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震中 关于华夏民族的形成，以往主流的说法，鉴于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华夏民族自称和他称的“夏”“华”“华夏”“诸夏”的频繁出现，认为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 然而，恰恰是在春秋时期，中原开始出现戎狄杂处、受戎狄侵扰的情况，而且有时事态还很严重，从而产生“华夷之辨”的现实问题，并通过“夏”“华”“华夏”“诸夏”与戎狄的对比，表现出华夏民族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为民族自觉的呈现，因而此时的华夏民族属于“自觉民族”。 在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自觉民族”之前还有一个“自在民族”的发展阶段，而夏商时期出现的华夏民族就属于“自在民族”。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夏代形成，就在于夏王朝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这一复合制结构在政治实体上，既包含夏的王邦，也包括其他诸侯邦国；在民族组成上，不仅有夏部族，还包含众多的其他部族。而受夏王支配的夏朝疆域，特别是其核心地区中原，则是此时华夏民族的共同地域。 说到复合制结构，《何尊》“中国”恰恰表现出这种结构关系——“中国”是周王朝的中央之都城和中央之地域，它的外围有“东国”“南国”，以及“东土”“南土”“北土”“西土”等。在“中国”一词概念的演变中，《何尊》“中国”是最早的文字记录，其含义也表现出三代王朝国家的结构关系。从《何尊》“中国”向上追溯，无论是从其结构关系而言，还是从先秦秦汉人们对“夏”与“中国”相关联的认知而言，都可以得出“有夏之居”——夏朝的王都所在地——才是“最初的中国”。 有学者曾提出“狭义中国”与“广义中国”的概念：“狭义中国”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二里头政体（夏王朝）、或更早的以晋南为中心的陶寺政体（尧舜政体），雄踞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心，为广域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力的强势文化'磁场’，成为周边地区共识中的核心引领者，被尊称、或自命为'中国’，这是'中国’一词的来源”。“广义中国”既包括“周人宣扬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中的'天下’”和“秦汉帝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控制的疆域”，也包括张光直所说的史前文化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韩建业提出的史前“文化上的早期中国”，以及李新伟所论的史前“最初的中国”等。 使用“狭义中国”与“广义中国”这样的概念，是一个新的思路。其实，在笔者看来，与其这样，不如以今日中国为出发点，凡是说中国古代的事情，就使用“古代中国”，说中国史前社会的事情，就使用“史前中国”这样的表述。但是，说到“中国”一词含义（即“中国”概念）的前后演变时，广义与狭义之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只有以《何尊》铭文“中国”为起点，以《何尊》“中国”与当时的四方国相对而言的结构关系来考虑最初的“中国”概念，才能抓住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即使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历史上的中国也是既有统一，亦有分裂。“中国”一词，大致统一时期多指全国，分裂时期多指中原，但这也不能归于“中国”概念的广义与狭义的区别。 张光直把6000年前开始形成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相互作用圈”，视为“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的史前基础，是富有远见卓识的。但是他把中国史前文化相互作用圈称为“最初的中国”，在笔者看来，充其量仅具有比喻的意义，而“比喻”与“就是”不能相提并论。 就概念的逻辑来讲，“中国史前文化”与“史前的中国”之类的概念差异很大，“中国史前文化”是指发生在今日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时代的文化，而“史前的中国”是说史前时代就有一个“中国”，而且这个“中国”竟然越过西周时的“中国”概念，直接与汉、唐、明、清时的“中国”概念相对接，令人难以理解，也不合逻辑。除非把“史前的中国”定义为今日中国大地在史前时期的情形（即前面所说的“史前中国”“古代中国”之类），可是这样一来，所谓“史前的中国”与“中国史前文化”云云岂不又一样了吗？何必要费很大工夫论证“史前的中国”是如何成立的。 我们以西周《何尊》“中国”为出发点而论述或辨析“何以中国”时，前提有两项：其一是必须出现以都城为标识的“国”，必须出现国家社会；其二是必须形成以国都为中心而又有“四土”相从属的结构关系。 在距今6000年前的中国史前文化中根本没有国都和国家的存在，何来“中国”？在“最初的中国”问题上，有主张“陶寺说”者，也有主张“二里头说”者。对此，从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的意义上讲，笔者支持“二里头说”。  但是，提出“二里头说”的许宏先生在这一问题上是不彻底的。何以言之？许宏先生讲“何以中国”，也是因二里头遗址具有广域王权的王国都城的性质。许宏先生说的“王国”，属于笔者所说的“邦国—王国（王朝国家）—帝国”模式中的“王国”，在这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以王国为核心的三代王朝阶段的国家结构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作为复合制中的两大部分——王国与诸侯邦国，王国是王朝国家内的“国上之国”，诸侯邦国是王朝国家内的“国中之国”，在广域王权的支配下，二者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复合制。但许宏先生是仅就考古学来讲“最早的中国”以及“何以中国”的，在他的学术观点的个性中，他不主张现在就对二里头王都究竟“姓夏”还是“姓商”（即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给予一个结论。 就单纯的考古学而言，许宏先生的学术倾向是无可非议的，这一学术个性也值得尊重，但就现有的证据看，笔者以为将二里头王都遗址中的第二期和第三期遗迹推论为夏代中期晚段至夏代晚期的夏都遗迹是最合理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只有当二里头王都与夏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用二里头遗址来解说“最早的中国”以及“何以中国”，才较为彻底，才合乎逻辑。当然，又由于作为王都的二里头第二期和第三期遗迹并非夏朝早期的王都遗迹，所以，若以夏朝的早期王都来谈所谓“最早的中国”，二里头王都遗址也还不是最彻底的。 至于陶寺已属国家社会而为什么不能视为“最初的中国”（或“最早的中国”），主要是因为陶寺时期还处于“万邦林立”状态，还没有形成以中央的都城为中心的“天下—王朝”的格局，没有形成“中央”与“四土”相结合的王朝国家。 笔者曾论证陶寺是都邑国家的都城，而且可以和帝尧的国都联系起来，帝尧具有双重身份——唐尧邦国的国君和尧舜禹族邦联盟的盟主，唐尧的国都一度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盟主所在地。由此，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唐尧虞舜时代，陶寺都邑的人可以形成以陶寺为中心的宇宙观，即形成以尧都为中心的“天地之中”的观念。 然而，一方面族邦联盟是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由尧向舜的变动，联盟的中心也是转移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万邦时代的族邦联盟之间的国与国，并不是一个国家内的关系，无法与王朝国家的中心——“国之中”的概念相对接，因而也就无法与“中国”一词的原始含义相联系。  而三代王朝国家则不一样，它存在“多元一体”的整体结构，尽管这个整体结构是复合制的，但只有在多元一体的结构中，其国都才被视为“国之中”。当然，从作为尧都的陶寺一度也曾是“万邦”格局中的族邦联盟盟主所在地来讲，我们也可以形象地说陶寺尧都处于正在走向“最初的中国”的途中。 总之，如果把秦汉之前的“中国”这一概念的演变与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加以对照，我们就会发现，先秦时期“中国”这一概念的最初出现是与“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密不可分的；《说文》所说的“夏，中国之人也”，就是把“中国”一词与夏王朝国家的出现以及华夏民族的形成关联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只有在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王朝与“天下”、王朝的政治中心国都与所谓“土中”和“国中”（王朝国家之中心），才具有了同一性。 统而观之，从先秦到秦汉以至现代，“中国”一词的概念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由单指夏朝、商朝、西周的国都及其所在地域“国中”“土中”，扩大为周王的直接统治地区，再扩大为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指中原诸夏（华夏）各国和华夏民族，最后才延伸为指称秦汉以来以中原为核心的历代“大一统”帝制王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已完全成为一个现代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称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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