤盖在作品上。出则思入，入则思出，这就是充满矛盾的董其昌。比如，1592年董其昌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开始有资格自称“太史氏”，故其用于书画上的印章有“太史氏”；1594年皇长子朱常洛出阁，董其昌为将来的光宗皇帝作侍读讲官，其印章“知制诰日讲官”便为常用印；1624年，天启皇帝下旨，董其昌得进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因礼部侍郎可称为“少宗伯”，所以董其昌用印有“宗伯学士”；1625年，董其昌拜南京礼部尚书，其常用印为“宗伯学士”“宗伯之章”或“大宗伯印”。《董其昌系年》记有《董华亭书画录·仿梅花道人笔意》行书款云:“客有持梅花庵主画见视者，赏玩之佘，寻绎为此。癸亥中秋九日，玄宰识。”按:（此图）押“宗伯学士”“董印其昌”二图章，前印似为后来所押。万历癸亥为1623年，此时董其昌还未能成为“少宗伯”，因此，此论断无误。《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天启）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时政在奄（阉）竖，党祸酷烈，其昌深自引远。逾年，请告归。”天启五年（1625）初，董其昌赴任南京礼部尚书。其一路顺水而下，赴任之后，大部分时间居于江南，而此时的北京，魏忠贤已窃国柄，于上一年处死杨涟之后，又将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章等，牵入熊廷弼案中处死。毁“东林”“首善”书院，一时冤狱四起。在残酷镇压的同时，命阉党顾秉谦等修《三朝要典》，尽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极力诋毁东林党人及正直朝臣。又命拆毁全国书院，禁止讲学，压制言论。1626年初，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下，董其昌请归。《容台文集》卷五《引年乞休疏》:“奏为引年乞休以安愚分事。臣闻无遗寿考，圣王所以礼贤也。不能者，正臣子所以自量也。臣年三十五岁中己丑进士，改翰林院编修。又六年，升湖广副使，奉旨以编修养病。又六年，起湖广提学副使，在任一年六个月。岁科俱遍，外官无告病之例，致其仕归。科臣拾遗吏部侍郎杨时乔奉旨留用，又三年，起补福建副使，在任四十五日，南科黄起龙拾遗、吏部尚书孙丕杨仍咨臣供职，臣已先告致仕。自此安于肥遁，虽时有山东登莱道、河南彰德道、汝州道之推擢，臣皆悬车不赴，家食二十年有余矣。恭遇皇上念先帝凭几之命，叙讲读微劳，起臣太常少卿，游列宫詹。又以《泰昌实录》成，叙纂修微劳，升臣今职。荣宠逾涯，梦想不到，即当控辞以安愚分。所为冒病间关，匍匐入都者，因编摩书册当赴阙恭进；赠荫殊恩，当赴阙祗承耳。今则二 竖交侵，五技皆尽，虽报国之忠摩展，而引年之典已及。臣能乞身于彊壮之日，而敢趟趄于漏尽之时乎！且夫隐鳞藏羽，充物九衢，昔之缁衣，几为貂续。郭隗有言曰，致士请自臣始。亦曰：省官当自臣始。实内暌于疏庸，外迫于疾病，披露腹心，毫无矫饰者也。惟敕下吏部，允其放归。臣得以余年同击壤之民共歌帝力，而祝圣寿之无疆，臣不胜感激之至！”《引年乞休疏》更像是人生总结，董其昌陈述了自己的宦海沉浮，然后感觉身心俱疲不足以为朝廷效命，故请辞。或许是天启皇帝皇恩浩荡，或者是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董其昌的请归奏疏便被批复，很快董其昌便被批准致仕。主动的或者被动的隐居逍遥生活，董其昌更乐于悠游、访友与艺术创作，董其昌《容台集》：“余丙申（1596）冬，得黄子久《富春大岭图卷》，以丙寅（1626）秋得沈启南《仿痴翁富春》，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今日青溪道中观二卷，因为临之，玄宰”。《大观录》卷二十《沈石田摹子久富春山图》，载董其昌跋云:“大痴《富春大岭图》，旧为余所藏，今复见石田翁背临长卷，冰寒于水，信可方驾古人而又过之，不如是安免重儓之诮！丙寅九月望，观于惠山，其昌。” 可知，董其昌于1626年秋九月，在惠山“青溪道中”访友论道，吟诗作画。本作款书“董其昌书于青溪道中”，根据李慧闻《董其昌的“董其昌”“其昌”署款演变研究及其对董其昌某些作品系年及鉴定的意义》，“其昌”二字的写法，较为符合1626年款书写法；落款对比 左起依次为：本件《行草书应制诗》；跋自书《山水图》册（1626年，72岁，故宫博物院藏）；《宿羊山驿图》轴（1625年，71岁）；行书自作《题画赠王伯弢学博诗》轴（1625年，71岁，故宫博物院藏）
据上文所论，或许是愉悦的隐退生活使得董其昌产生了对皇帝恩准致仕的感激之情，《行草书应制诗》正应该是本年逃离政治斗争的心手双畅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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