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山东聊城人傅斯年，其头上有许多称号：胡适的“学生”、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的所长、北大的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论作学问及人品，傅斯年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论政治，都言百无一用是书生，而在同时期的文人中傅斯年又是一位斗士，他一生参政而不从政，不肯折衷调和，不愿敷衍含糊，有外号“傅大炮”，先后将孔祥熙、宋子文轰下台。 质询美金公债案，拒绝蒋介石的说服 1941年，美国罗斯福政府决定借给中国5亿美元的贷款。贷款拨付后，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决定向老百姓借款，从5亿美元中拿出1亿美元用作发行美金公债券，向西南、西北部的川、康、滇、黔、陕、甘、宁、青等省进行推销，美其名曰：盟军胜利美金公债，规定法币20元可购1美元债券，抗战结束后以此券兑换美元。为了鼓励老百姓购买，国民政府宣称：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 美债发行时，由于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战争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把手中的债券变成美元，所以购买者大都选择了折本出售。后来由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债券在黑市上的交易可高达110元法币兑换1美元券。 孔祥熙看到美元公债的上涨有利可图，便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先是在1943年10月9日致函蒋介石，以顾全政府信誉为名，申请结束公债的发售。蒋介石同意了孔祥熙的意见。在得到蒋的首肯后，孔祥熙便在1943年10月15日命令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郭景琨停止出售美元债券，通知各地中央银行分行照办，并将其剩余部分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上缴国库。 当各省中央银行分行迅速将尚未售出的余额美券如数押解至中央银行国库局后，债券本该停止发售。然而身为中央银行国库局的局长吕咸却在孔祥熙授意下拟具了一个签呈，签呈说：“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赀，拟请特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符合政府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吕咸这套为政府解忧“吸收游资”，为同事牟利“调剂同人战时生活”的说辞不过是为其“损公肥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此呈报给孔祥熙后，孔欣然批准，并盖了“中央银行总裁”官章。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首先不忘孝敬顶头上司，第一批购买美元券为3504260美元，折合成法币的官价为70085200元，全部送给了孔祥熙一个人。第二批又购买了7995740美元，照官价折合成法币为159914800元，分给了各职员。 根据当时《国民公报》的记载，最高时1美元债券能兑换法币273元。孔祥熙用官价每美元债券折合20元法币买进，再从黑市上抛出，转手可获得巨额的利润。孔祥熙和吕咸等人本想把私吞、私售美金公债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最终这件事还是被人给捅了出去，成为著名的“美金公债案”。 美金公债案发生后，舆论大哗，纷纷谴责孔祥熙领导的财政界是一片蝇营狗苟，龌龊不堪，大发国难财。那时，傅斯年是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他得知此事后，愤怒地说：“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此事的内幕，并搜罗了大量材料。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参政员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有建议和质询的权利。于是傅斯年决定在参政会上向孔祥熙领导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提出一个质询案，给孔祥熙一个下马威。 1944年9月7日，国民参政会召开，傅斯年针对美金债券问题向孔祥熙提出了质询。 “去年大家知道，市场上固然有这个东西（美金债券），据孔副院长说，过去很少买。可是有人过去曾买过却没有买到，而且中央信托局、中央各银行等到孔副院长最近出国之前，以大批储蓄券分送，在一重要会议之后开秘密会，当场分给大家，人家不受，孔就云：我暂为你们留着，兑换了再给你们。这券如是国家的不能分送，个人的不必开会，这种情形是否有对国家大员行贿之嫌，我刚才的询问对本会负责，对会外也负法律责任。”  傅斯年在参政会提出质询后，一时轰动了整个会场，参政员纷纷要求当局彻查此事，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然而傅斯年对于美金债券一事的质问，孔祥熙没有作解释，而是让财政部根据其口授对参政会进行了答复，答复是：美金储蓄券初发行时，多方劝募，购者甚少，嗣因涨价，又争先恐后，此系社会人心关系，一则发财念切，一则可以其希望胜利之信心。买不到者，或因步入后尘；买得多者，当系捷足先登。至分送美金储蓄券一节，并无此事。 除此之外，蒋介石为了平息此事，还请傅斯年饮宴。在宴席上，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我绝对信任。”傅斯年答。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回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傅斯年的不妥协让蒋介石无言以对，宴席不欢而散。 经过傅斯年等人的努力，加之公众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调查美金公债案，真相水落石出，不多久孔祥熙就被赶下了台。后来傅斯年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思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一人批逆鳞也。”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抗战胜利后，面对滥发纸币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实行金融开放政策，准许黄金自由买卖，以期对市面上的纸币加以回笼。 从1946年3月8日开始，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以明配与暗售两种方式大量抛售黄金。可是政府的抛售黄金行为非但没有起到减少市场货币量的作用，反而是促进了金价的上升，继而带动了美钞、股票、纱布、绸缎等价格的狂涨。为了平抑金价，中央银行敞开抛售黄金，甚至在上海库存的黄金告罄后，不得不用运输机把重庆库存的黄金运到上海救急，据统计当时的央行总共抛出黄金353万两，占整个国库黄金库存量的60%。可就是这么多的黄金依然抵挡不住金价上升的态势。一些军官也肆意克扣士兵的军饷，行政官员挪用行政经费，工厂挪用生产贷款全部用于购买黄金。政局不稳最终演变成了全国性地抢购“黄金风潮”。 面对此种情况，宋子文不得不命令中央银行停止抛售黄金。由于突然失去了官价售金的平抑机制，黄金和美钞在失控状态下继续疯狂上涨，法币猛跌，其他物价也飞速上涨。跟老百姓相关的米店更是惜售待涨，愤怒的市民毁店抢米，很多人不得不靠红薯充饥。整个社会弥漫着愤怒的声讨声，宋子文的经济政策成了众矢之的。 1947年2月“黄金风潮”正盛之时，傅斯年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檄文怒斥宋子文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在文章中傅斯年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他认为，要“决定中国将来之命运”，“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我真愤慨极了，……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 后来傅斯年又发表了《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两篇文章，继续炮轰宋子文，并愤怒地指出：“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傅斯年这几篇文章一发表，犹如重磅炸弹，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纷纷寻觅这几篇文章来阅读。公众舆论把炮火也对准了宋子文，要求其赶快下台。而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也愈演愈烈，各方势力均在暗中角力，指责宋子文搞经济不利，大失民心，应对此负责。为了平息党内党外的怒火，蒋介石只得丢卒保车，最终让这位大舅哥黯然下了台。 接连的倒孔与倒宋，让傅斯年的声名“更上一层楼”，有了“傅大炮”的美誉。  台大校长任上唯才是举 1949年1月，傅斯年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一职，当时的台湾大学可说是千疮百孔：经费不足，师资力量严重缺乏，教学管理混乱，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1949年初，台大校长已经走马灯式地换了四位。面对如此惨淡局面，傅斯年一接手就提出了人才的重要性。他说：“在学术事业上，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校长坏了，固然可以把学校弄得很糟，校长不坏，也没有法子把学校弄得格外的好，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 为了能够招聘到真正的人才，傅斯年亲自制订了教员聘任及升级标准，强调聘请教授一定要符合有关规定，对应聘者一定要考察他的学术成就和教职经历，并成立“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教员的资格认定。这把那些毫无学术成就企图浑水摸鱼的人士挡在了招聘之外。可有些人依然不死心，找门子托关系，有的甚至拿着高层的介绍信来求职，对此傅斯年不为所动。他说：“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大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应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之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 傅斯年认为有才能的人，不是以他的声望为依据，被所谓“名教授”、“老教授”的名号所唬，而是要看他的学术造诣，到底是不是货真价实的人才。至于那些有学术潜力的年轻人要破格录用重点培养。 除了不拘一格招聘人才，傅斯年对不合格的教员一律淘汰，他经常跟学校的教务长、学院的院长、系主任到某个教师的课堂上去听课。一旦发现该教师教学水平低，无法胜任教学工作，坚决辞退绝不手软。曾有人统计，傅斯年主政台大时，因为教学问题而被辞退的教授、副教授多达70多人。 正是靠着傅斯年的唯才是举，大量有真才实学的学者进入了台大，一时间台大成为了群星荟萃之地，学术氛围愈加浓厚。今日台湾大学能够在世界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傅斯年当初打下的人才基础是分不开的，因此台大师生对这位老校长也格外尊敬。在傅斯年去世后，台大的学生为傅斯年撰写了挽联缅怀：嫉恶如仇，以自由为经，以民主为纬，正义永彰，继起斯文望我辈；爱才如命，为学术而生，为教育而死，典型犹在，共挥热泪哭宗师。 作为一个勇于跟权贵“恶斗”的猛士，傅斯年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他以知识分子身上所特有的责任感与担当，敢说敢干，好似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其作为和品德令后辈高山仰止。  傅斯年生平 1896年 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其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1913年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 1919年 “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 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 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 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 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 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 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 在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患脑溢血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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