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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陈诚开始收拾残局，稳定台湾，其后15年中，他成为国民党历史上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显赫人物。 陈诚的遗言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其中未出现“反共”和“反攻”一类的言词。 宋瑞珂口述 陈诚到达台北未及两月，因国事纷繁，不容他从容休养，蒋介石于1948年12月29日电令他出任台湾省主席。 陈诚虽知病体初愈，当需休养，但感于时局危急，只好于1949年1月5日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立即着手整编由大陆撤至台湾的军队，推行“三七五减租”，改革币制，使台湾从风雨飘摇之中稍事安定下来，并使之得到一些发展。 在陈诚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前，省政府人心不安，因为听说陈治军严厉，怕各自的工作有变动，却未料到，他只带了一名随员上任，原任秘书长浦薛凤也仍任原职，所有人事照旧。 他在接任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郑重表示，今后施政，将秉着“民生第一，人民至上”的原则去做，并在就职告全省同胞书中说： “台湾不是日本人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战利品，她是台湾同胞50余年血汗所积累，是全国千万军民和无数先烈用血汗所换来。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笑，更何以对先烈、对后代子孙……” 随后，他又与台湾省及住在台湾的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国大代表等120余人座谈。 陈告诉大家： 自己来台湾只有三个月时间，对台湾情况还不十分清楚，须彻底了解以后，才能谈到如何治理。要求大家对于如何治理台湾多提意见，同心协力把台湾的事情办好。 1949年1月20日（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上宣布“引退”的第二天），蒋介石电令陈诚即日晋京。 21日晨，陈即乘军用飞机直飞南京。飞机刚进入浙江定海上空，又收到蒋的电讯，嘱飞机不去南京，改降杭州。 当陈诚在杭州笕桥机场降落不久，蒋的座机也到了，见面后，蒋不待陈开口，就说： “我刚刚宣布引退，将总统职务交由李副总统代理，我先回溪口休息，然后再作其他打算。” 陈说：“总统这次引退，在个人是很好的，但是国家怎么办呢？……” 蒋要在天黑前回到溪口，临行时嘱咐陈诚到南京去走一趟，看看李代总统，也顺便到行政院联络联络，台湾如有什么需要，尽量向他们提出来，陈领会其心意，两人黯然握别。  1950年，陈诚在台湾接受采访 图片来自网络 1月21日，李宗仁电邀陈诚去南京“商谈要事”。其实，所谓“要事”，就是交流与中共和谈的前途问题。 李对此事表示乐观，陈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商谈”不欢而散。 陈在回台湾途中，曾到奉化向蒋报告他在南京与李宗仁会见经过，同时，请示此后的作为。 1949年8月，陈诚奉命兼任东南军政长官，这是在解放军解放大陆大部分地区之后的权宜之计。 东南军政公署主持苏、浙、台、闽四省军政大计，这是要陈诚负起收拾残局、部署沿海军事、稳定台湾、保卫最后的弹丸之地、挽回人心的任务。 东南军政长官的设置，主要在确保台湾的外围金门、马祖与舟山群岛，同时策应及安顿政府机构和部队撤退到台湾。 当时，台湾兵力有限，由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部队编制紊乱，意志消沉，纪律败坏，根本不能作为防御的力量，这些部队散兵游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陈诚鉴于此，当即严格规定，凡是撤退到台湾的军队，第一件事就是先放下武器，然后从登陆、行军、宿营等，像训练新兵一样重新整编训练。 因此，到台湾的军队，无论在思想上、战斗技术上、体力上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整编。 过去，军队里常有欠饷和吃空饷的恶习，陈以前带兵，就深恶痛绝。 抗战时，他在上海指挥的第18军没有欠饷、吃空饷的腐败现象，士气饱满，所以，在血战罗店战役中才能杀敌致果。 当他这次任东南军政长官时，自先严令各部队所有的欠饷，一律结算清楚，据实发放，再令清查每一个部队，务必使编制与实际人数相等。 他说：“吃空缺不只是消耗国家的钱，而且使军队的员额不足，军队战斗力永远难以加强。” 同时，陈诚将所有撤到台湾的军队，编制统一，并减少指挥机构，将各级指挥部，悉数隶属长官公署，撤销了许多司令部和司令。 1949年夏，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住在广州，胡琏兵团于此时开到广东，一般军政要员主张以胡琏兵团保卫广州，陈诚却认为大陆大势已去，不如调胡兵团到金门去整编，整编以后，调到台湾，以增加台湾的防卫力量。 他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专人送去广州面呈蒋介石，信中强调了台湾防卫空虚，如不适时增加兵力，他只有请辞东南军政长官。 蒋介石当即允准，从胡琏兵团中抽调高魁元率领的第18军由汕头开往金门整编。 在这以后的半年时间内，陈诚竭尽全力支撑国民党军事残局，在解放军进攻金门和舟山群岛的两次战役中，他亲自指挥顽抗，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也换得了喘息时机，使国民党得以苟安台湾。  陈诚在金门视察 二、出任“阁揆” 1950年3月1日，台湾“行政院院长”阎锡山提出辞职，当时国民党中央考虑的继任人选，有陈诚、王世杰、王宠惠等，几经斟酌，最后蒋介石决定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院长”，咨请“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于3月8日投票通过，陈仍出任迁台后首任“行政院院长”。 从这时起，陈诚以其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厉行“三七五减租”，以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构想。 他改革弊制，兴修水利，发展教育，提倡科学，引进外资，扩大贸易市场，在连续15年中，陈曾经两任“行政院长”、“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确实成为国民党历史上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显赫人物。 自从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7年以后，从台湾回到大陆探亲访友、旅游、参观、投资，洽谈贸易，以及作各种交流活动的大陆旅居台湾的国民党各界人士，陆续不断。 这段时间，我担任黄埔军校上海同学会会长，与上述人员，特别是黄埔同学接触较多，从而听到不少关于陈诚生前在台湾的活动，特举数例，记述如下。 陈诚到台湾以后，虽然当过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以及“副总统”、副总裁，但台湾农民不称他“主席”或“院长”，而是叫他“陈诚伯”，这是因为，陈诚对待农民，确实是殷殷地同情和关切。 在推行“三七五减租”及实施“耕者有其田”时，他亲自到各县、市农田去巡视，了解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感情真挚、态度亲切，农民也敢于对他称名道姓，而不把他当大官、当外人看待。 台中市农会理事长陈庆星说： “我家原只种六分地，这是一家人生活的根基。 自从政府实行 '耕者有其田’以后，所有农民都由佃农身份变为田地的主人，而且在政府的辅导下，农民的知识水准提高了，耕作技术改进了，生产量增加了，社会地位也提高了。” 国民党“元老”之一的黄少谷，抗战后期当重庆《扫荡报》（后改为《和平日报》）社长，陈诚1944年调任军政部长时，黄去见陈，要求陈对该报给予资助，被陈严词拒绝，因此，对陈颇有畏惧，“敬鬼神而远之”。 可是，陈诚当为“行政院院长”以后，便邀黄少谷出任“行政院秘书长”，黄成见未消，不肯接受。 后来，蒋介石出面劝说，黄才勉强答应干三个月，期满就“另请高明”。不料，三个月届满，黄却未再提“只做三个月了”。 黄说：“这是辞公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态度 '征服’了他，事实证明他确是一个最好共事的人。” 黄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他不只把我当做僚属，还把我当革命同志、当患难朋友看待。他不怕听逆耳之言，使我敢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容忍我在会议时表示与他相异的意见。 自我与他共事后，很快就使我改变了过去对他的敬畏之心而为敬爱之意了。” 陈诚对随他工作的人，对文人比对军人客气，对专家学者出身而从政的人，更是尊重。 他说，自己不是做学问的人，他的长处只是能够接受有学问的人的见解和帮助。 比如，著名学者王云五在陈诚第二次出任“行政院长”时，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对于当时国民党的不良倾向看不惯，公开批评政界流行的“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油滑作风，说应将其纠正为：“多做不错，少做小错，不做大错。” 陈诚知道后，连连称赞，说值得提倡，而且要将王改的几句话收在他自己的“语录”里，并幽默地问王说：“这几句话要不要给你版税？”王连忙把手一拱说：“奉送！奉送！” 有一次，国民党中央集会检讨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国民党老中委程天放在会议上坦率指出，大陆失败并非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党政军负责人共有的责任。 程天放以陈诚为例说：“像辞修先生便应当负责！”陈诚在场忍受指责，未发一言。 会议后，程天放后悔在会议上说话过于坦率，认为自己当众责怪陈诚是等于故意给他难堪。 不料，会后不久，陈诚组织“行政院”领导班子，竟亲自去拜访程天放，请他出任“教育部长”，使程天放颇受感动。 陈第二次担任“行政院长”时，“行政院外贸会主任委员”尹仲容曾在“行政院”会议上顶撞陈诚。 因为有人主张食米外销，陈支持外销的意见，尹仲容坚决反对，并激动地说：“粮食局长李连春报上来的数字是不确实的！” 陈解释李连春是粮食专家，应该信任，尹不服，指责陈偏祖李连春。 这件事在“行政院”会上一连争辩了两次，结果还是陈诚让步。 陈事后告诉别人，能干的人都是有坦率个性的，尹仲容就是这类人物。所以，陈诚不但容忍了尹的反对意见，而且不把粮食外销了。 以后，尹仲容当过“经济部长”和“中信局局长”。 王云五随陈诚担任了五年半的“行政院副院长”。他发现陈颇具有大政治家的风度，对人信任极专，一经授权，绝不再加干涉。 他更佩服其为人，尤以陈诚从政数十年，一直身居显贵，但陈诚从来不置家产，不积钱财，确为国民党历史人物中所罕见。所以，王对陈格外称誉，为陈所用。 陈诚虽然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公务上，但也注意家庭生活，尤其是对两个女儿、四个儿子的学业与品行非常重视。  1945年，陈诚家人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孩子们学校的老师常常在他们的作业簿里发现署名“石叟”的纸条，后来才知道，“石叟”是陈的别号，纸条上尽是鼓励儿女努力向上的话语，这是他在晚上入睡前检查儿女的作业时留下的。 他的四儿履洁，在女师附小读书，每天总是很早到校，把教室里的桌椅擦得干干净净。 老师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做清洁？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他们的，辛劳的工作一定要争着去做，要多做有益于集体和别人的事情。 陈诚不仅这样教育孩子，他自己也是这样打扫办公室的。 陈诚夫人谭祥女士是一位端庄大方的贤内助，她出身于显贵家庭，又是留美学生，却终生和陈诚同样过着勤俭的生活，不插手陈的政治活动，甚至不以夫人身份公开露面，更不浓妆艳抹。 我曾见过她三次，印象都很好，第一次是在江西南城的1943年春，陈任总指挥时，我陪他视察城堡，看完后，陈对我说他家离此不远，要我去休息一下再走。 他的住所是租用的民房，三合土地坪，到他家后，夫人出见，将她大女儿陈幸带在我面前，命她叫我“伯伯”，我见她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布鞋，不施脂粉，与一般妇女服装一样。 第二次，是在1937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这时陈诚在庐山办训练团，我有事到他牯岭寓所，这是一处坐落在后面山坡上的住房，又矮又窄，夫人的穿着仍是布旗袍和布鞋，勤俭朴素，毫无修饰。 第三次，是1945年6月，在重庆山上陈的寓所，平房比牯岭的房屋稍为宽敞，但比起隔壁龚学遂（曾任国民党江西建设厅长）的房子来，相形见绌。 夫人穿着浅灰色的布旗袍，仍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时陈诚正担任军政部长，可是陈的住宅比其前面川军某师长的房子差得更远，由此可见，陈诚施政廉洁，治家淳朴。 陈诚于1965年3月5日下午7时5分在台北家中病逝，据一位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陈诚旧部谈： 自1963年年底开始，陈诚的健康情况明显恶化，眼看就要“倒床”，但他仍然挣扎理事，直到实在难以支撑时，才接受医生的劝告，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由严家淦继任，从此很少露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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