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约财产返还规则

内容提要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婚约财产（又称彩礼）返还的规定过于笼统，不同法官对不同法律原则的价值优位排序不同， 使得婚约财产纠纷中法官对“是否返”“返什么”“返多少”“由谁返”等问题裁判尺度不一。为此，笔者从案例和彩礼的概念入手，探讨彩礼的法律性质，根据审判实践情况明确彩礼的范围，提出审判实践中确定彩礼返还比例时需要考量的几个因素，对彩礼返还纠纷当事人资格进行确定，以期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婚约财产返还 裁判尺度 返还比例

一、案例引入

案例一：李某与崔某订婚，当天李某交付崔某彩礼 198 000 元，崔某返给李某 30 000 元，实际收取彩礼 168 000 元。双方未登记结婚， 李某在距婚礼不足一周时提出退婚并要求崔某返还彩礼。李某及父母为婚礼进行了准备工作，购买了结婚用品、预付了酒店定金等。李某、崔某在恋爱期间互有数额较少的微信转账。法院认定崔某与李某恋爱期间的转账为赠与行为，判决崔某返还李某彩礼款项 168 000 元。

案例二：成某与初某通过网络相识后确定恋爱关系，成某为初某购买了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二人订婚，成某交付初某彩礼100 000 元。订婚一个月后，双方举办婚礼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举办婚礼后双方共同生活了四个月，之后未再共同生活。成某起诉要求初某返还彩礼及“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法院判决初某返还成某彩礼款 50 000 元及“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

以上两个案例案情虽不相同，但都涉及婚约财产的范围、返还比例问题。从两个案例的判决结果可以看出，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对婚约财产的范围认定不同，案例一将恋爱期间的转账认定为赠与行为，案例二认为恋爱期间购买的“三金”属于返还范围；同时还可以看到，彩礼返还法律规则在个案上存在差异，案例一法院判决全额返还，案例二法院判决返还比例为 50%。返还比例不同的原因除了案情有差异外，还有法官对彩礼性质的认定不同，对此，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二、彩礼的概念及其法律性质

彩礼又称聘礼、聘财、纳彩，是一方及其亲属出于结婚的目的而赠与另一方的财物。对于赠与的性质，目前主流观点有三种：一是一般赠与说，认为彩礼与一般的赠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赠与人将财物转移给受赠人时，所有权发生转移；二是附条件赠与说，认为赠与人将财物转移给受赠人时是附条件的，即以将来结婚条件成就与否作为判断，若将来两人缔结婚姻则条件成就，赠与物所有权发生转移，若因种种原因两人未缔结婚姻，则赠与物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三是目的性赠与说，认为赠与方赠与财产是基于一定目的的，当双方缔结婚姻时，目的达到，赠与方不得要求受赠方返还财产，当双方未缔结婚姻时，赠与目的未达到，赠与方可要求受赠方返还财产。

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即附条件赠与说。对于一般赠与说，笔者认为，一方出于缔结婚姻目的而赠送给对方的财物，性质与一般赠与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赠与没有什么特殊目的且是自愿的，但彩礼的给付并非是完全自愿，多是迫于民间习惯和习俗的压力，并且以结婚为目的。一般赠与说将彩礼的给付等同于一般赠与，而不论彩礼给付的主观意愿和目的，在双方婚姻关系未能缔结时，也未赋予给付彩礼一方请求返还的权利，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对于目的性赠与说，笔者认为，彩礼赠与的目的成就与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条件。目的性赠与说认为附条件赠与说把约定结婚作为赠与成就的义务，违背了婚姻自由原则。笔者认为彩礼是一方为缔结婚姻发出的邀约，另一方可以做出承诺与否的意思表示，即彩礼接受方有对缔结婚姻与否意思表示的自由，说其有违婚姻自由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三、彩礼的范围

对于彩礼的范围，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这是审判实践中处理婚约财产返还纠纷时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么彩礼仅指男女双方在订婚时给付的大额现金和“三金”，还是包括订婚前为增进感情互赠的礼物，特殊意义的红包，拜访父母赠送的烟、酒、食品等，抑或是包括订婚后的日常开销、置办酒席等花费？给付彩礼本身就是基于当地的习俗，但各地习俗难免不一，同一省份不同地市尚且千差万别，遑论大江南北甚至全国。对此，需要同一地区在审判实践中达成相对统一的意见，以免出现返还范围不一致的现象。

笔者通过梳理东营辖区近 7 年来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发现审判实践中，大多数法官将双方恋爱期间互赠的礼物，特殊意义的红包，拜访父母亲友的烟、酒、食品，见面礼金，改口费，“三金”等视为双方为增进感情的一般赠与，不属于彩礼的范围。

四、彩礼返还比例考量因素

一方缔结婚姻的希望落空后，被认定为彩礼的部分是否可以要求全部返还？ 若仅返还一部分，则返还比例需要考量哪些因素？目前彩礼返还的法律依据为《民法典》第 1 042 条的“……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 5 条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法律规定得比较简洁，但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却复杂多样，比如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同居。结合本地审判实践，在处理彩礼返还纠纷时，各级法院一般按照适当返还原则处理。笔者认为，确定彩礼返还比例时可以从但不限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

（一）是否共同生活及其时间长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 5 条规定的应当返还彩礼的第一种情形“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又分为多种情况。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又未共同生活①，在双方无过错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当全部返还；若男方有过错且女方为婚约进行了必要准备而支出，则应适当考虑返还比例。若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需要考虑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共同生活时间 1 年以下的，返还比例宜为 80%～ 90% ；共同生活时间 1 ～ 2 年的，彩礼用于共同生活的部分不再返还，未用于共同生活的部分的返还比例宜为 50%～ 60% ；共同生活时间 2 ～ 3 年于共同生活的部分不再返还，未用于共同生活的部分的返还比例宜为20%～ 30% ；共同生活 3 年以上的，可以不再返还。考虑到 3 年以上的同居生活已经体现女方与男方缔结婚姻的诚意，且女方可能已怀孕或生育子女，对女方的社会影响较大，再返还彩礼有违公平原则。但确定返还比例时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不是唯一的确定因素，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二）婚约违约方

在女方没有过错的情况下，男方任意悔婚，此时若支持返还全部彩礼或绝大部分彩礼，无疑对女方是不公平的。受传统习俗的影响， 现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对订婚仍较重视，若订婚后被退婚，对女方的社会声誉及在婚恋市场的价值都有较大影响。同理，若女方任意悔婚， 则会使男方为婚约准备的财物受到损失。中国民间行用千年的彩礼返还规则是“男方悔婚，女方不退还彩礼；女方悔婚，必须返还彩礼”，这其中蕴含着让婚约违约方承担责任的规则，该规则应成为确定彩礼返还比例的考量因素。

（三）过错责任

婚约订立后，若一方出现出轨、暴力、威胁、赌博等行为，返还彩礼时若不加考虑，过错方将不会因为自己的主观过错行为而承担责任， 而且我国也没有规定婚约解除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对婚约解除无过错方极其不公平。因此，在审判实践中需要维护婚约解除无过错方的权益，同时也可以引导双方对于婚约的订立和解除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四）男女平等和妇女权益保护原则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是男女平等原则的重要补充，是两性平等从形式走向实质的重要体现。对彩礼的批判者显然没有将彩礼放至聘娶婚、从夫居的语境下，更是只论彩礼不论嫁妆。借婚姻索取财物为《民法典》所禁止，但正常的符合当地习俗的彩礼并不为《民法典》所禁止。案件审理中要注意合理区分借婚姻索取财物和正常的民间彩礼，更要从女性社会声誉、生育付出等方面考虑，最大限度地维护妇女权益。

综上，在确定彩礼返还比例时，需要综合考虑双方是否共同生活及其时间长短、女方是否怀孕、是否生育子女、违反婚约方是谁、过错责任、彩礼数额、彩礼使用情况、女方为准备结婚的支出、当地风俗习惯等情形后确定。

结合以上的彩礼返还比例考量因素和两个案例案情，笔者认为， 案例一在确定彩礼返还比例时，应考虑婚约解除方是男方，且提出解除时间距离婚礼较近，导致女方为婚礼支出的费用无法挽回等因素， 在返还彩礼时应做出相应扣减。案例二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仅有四个月，在无其他特殊情况下返还比例 50% 是偏低的，笔者认为 80%～ 90% 更为恰当。

五、彩礼返还纠纷当事人资格的确定

在现实生活中，婚姻大事一般由双方父母操办，彩礼多数情况下出自男方父母，由女方父母代收，在彩礼返还纠纷中应该允许双方父母成为案件当事人。在当事人资格的确定问题上，应采取最大限度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态度，当事人本人或父母都可以作为原告起诉，在被告的确定问题上，允许将一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其对彩礼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