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乃强在上述《建议书》的末尾，附有《论牧站联运十便》一文，具体如下。 一、牧站与乌拉比较。旧制乌拉，不惟害民，亦且濡迟过甚，不济急用。例如康定一城，徭役最繁，而纵横百里内能支差者，不过六七十户，全县差户泰半在折多山外，或远距数百里，有时尚须越境向丹巴、九龙及查坝（今道孚县扎坝）征集。 出关人员，皆须先期办好马牌，注明需用马、牛乘驮数目，照会康定保正公所。保正公所查明应当轮支民户所属村保，发出传差，分道催向村保头人。头人据该村轮支差簿，转催差户。差户牛马又皆在山野远牧，当夜始得回家。 纵是军役急差，连夜赶办，有时亦须四五日后方能到齐。如是百头以上之“大差”，非历时半月以上不能成行。“小差”成行较易者，则须挨村替换。 例如，赴道孚者，康定三十里至折多塘一换，折多一百里至长坝春换，又五十里至中古换，又四十里八美换，又三十里吉色宗换，又八十里至可拤换。替换差户七次乃至道孚。必须到站乃知而进行传催，每每一宿而后得进。 近年中古与吉色宗民户逃亡，则由长坝春与八美并站运送。路远畜疲，多有倒毙。又道间每有劫匪，欺差民畜疲人少，突出劫抢，牲畜丧失，人或伤亡。于是两村人民又多无法支差，逃亡作匪。存户既少，则请他村帮差。帮差又几费周折乃定。 道路既远，换马一次又须迟至一二日后。其后八美差户全部逃亡，政府又饬长坝春差转送泰宁，暂由惠远寺喇嘛差民替换。惠远寺不服，差到每有纠纷（上述情况为1929年调查的情形）。逃户愈多，支应愈难，往往差马到站无人接替……其不能不陷于濡迟之故，大抵如此。 如果办理牧站联运，一则役畜有备，咄嗟立集，无复濡滞之患；二则按站替运，畜以时休，无疲乏倒毙之虞；三则农自为农，牧自为牧，各安其业，无复催迫扰害之弊；四则牧站蝉联，呼吸相通，守望相助，可免匪劫掠之患。较之征用乌拉，利害悬如天壤矣。 二、牧站与公路比较。建筑公路行驭汽车，自属现代边疆交通所当必有之大业。然就当前康藏地理言之，亦有其不利之点数端： 一是山高谷深，岩岸险逼，修路困难，旷日持久，难待成功。即如雅安至康定一段，仅长400余里，因须横逾邛崃山脉及大渡河，选线累年，俱无定论。最近，四川公路局选定荥经小河一路，经军事委员长行营及川康当局分派三队测勘。耗费巨万，结果认为不能施工，仍须另外选线，并估定他日建筑经费当在500万元左右。关外山谷重复，多有更难于此者，其一时无力完成全省汽车公路可知。 二是海拔过高，冬季土冻三四尺，路土受冻含有水分结冰暴涨。春后冰解，土尽松弛，又须修筑。养路之费不赀。 三是康藏人口稀疏，生产落后，文化低陋，生活简单。出产既少，货量不大，运输价值不与汽车相称。四是汽车汽油，仰给外国，增加海上漏厄，易受外国操纵，器材一旦缺乏，即有陷于瘫痪之险。五是将来建设公路，亦不可能普及全康。 广大康藏，不能恃一二干线解决全面的交通。牧站联运，但发展康藏盛产之牲畜，固有之器材，习成之技巧，因地所宜以为功。 纵使他日公路，甚至如铁路已经建成，仍有推行于僻远墟落之必要……就通利率（通行利用率）言，汽车一遇障碍即不能进。牧站则虽遇桥断路塌，不能阻遏。此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也。 三、牧站与旧日军台比较。往时边地用兵，常于饷道沿线，建置台站，置兵戌守，联以塘汛，护卫饷运，驰达情报之用。牧站联运，实即兼具军台卫饷传邮之义，而有胜于军台者数端： 一是军台塘汛，只有支出，不似牧站兼营生产事业，收支相偿，尚可有赢。二是军台传邮卫运，其济运夫马仍恃乌拉。不似牧站之不扰民。三是军台只能短时设置，久则弊生，如军纪废弛，暴虐土民，吃缺虚冒，至于官不到地，兵不守职等事。 清雍、乾时在康设置之军台，嘉、道间废坏殆尽。清末，赵尔丰复建台站，未三年，又复废尽。牧站联运则资产稳固，人员随时调换，业务活泼，各站有互相监督之功，流水不腐之美。 四、牧站与轿力驮脚比较。内陆车船不通之地，行旅依恃轿行，商货托之驮脚。人畜上道，长途疲劳，不能加疾。宿食刍秣，仰于商店，在在需钱，运费高昂，妨碍流通。苦力疲乏，雇主催速，又为吸烟泛滥根源，劳动人民深受毒害。 西康高寒，空气稀薄，又无食宿脚店，更无条件推行此种运输办法。然而随处皆有低廉草场与健壮牲畜，稍加整理，便可组成廉价之运输。 故移牧站于内陆则不可，推广轿行驮脚于西康亦不可。各因地宜，原难比较。惟就运费之廉贱，运输之妥速，及不费人力而摒烟毒之害言之，则牧站优矣。 五、牧站与“铁肩队”比较。行营（蒋介石军事委员长行营）于车船未通之地，招募壮丁，编为“铁肩队”，运输军实。每夫每月工食十元，更设队长，职员管理之。每夫负担两斗，日行四五十里。此在粮食价廉，牲畜缺乏，道路险窄之区，不得已而行之可也。而其人则已困苦矣。在西康则不可行。 往时军队出关过山，但负一枪，亦多呼吸迫促而死，力夫安得逾之。惟康地牲畜能行此稀薄空气中。若就运价言之，内陆之“铁肩队”，运六十斤重物，行千五百里，需时一月，官给费十元有奇。路毙病倒者多，公私所费实过二十元。 若在牧站联运，则平均六十斤行千五百里，按站行进费约五元，破站行进约为七元，兼站倍速，亦不过十二元。廉、速皆倍于铁肩队。 六、牧站与藏商运输比较。藏族商人皆自养大批牲畜，卫以狞犬，率之远出经商，不带刍牧，日行二三十里，得有草处，卸驮放牧。自午迄晨，乃牧队上驮前进。因地制宜，别无善道。 牧站联运，实即师其且行且牧之意，而以替换运行之法加快速度。使运费不加而利效倍之。由有严密组织以保障货流之安全与畅利。虽开办费较大，而因牧站以经营相关之经济事业，收益之钜，故不仅如藏商之运货而已。 七、牧站代邮与邮站比较。关外邮线，难于推广之原因有二： 一是番人不解汉文，邮员不通番语。寄邮件者全汉人，故邮件甚少。二是邮件既稀，恒数日一班。加以风雪滞阻，班期屡误，不能应急。故凡重要文件仍遣专人递送。 牧站联运，即适于代邮。将来以牧站兼理邮递，则经费无庸增加，递运能更妥速。且牧站人员兼习番语，住居既久，兼能指导土人，即可启导番民使用邮递。如番民寄递番文信件，欲于信面填译汉字，亦可就近为之办理。牧运所至，邮政亦即随之深入推广，无须更设邮站邮员矣。 八、牧站经营牧业与特设牧场比较。改良畜牧为建设康藏必须重点推行之经济建设事务。言者每谓设模范牧场，研究改良种畜，栽培牧草与畜产品加工等示范推广事业。原则固然，推行则殊未易。 若只专办一二处所，则接触之番民有限，推广失于濡迟。欲遍设全康，则开支过巨，财力不可能胜。且畜牧所宜，各国不同，随地亦各不同，外国方法未必即能适用于西康，学校教育培养之专家，只能掌握其学理之原则，如何进行地方牧业之改良，仍尚待于就地实践，积累经验，逐步试用，有效而后推广之。 要必以土著历世积累之经验为主要凭藉。故集中办理一二个大型改良示范场，莫如分散设立多数之新型小牧场，分担改进畜牧之任务为有利。而分散设立多数之专业牧场，又莫如以牧站承担此项任务为更有利。 盖牧站本身即为研究改良畜牧之机构，其人员即牧事之实践者，又与土著牧民狎习，复具有吸收新知识之志能，最适于承担此种任务之基层工作人员也。若嫌其学理方面不足，则延聘一二专家，循行各站，教导赞辅之，已足与学校教育同功。 专家亦得于巡回施教之中，吸收各地番汉人民创造之经验充实自己之学力，得出更为踏实之结论，与更为正确之方法。较之集中一地，闭户造车之专门畜牧改良场工作为更有效用也。 夫专办集中之示范牧场，必分为理论研究、生产实验与良法推广三部。人员众多，经费浩大，旷日持久而后有可以推广之方法，而其方法又未必能适合于各地区之人民需要。 今以牧站兼营牧畜改良业务，则国家负担锐减，而所得方法切实。牧站发展到星罗棋布之时，即全康牧民皆能与牧畜改良新事业接触之时，全面改进牧业之道，固当如此。 九、牧站与军屯比较。论者，又每谓我国开拓边疆多得力于军屯。凡属夷匪出没、垦民不安之地，宜即施行兵垦，如古屯田制，与明代之卫所制，以满役而不能归农之兵士，领地耕种，编户为民兵，世代相承，为军户，则屯军老者自然归农，力量新生不已，地方永安，垦场永固，建设国防之良法也。 此说未有可议，然有不适用于康藏高原者：康藏地广人稀，夷匪数亦不少，不适用大量部队驻防，一也。夷匪出没之草原，耕地缺乏，不适用屯田之制，二也。 开发牧区，当从牧业入手，内陆军人，改从农易，改从牧难。故只宜推行牧站，锻炼定量之青年人习于牧事，与番民牧民共同开发之。有牧站为固定之中心点，以领导一个地区之牧民，次第诱掖之栽培牧草，改良畜种，固往生活，垦种蔬菜，粮食，发展种药，狩猎等商品生产事业，即可使荒凉之旧式牧区，进为生活优裕之现代牧区。 十、发展牧站与建立市场比较。论者，每谓关外市肆缺乏，为经济不能发展之最大原因，主张于适当地点建立街市，招商设肆供应改善人民生活之物质，促进土特产品的交换。此亦不宜之论。 川边如黎州之富林、汉源街、清溪、泥头，天全之始阳、灵关，泸定之化林坪、冷碛、泸定桥，康定之瓦斯沟、打箭炉，皆明代之河谷农地，委于土司治理。清代建成市街，发展商业，遂能带动其他地方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克收改土归流之效。即现在关外县治所在，亦大都依清代开辟之市场奠基。 其他如滇、黔与西北东北边之进为腹地者，亦莫不如此。虽然，市场之兴，必缘交通线之节点。苟交通尚不健康，节点即不可能确定，市场虽建立，商营不便，终必归于倒塌，如此之例，川边亦甚多，不胜举也。西康交通在原始时代，无节点可言。 清季安设台站，驻扎防军，造成若干之市街于军台道上。军台废而市街亦废。今就其废墟言之：南路如营官寨、卧龙石、八角楼、中渡、西俄洛、火竹卡、理塘、喇嘛丫、小巴冲、巴塘、竹巴龙等处，今惟雅江、理塘、巴塘三县治保存而已。北路如泰宁、觉乐寺、道孚、呷拉宗、虾拉陀、炉霍、朱倭、甘孜、绒坝岔等处，今唯道、炉、甘三县治保存，泰宁与化林坪皆由千余户之城市，沦至三十余户而无可资生。 故不先健全交通线选得适当具备永久性之交通节点，而盲目建立市场，亦绝不能起促进地方经济发生变化之作用。 牧站联运之目的，即在首先选择可以永恒存在之交通线，建立牧站为基本节点，更选择其具有发展商业之条件者为大节点。小节点发展垦牧生产，兼营小店商肆，大节点发展商业与土产加工事业，导致市场之兴盛。配合适当，一成不毁，俾成为促进全康繁荣之大小动脉，又不仅市场缘之以兴而已。”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任乃强自己理想中建设西康经济计划的一幅蓝图。他曾经将其印成小册子发表。但在写回忆录时，小册子依然无处觅得。侥幸在破纸堆中获得1937年的修订残稿，因此，全文照录。 刘文辉才到康定，就决定落实这一计划。按照刘文辉的意思，是安排专项经费八万元，由任乃强负责筹备，立即实施，目标是到1937年就实现正常投用运输。最先必须要解决康定、道孚段的“乌拉”停顿问题。推进这个工作，也不必向中央政府请求拨款，以免上级政府由于安排专项资金又要另外派人插手，反而导致工作无法推动。 上述提及的建设牧站联运经费，据1938年《蒙藏旬刊》第154期第28页发布的“西康建委会建筑关外联运牧站”新闻所言“自本年一月起中央按拨助建设经费三万元，该会乃于此款中提出八万并另募商股”，可以得知，刘文辉是向国民政府申请了建设牧站联运的经费。 刘文辉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名字，就叫“牧站联运”。 但任乃强则以为，如果单一由西康政府负责推行，一旦政局动荡产生变化，这个实现必然就会全盘推翻。不如将其改为官商合营的股份公司，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现在的安排是，可用官款先办起来，同时招募民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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