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熠熠青铜，光耀四海。城固县博物馆中的一件青铜器造型奇特，纹饰精美，寓意丰富，历经数千年沧桑，依然释放着独特的魅力。  观众在城固县博物馆参观“山父己”铜罍 “山父己”铜罍（léi）是城固县博物馆保存的唯一一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见证着城固地区在商周时期的文化交流，成为永恒的记忆、历史的珍藏。 等级：国家一级文物 出生时间：商晚期 户籍登记时间：1992年 现住址：城固县博物馆  “山父己”铜罍 3个字的偶然现身 1961年出生的苟保平担任过城固县博物馆馆长，参与了《中国青铜器大全》第一卷城固出土青铜器的撰稿和编排工作，“山父己”铜罍便是他征集到的珍贵文物之一。 苟保平回忆：“1992年，陈邸村的一位农民在挖地时，发现了一件青铜器和一些零部件。因为埋藏时间久，加上水中浸泡时间长，青铜器腐蚀严重。后来，这位农民来到文化馆，我听他介绍完情况后便去实地了解情况。” 苟保平初步判断这件青铜器为铜罍，并隐隐约约在铜罍的口沿处看到几个字，但不敢确定。“虽然这件铜罍锈化腐蚀得比较厉害，但器型大体完好。根据之前的文物修复经验，我判断这件铜罍晾干后，应该会好一点。于是，我让他用竹筐垫上稻草，装好铜罍送到文化馆。之后，经过文保人员的修复，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父己’铜罍。”  “山父己”铜罍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杨军昌长期从事文物科技保护与研究，参与了“山父己”铜罍的前期研究与保护修复。 杨军昌回忆：“这件铜罍保存状况很差，出土时已经残断成了3块。铜器出土后，我们未作任何处理，经过拼对直接用环氧树脂胶对其进行了粘接复形。我们在接手这件铜器时，发现其基本还保持着出土时的状况，表面被泥垢覆盖，且混杂有红色、绿色的腐蚀物，腹部多处有残缺、变形等病害。我们在完成了文字、照相和病害图记录后，去除了铜器粘接部位的胶，并对3块铜器残块进行了X射线探查。探查发现，铜器腹部的残块保存状况很差，有很多裂缝、裂隙，还有大量凹坑状腐蚀和孔洞等。铜器底部保存相对较好，还有多处垫片分布。”  “山父己”铜罍口沿处刻着3个字的铭文 修复师方萍、杨军昌、马琳燕用了半年多的时间，逐块对文物进行表面清理、脱盐、缓蚀处理，然后拼对、粘接，最后进行加固、封护，完成了“山父己”铜罍的保护修复。 在杨军昌看来，文物的保护修复，不仅仅是把破碎的文物复原，把受自然力侵蚀的文物寿命延长，更是对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一个重新发掘、认识和评价的过程。 3000年的娓娓道来 罍是古代一种盛酒器和礼器。“山父己”铜罍通高42.8厘米，口径18.7厘米，腹径35.3厘米，腹深38.3厘米，重9506克。 “山父己”铜罍整体造型独特，工艺精良。城固县博物馆保管部部长陈旭介绍，“山父己”铜罍口沿向外敞开，线条相对弯曲；颈部内收，装饰有二道凸弦纹；肩部鼓起，有对称的两个牛首耳，饰6个凸起的涡纹；腹部向内收，腹下一侧还有一牛首形鋬；底部微微向内凹，有矮圈足。青铜器有直唇、方唇等，唇就是口边，“山父己”铜罍为方唇。 “山父己”是这件铜罍口沿处刻着的铭文。学者们通过这3个字，探索出了它的用途和意义。“山”是这件铜罍主人的族名，“父”是他已故的父亲，“己”是排列在一旬中的第6天。商周时期，贵族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因而要排列祭祀顺序。“山父己”铜罍便是主人为祭祀父亲所做的礼器。  铭文“山父己”拓片 3000年前，“山”族中一个人，奉行着祭祀祖先的传统，虔诚地铸造了一件不朽的珍宝。如今，“山父己” 铜罍静静伫立在展台一角，展现着关于时间久远的探寻。 历史演进，朝代更迭，当年祭祀的身影早已不在，背后的经历也被黄土掩埋。“山父己”铜罍虽然没有了最初夺目的光泽，但其口沿内侧的铭文却跨越时光，将这段故事缓缓讲给世人。 陈旭介绍：“国内出土的'山’族器物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分布零散，所以还无法确定'山’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城固出土了'山父己’铜罍，说明商周时期城固已经和其他地区有了文化交流，只是交流途径尚不明确。可能是赠送，也可能是经贸往来，或者是战争等。但是不论哪种途径，都能证明当时文化间已经存在着交流与融合。” 一直以来，青铜器都是中原文化的代表。由于商周时期的统治中心在中原一带，于是有了“青铜文化不过长江”之说。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城固、洋县交界的湑水河两岸，陆续出土了700余件青铜器。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指出，青铜器是商代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城固、洋县一带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商代青铜器的出土地区。城固青铜器的发现填补了汉水流域商文化研究的空白，以数量大、精品多、艺术与科学价值高，引起国内外考古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多年来，关于城固青铜器群的族属问题，学界一直没有统一说法。 “山父己”铜罍铸造水平与纹饰工艺可与同时代中原出土的青铜器相媲美，为部分学者提出的城固青铜器“中原说”增加了实证。 “蜀文化说”是城固青铜器群研究的重要推测。有学者对城固青铜器上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城固、洋县青铜器群和巫山大宁河铜尊、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和竹瓦街铜器群的埋藏形式接近。学者推测，以城固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有可能是更早的蜀文化。 一件件青铜器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彰显着中华文明不断交流融合的历史轨迹。在历史的沉淀与岁月的陈酿中，我们得以把握文化脉络，探寻文明传承。 城固青铜器之谜 在中国历史上，青铜器的地位之重不言而喻。它是礼乐制度中身份、等级和地位的一种表达。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之精美享誉世界，代表着金属冶炼及铸造领域高超的水平。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陕西汉中洋县、城固交界的湑水河两岸，共出土了700余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数量可观、器型多样，包括各类容器、兵器等。考古学家从形制和纹饰推测，它们大多数应是铸造于商代中晚期。 罍在古代是一种大型盛酒器和礼器。“山父己”铜罍口沿处刻有铭文。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时期，人们形成了以祭祖为核心并强化宗法的祭祀制度。宗庙祭祀中，祭祀者与被祭祀者的关系都是依靠宗族、宗亲血缘来维系的。重孝、尊礼因此得到很好的颂扬。祭礼情结其实是对祖先的崇拜与感恩。 “山父己”铜罍是城固县博物馆唯一一件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山父己”3个字说明这件铜罍不是一件用来装酒或水的容器，而是在重要时间使用的一件礼器。有关“山”族的文物在其他地方亦有出土。“山父己”铜罍的发现对研究商周时期的祭祀文化有着重要意义，也为研究城固青铜器主人族属提供了线索。 从20世纪起，学界对城固青铜器到底从何而来有很多猜测：一些学者根据古文记载的氐族和羌族活动范围，猜想城固商代青铜器的主人当属氐羌族系；有学者对城固青铜器上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其中一部分多见于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故推测蜀族最早活动中心可能在汉水上游，到了西周时期才转移到成都平原；有学者认为城固青铜器的年代最晚不过商周之际，推测这些青铜器属于商末周初从汉中地区沿汉水东迁而来的巴人族群；有学者认为城固出土的“山父己”铜罍等器物的器型和纹饰与中原出土的类似，故推测这里的部分青铜器来自中原地区。 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新的线索会不断浮出水面，城固青铜器主人的族属终将水落石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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