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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为口述 1946年“双十协定”被破坏后，陈诚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忽然传来消息，陈诚扬言“三个月消灭共军”。 我听后，很不理解，他怎么会说出这样“假大空”的话呢？ 他不是一向认为：共军是消灭不了的吗？ 记得，曾任第52师营长的谢尚廉和我谈到新四军驻在皖南泾县时的一段往事： 一次，新四军部分干部、战士与第52师部分官兵开联欢会，江渭清（当时主办新四军干部教育学校）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讲到共产党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军民热烈拥护时说： “早在1935年，红军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连最反动的陈诚也表示拥护。” 他说，陈诚看到宣言时说：“这么多年的剿匪有什么效果？匪越剿越多！还不如大家都打日本鬼子去！” 江渭清说：“这句话后来被老蒋知道了，找陈诚狠狠训了一顿：'你怎么也说这种话？！’” 这个一直存在我脑海里的疑问，直到我在南京，见到重庆老同事谈起，方得解答。 据说，这是最高当局的决策，“三个月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 陈诚虽然在记者会上照讲了，但他私下又和亲近幕僚感慨地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只有打打看吧。六个月解决不了，那就永远也解决不了了！” 我相信，这才是真话。 樊崧甫口述 1947年夏，国民党军队进攻人民解放军，连战连败，东北亦危急，黄埔系高级将领要求蒋亲自指挥。 蒋介石对陈诚说，你管了几年军事，结果一大半江山被你管掉了，再管下去，要弄光了，我不能不亲自来管了。  熊式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8月，陈将东北行政长官熊式辉调回，由他自己亲自去东北指挥，陈把在四平街苦战的兵团司令陈明仁，调升为副长官。 王楚英口述 陈诚是1947年7月四平街战役刚告结束，来到东北的，还带了大批的官员，其中有戴朴和石祖黄等，另外，还有罗卓英、车藩如、刘翼峰等。 这些人，无疑是陈诚的老部属和亲信，是陈诚赖以“扭转东北局面”的智囊和支柱。 但是，陈诚对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首脑，并没有大撤大换，也没有任用他带去的亲信，去替换原来的部队指挥官。 只有戴朴后来接替了罗友伦（因罗去美国留学）任第207师师长，刘翼峰当上东北区补给司令。 1947年秋，陈诚到东北任行辕主任后，并没有对过去一度隶属于第18军的第14师、第50师特别给予照顾。 至于第14师师长龙天武和第50师师长潘裕昆，在1947年冬东北部队大改组中，分别升任新一军和新三军的军长，也根本不是因为龙、潘两人系陈诚的老部下才受到提升的。 同时，被提升的还有廖耀湘（由新6军军长升任第9兵团司令官）、李鸿（由新38师师长升任新7军军长）、李涛（由新22师师长升任新6军军长）、刘玉章（由第2师师长升任第52军军长）、郑庭笈（由第169师师长升任第49军军长）、陈林达（由第195师师长升任新5军军长，不久即在新民以北公主屯全军覆灭，陈林达被俘）等等。  廖耀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廖耀湘这些人，完全不是陈诚第十八军系统的人，也不是陈诚的亲朋故旧，但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陈诚也都分别将他们提升了。 其时，在陈诚身边的石祖黄（是陈诚带往东北的亲信之一），并没有被提升或安排要职。 1947年，陈诚初到东北时，一度任命石祖黄担任过督训处长（相当于军长），但不久即撤销了这个机构，却没有另派石祖黄以新的职务。 陈诚到东北后采取过三项重大措施，以图扭转颓势，终因难以贯彻而未奏效。 首先，进行军队和行政机构的整顿，撤销东北保安长官部并入东北行辕，实行军政指挥合一的体制； 同时，撤销杜聿明在职时所建立的各保安区（相当于师），每一保安区编成一个正规师，给予陆军暂编师的番号。 在东北的各军，基本上每军都配有一个由保安部队改编而成的暂编师。 起初，设立了几个督训处（由石祖黄、赵家骧等任处长），负责编训这些新改编的暂编师。不久，各督训处撤销，各暂编师则分别并入各军的建制。 同时改组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和各省、市政府的组织，将各地流亡到沈阳（已被解放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政府人员都跑到沈阳，仍然挂招牌、行文、领经费，就是不干事）的人员，全部集中到于训团，进行训练。 对有些邻近沈阳的县、市政府，则使之跟随国民党作战部队行动，以武装掩护其进入所管地区建立政权、组织保安部队，以扩大国民党的统治区域。 其次是整顿军纪，提高士气，清查被俘释放回来的官兵，以防止共军的渗透和策反。 陈诚采取了坚决果断措施，把各地、各部队未经批准而私自在沈阳设立的办事处、留守处等机构予以撤销，其人员则限期返回所属机关、部队。 通过这次清查整顿，仅在沈阳一地清查出来的各野战部队留守官兵，竟达2.5万余人，而且，都是年富力强者，有的还有特种技能。 所以，陈诚曾在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痛斥上述那种将部队作战人员留在沈阳替部队长办私人事的现象，是自己挖自己墙脚的行动，是帮共产党的忙。  1948年，国民党控制沈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沈阳秩序很乱，人心不安。差不多每一个野战部队（因其流动性较大，没有固定的防地，即使有固定防地，也都以沈阳为大后方和基地）中的营长（有些部队甚至是连长），一般都在沈阳市区私自设置所谓“留守处”，其实大都是这些营、连长的私人“公馆”。 每个这样的“留守处”，都有武装或半武装的士兵10人左右，替那些营、连长看守一些携带不动的辎重，守护其“公馆”，并替他们做些商业性的买卖。 营、连长是这样，团长、师长、军长和司令官就更不用说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陈诚采取上述那种坚决的清查整顿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但因那时国民党军队非常腐败，上下勾结，互相欺骗，积习已深，在陈诚的严令下，应付了一阵子，隔不多久又故态复萌。 与此同时，陈诚针对当时在东北的部队纪律败坏、买卖武器、暗中经商、贪污、滋扰民众之事成风，曾派出军纪督察组和点验组，分赴各部队逐一检查，也惩办了几个典型，使之一度稍为收敛。 陈诚到东北不久，王家善就在营口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使他大为震动，他还看到有些部队不经打，一触即溃，常常是整营、整团甚至整师地被消灭。 他认为，这主要是士无斗志、军心涣散所致，尤其是许多被俘虏后放回来的官兵，回到原部后替共产党宣传，最影响士气，因而，他严令各部对被俘放回的官兵不准留用，并应送沈阳训练团集训。 士兵则由各师集训后，再补充后勤部队，但因当时部队缺员多，官兵来源困难，能有一些被俘的官兵回来，就没有不收容留用的。 另外，他为了鼓舞士气，也采取利用作战间隙召集“战斗英雄”会的方法，向所谓“有功官兵”颁奖授勋，在沈阳“七重天”请客吃饭、看戏，还发慰劳金。 第三，是取消了杜聿明在职时，实行的“扩大部队番号”的做法，调整战斗序列，建立野战兵团，分别由郑洞国、周福成、卢濬泉、刘安祺、廖耀湘任兵团司令官，调“大同守将”楚溪春任沈阳防卫司令。 他以郑洞国兵团部署于长春、吉林地区，周福成兵团部署于四平、昌图地区，卢濬泉兵团部署于锦州地区，刘安祺兵团部署于新民、彰武、黑山地区，廖耀湘兵团置于铁岭、沈阳之间铁路线上保持机动。 另以刘玉章的第52军守备鞍山、本溪地区。 初时，曾一度保持北宁线和沈（阳）营（口）线铁路畅通，适冬季战役开始不久，就相继被截断，最终没有打通。 先是杜聿明在东北时因兵力不足，又为了使国民党正规军便于指挥保安部队和向中共军队虚张声势，故将东北各部队，一律逐级提高其编制名称，如连称营、营称团，以此向上类推，各提高一级。 然而，实际上部队编制仍没有扩大，实力并没有增加，故陈诚到后立即予以废止。 当时，我在新6军第14师当营长，上级却给颁发了团的关防印信，上下左右也都称我为团长，实际上我统率的部队只是一个营，并不是团，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早就应该废除。 把保安部队改编成正规部队（暂编师）也是形势的需要，1947年秋陈诚到东北时，各保安区和保安团队（有的保安团队甚至挂上了青年军的牌子，以广招徕）士气低落，训练很差，装备很缺，纪律也差。 部队战斗力很弱，根本不能独立担任作战任务，势必要加以整编训练和补充，并在战斗力较强的正规部队配合支持下，才能完成一定的任务。 原东北第三保安区（又名青年军第3师）经整编为暂59师，由第14师副师长许颖任师长后，认真整训，不到三个月，在1947年冬季战役守备沈阳北大门——石佛寺的战斗中，打得很顽强，虽经中共军队第十纵队多次强攻，始终保住了阵地。 假如这个原保安三区不经整训，又没有第14师这样一个战斗力强的友邻部队配合，那它就必然会像唐葆璜那样一打即溃，全军覆灭。（唐师于1947年冬在彰武被全歼，唐本人被打死。） 还有一个暂62师，也是由保安部队改编的，该师由第14师第42团团长刘梓皋升任师长后，训练抓得紧，廖耀湘和李涛都亲自督训，稍加补充后，战斗力提高较快。 1947年冬，他们在守备法库的战斗中能独立完成任务，后来奉命向沈阳突围，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下仍然能完整地突出重围。 以后，这个师改为第296师，分别在锦西、安庆、怀远附近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特别是1949年5月在上海杨行、月浦地区的战斗中，打得很出色，曾受到蒋介石、汤恩伯、蒋经国（蒋经国曾亲到阵地视察）的嘉奖，我当时是这个师的参谋长。 事实表明，1947年秋改编东北的保安部队为正规师，并将其编入各军的战斗序列，使之在战斗力强的部队配合下能够独立作战，这种措施是很必要的，不应视之为“消灭东北地方部队，扩充自己嫡系部队”。  覃异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覃异之(1907—1995)，汉族，广西安定(今都安)人，原名异存，祖籍广西宾阳，1924年夏赴广州，入建国桂军军官学校第1期学习。1925年6月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二期炮兵科学习期间参加北伐。1925年10月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少尉副区队长，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任第四期入伍生第3团连、中队长。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离开黄埔军校。1928年去上海，不久与中国共产党脱离，更名异之。 1946年9月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同年，由青年军第6军整编为第205师，覃异之出任整编师师长。 1947年10月任东北行政长官部第8兵团副司令兼第52军军长，暂编58师师长王家善在营口起义。 覃异之口述 1947年冬，国民党的第49军、新5军等部先后在辽西地区被歼灭后，沈阳局势突然紧张，陈诚急电驻四平街的刘安祺部，及驻辽阳的我迅速率主力集中沈阳。 陈诚给我的电报，大意是要我率领第52军的主力，于次日拂晓（确切日期记不清）向沈阳集结。 为了避免人心动摇，留一个空头军部在辽阳，防务由暂编54师担任，同时派第207师由苏家屯向辽阳前进，以为策应。 因为，此时解放军的一个纵队已集结在辽沈公路西侧约二十余里的地区，有向我袭击的可能。 我是在当天下午3时前后，接到电报的，当时考虑到，这个电报可能已被解放军知道（这是解放战争中常有的事），便决定一面复电照办，一面要部队趁夜间，秘密开始行动，并派若干组小部队，对解放军进行扰乱，以掩护主力行动的安全。 第二天一早，第207师尚未出发，我部已全部到达了苏家屯，我和陈诚通电话时，他很惊讶地问我：“你怎么到得这样快？部队有没有损失？”并要我立刻去见他。 他告诉我，目前沈阳西面的防务很薄弱，只有几个工兵营在那里警戒，要我迅速派一个加强团，到沙岭子接替工兵营的防务。 苏家屯到沙岭子有好几十里，当天夜里，在所派的这个团还未到达以前，解放军已经占领了沙岭子，正跟踪追击溃败下来的工兵部队。 于是，这个团只得在离铁西十几里的一个村庄占领阵地，部队刚摆开，解放军便到了。 当时，战况非常激烈，炮弹已落到铁西区，陈诚打电话要我到长官部去，我到时，王叔铭和刘安祺已在他的办公室里。 刘的部队尚未全部到达，沿途被地方上的游击队袭击，行进的速度很慢。 我们分析当时的情况，刘安祺认为，目前还看不出解放军有攻击沈阳的企图，炮击铁西可能是一种消极的扰乱。 陈诚说：“我和共产党打了多年的仗，共产党从来没有消极的行动。” 当时，他表现出很焦虑的神情，穿着青布长袍，在室内来回地走着，并问我： “你看这个团能不能顶得住？” 不过，大约在下半夜二三点钟的时候，解放军就撤退了，这时，我们三人才离开他的办公室，王叔铭悄悄地告诉我和刘安祺： “你们知道吗？我的飞机已准备着随时起飞，万一铁西区被突破，就要你们两位掩护他离开沈阳。” 刘安祺很不愉快地说：“要我们做替死鬼么？” 这时，沈阳已成了战略孤点，当时有两句歌谣：“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没过几天，卫立煌便来接替陈诚，接着辽阳、鞍山相继解放。 我负责辽南地区的守备任务，当时曾写有一首诗： “惆怅狼烟扫不开，长征无奈出关来。云埋辽海春风冷，雪拥千山画角哀。一局残棋难着手，百年大计会安排。辽南苦战终何补，坐失名城愧将才。” 我原来带青年军两个旅驻在台湾，本以为可以躲避内战的漩涡了，不料，陈诚为了要通过我去吃掉周福成的部队（因战局不利，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一再打电报给蒋介石把我调到东北。 我到东北不久，他却走了，此时我真是有“替死鬼”之感，便决心赶快离开东北，这也可以看出蒋介石政府在面临全面崩溃的末日，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悲观情绪。 许知为口述 1947年7月，陈诚去东北，杜聿明便因病辞职，回了上海，东北局势越发不可收拾了，陈诚束手无策。 正好，美国特使魏德迈到东北视察，陈诚曾与之密商，由魏向蒋建议：“放弃东北，全军入关，确守平津”。 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蒋采纳，在四野强大攻势下，陈诚胃病复发，吐血不止，于是离开东北，住进上海陆军医院，参谋总长一职也辞掉了。 1948年4月，“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开会，东北全部“沦陷”的消息传来，引起大会一片惊慌，进而责难陈诚。 我曾旁听一次大会，亲眼看到这种乱哄哄的场面。 那是一个下午的大会，何应钦担任主席，许多代表围着话筒，抢先发言，一致痛陈东北“沦陷”共军之手，责任完全在陈诚。 有些东北代表，痛哭失声（还有位东北代表前天晚上在旅社上吊自杀），大呼：“借人头，平民愤！”、“杀陈诚，谢天下！”气氛十分紧张。 当日的晚报，以及第二天的各大报，不约而同都以“借人头，平民愤”作标题，绘声绘色地作了报导。 当时，我以为陈诚这次要完蛋了，晚上便到桃源新村张宗良的家里听听消息（他也是国大代表）。 正好，他和一些朋友在谈论这件事，有的说： “陈老总代人受过。谁不知道，军事是总裁（蒋）亲自指挥的，直接指挥到师一级。” 还有的说：“陈难免要受处分，应付一下民意。” 张宗良却说： “不要紧的，总裁一直坐在电话机旁，随时听取大会情况的汇报；会后就打电话向陈老总询问病情，嘱他安心休养，并且要他把'整党方案’早点拿出来。柳克述他们正在帮他起草，看来陈老总还是脱不掉身。” 大会收场以后不久，陈诚去台湾养病，从此离开大陆故土，一去不返。 1949年，国民党彻底失败逃去台湾之际，南京有人写了一副讽蒋对联：“百战勋功遗一美，千秋事业误三陈。” 许知为口述 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大势已去，坐镇武汉拥兵自重的华中剿总白崇禧，已感到兵临城下之危。 他曾在九江召开桂系军政会议，安徽贵池县长覃彪（桂系）参加了这个会。 覃彪在会后，与繁昌县长俞步骐谈到会上白崇禧大骂陈诚，整军误国，坐失良机，帮了共军的忙。 原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整军会议上围绕整军、剿共方案，展开了一场争论，白崇禧提出“先剿共，后整军”，何应钦提出“一边整军，一边剿共”。 而陈诚提出“先整军，后剿共”，结果，蒋采纳了陈诚的方案。 白崇禧在九江会议上说： “先整军就是推迟剿共，坐令共军日益扩大，整编下来的官兵流离失所。各地二三十个编余军官总队怨声载道，无端闹事，成为社会大害； 留下来的官兵感到'打仗就要我们去卖命，不打仗便一脚踢开，死活不问’，以致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普遍抱着'有敌有我，无敌无我’的心思，宁可投降，也不愿与共军拼死作战。今日之败，都是陈诚整军方案所造成的恶果！” 白崇禧还说：“若依我先剿共后整军的方案，乘战胜日军之威，立即向共军全面进攻，不论是中央军、地方军、汪伪军，还是地方土匪，甚至日本的军队，四面八方一齐出击，遍地开花。 并且规定，谁占领的匪区，就归谁防守、统治，各部队只要打一次仗，就有地盘，谁不争先恐后各自为战？共军纵有三头六臂，也难招架，不亡何待？ 事成之后论功行赏，慢慢整军，没有占据地盘的就整掉，占据地盘的就留下，公平合理，人人心服。” 白崇禧还指责陈诚一到东北就干了两件蠢事： “一是严惩贪污，弄得地方官员人人自危；一是把杜聿明招收的几十万伪满军统统裁掉。这边裁掉一个军，那边就增加一个纵队，为渊驱鱼，作茧自缚。东北就是断送在他的手里！” 樊崧甫口述 后来，立法委员开会，以陈诚浪费物资对其提出弹劾，陈气极辞职，回上海江湾海军医院冶疗胃病，何应钦回任参谋总长，卫立煌继任东北司令长官。 1948年夏，陈诚在上海江湾海军医院治疗胃病，我夫妇曾往访问，此时，陈与妻谭祥一同住院。 我只劝陈保重身体，绝口不谈政治军事，陈亦一语不道及，陈说要回访我，但不见来。 冬初，陈就去台湾就暖治病，年底，即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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