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二，是关于鸦片生意的事情。 宁属地区，盛产鸦片。当时，入康的相关公务人员以及士兵，无不通过贩卖烟土而致富。 当初跟随任乃强进入康定的勤务员谢祥明，不久后就离开了任乃强，加入了西康银行担任传达兵，在任乃强离开康定之时，他说，自己的存款已经达到了五十万。他的兄长谢利贞，后面叶是辞职经商，也说自己的存款达到了二十多万。他们兄弟的赚钱之道十分简单，那就是贩运鸦片。 当然，贩卖鸦片，属于违法行为，政府有人负责缉私。所以，如果没有政治、军队、公务相关的背景，要想赚钱，还是不可能的。谢祥明之所以能够赚到那么多钱，主要就是附资于西康银行的鸦片股。 有一个顾问名叫刘恒儒，人送绰号“刘百万”。他赤手入康，家庭成员众多，他在文职人员中获得的财富却是最多。听他说，当初才来康定时，只有四十元资本，请求唐永晖搭入贩运鸦片股，两年时间，就已经积累达百万之多。入伙之后贩卖鸦片，就有军队护送。他说，从云南购鸦片入四川，一个多月完成一次，利润翻倍。如此六次，四十元成本就变成了万元。如此九次，成十万。如此十二三次，就已经超过百万。简直就是暴利！ 刘文辉的一众亲信之所以暴富，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的。任乃强坚持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生活清贫。有人建议任乃强，不如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来，委托刘文辉或者李先春帮忙投资入股，何愁搞不到钱？任乃强只是笑而不应。 以至于晚年的任乃强回忆起这件事情，了解到这些当年参与鸦片私营的人，绝大多数已经被判刑判死，不免喟叹。虽然自己被人称为“不懂事人”，但比起他们来，却是更懂事。 其三，是关于色尔巴金矿的事情。 在任乃强的努力下，绰斯甲终于争得，但并没有开展改流置县，只是委派周文辉负责，前往和当地土司协商洽谈，批准开设色耳巴金矿，由唐永晖主持这项工作。但他们那残酷剥削所招淘金工人的行为，却是十分令人发指。 黄金的密度大，达到了19.32克每立方厘米，是花岗石的8.4倍（花岗石的密度一般是2.30克每立方厘米）。按照任乃强的研究结果，黄金平时蕴藏在地球内流体的外部。由于地球凝固之初，依远心力的作用，重质总是在外壳部。在古代造山力发动时，被推喷出地表来。 任乃强研究认为，黄金总是与白石英相伴的，多是包含在白石英间凝结，或为碎屑，或为指头一般大小的黄金凝块（即狗头金）。再因石英风化分解，而流积于溪河缓流处的泥沙中。经过千万年，河床陷落，黄金便有被埋在河原沙土中未被冲走的。这在康藏高原，只要是有白石英块的河谷，就都有沉淀的金块。松潘的彰腊金矿，包括在内。 彰腊近年来有人行用新的方法，建设长度五六百米的大木槽，挖取河原沙土进行冲淘。金重土轻，经长槽冲洗之后，土去而金全留，巨细无遗。相比之下，西康既往老百姓采取土法短槽进行粗淘，且胡乱开挖，所以黄金遗失比较严重。 康藏高原的冰雪厚重，岩石风化快速。古代，就有较多白石与金合成的山崖。经过百千万年岁月的洗礼，已经全部风化。其附近有较多的高原河谷，水流相对平缓，所以沉淀金粒相对较为丰富。“色耳巴”的藏语本身意义，就是“金区”，源于古人曾经在此地的沿河拾得金块。但由于喇嘛教严禁淘金掘地，所以此地尚为处女矿区。这一次，金厂也曾淘得有狗头金数块。 至于宁远的麻哈金矿，则全部都是山崖，需要敲取白石厚，予以碾碎并淘洗，费力巨大。清末已经进行开采，后来废弃。而宁远洼里的金矿，以及隆达金矿等，又都是在河沙中淘金。曾经，在洼里淘得一块重三十多斤金块和石英相互抱裹的“金王”，简直算是奇迹。 西康原来就设有金矿局，局长名叫王瑶琨。金矿局在名义上隶属于西康建委会财政科，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个单位具体在干什么工作。在刘文辉的财政系统下，属于此类的局级单位为数不少。但该局和军部、师部的军官之间保持有密切联系。 金矿局原在道孚大寨、瞻化麦科等地淘金，实际上都是在几十年已经反复淘过的河谷中沙金，地面已经被完全搅乱，凿穴下去，极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收获。众所周知，绰斯甲辖区境内河谷沉积的黄金含量最多，所以，就和十六区之间存在明显争议，都想拥有这一块“金矿”。 对于此，任乃强的意见是，将此地划归西康后，首先改流置县，进行调查，划定淘金的先后区段，组织政、军、商、民、土股等分工建立淘金公司，以新型淘床进行有计划的淘金。 任乃强提出上述建议的理由是，那里除了二楷一区，已被民国初年淘取矿床挖乱之外，其余广大矿区都是无人挖过的，适合于上述方法进行。这样借助政治和军事力量并采用现代淘金的方式，在一次淘过之后，地里的埋金就已经被拔尽了，以免后人再来误淘。进行这样的操作，农地被毁损的机会只有一次，以后就可以永远安业、不被搅扰，有利于保护基本农田，便于后期耕作。以这种方式招雇“金夫子”（淘金工），让他们以劳力入股分红，还可以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但是，任乃强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块地区刚刚想方设法划了过来，唐永晖的色尔巴金厂就在金矿局立案的情况下，招雇民工进去开采了。刘文辉就是股东。这样的神操作，真是叫人啼笑皆非。 他们的操作办法其实很简单。用周文晖去和土司进行当面交涉，以政府不改流为条件，交换土司交出色尔巴的采矿权利。在成功取得土司的许可后，就开始招募各地采金的流民，随同军队进去，占领一些农村民房，为金厂筹备办公场所和宿舍。 他们将队伍进行分组，任凭各组的“锤手”（即老淘金者）按照经验判断，估计某处某处可能有金，就一齐开穴挖进地去。至于得金不得金，能够得多还是得少，则全部听凭他们的运气。 至于淘金之后产生的沙土，就随便乱堆在穴外的田地上，肆意破坏农民的田业，但没有人敢来过问。这样一来，只需要几十天时间，就把整个地区给挖乱完了。 很显然，那些“锤手”们为了获得巨大的利益，都要各自选择他认为最有利的地方。但以他们的经验，未必就能获利。但不能获利并不重要，这处不行，就换一处。于是，就抛弃一处，另开一处。搞到最后来，居然还有人在被放弃的河原内发现了金窖（即沉淀金粒最密的地方）。这还了得，大家又都争着过来抢挖。他们为了抢先挖到金窖，搞得来之前辛辛苦苦开取的沙都不再淘了。此外，还往往有人在翻废沙当中获得金块……简直就是相当混乱。 按照上述方法一整，就搞得随便一个矿区，开采几十年后都还有人去淘。他们的理论是“鱼打千次网，网网出大鱼”。其实就是没有计划、乱淘乱挖产生的结果。 他们当初在招工的时候，都说是各组所淘得的金归各组自有，但必须以所得的七成按官价卖给金厂。工人才开始来的时候，没有钱，可由组长向金厂贷款，约定以淘得的金子进行偿还。这样的待遇着实诱人，所以那些流落无业的人都愿跟去。在他们的设想例，满心希望能够遇着“金窖”，不需本钱，发财回家，以后就一辈子不愁吃穿，过上幸福生活。 所谓的“贷款”，其实不是实际上的钱，而是必须的生活物资。主要是以糌粑、米、麧粉等食粮，鸦片，腊肉（来自西昌）、挂面、豆瓣（来自四川）、清油（来自丹巴）、烟酒等品折价计算。这是第一层剥削。又必须要用实物来计算利息。这是第二层剥削。他们不怕工人逃跑，实际上就算是工人未淘得金，也不会跑。淘得金子后，作价收买，达不到市价的一半或至于更少，也不能不卖。是第三层剥削。 但即便是经过了三层剥削，实际上还是不能把“金夫子”给剥削干净，说到底，终归还是要留几成归他们自得。那些倒霉的“金夫子”，如果是好吃好喝的，不管怎么辛苦努力，总还是淘不够本利，于是必须要长期受此剥削。 当然也有那种运气好登了的，碰上“金窝子”，各自分得了较多的金子，但他们实际上也休想拿走。金厂为了方便大家娱乐，开设了妓馆和赌场。妓管就不说了，常年在外的单身汉，总需要方式消遣。在赌场，则有各种赌具，包括红宝、牌九、骰子、扑克、麻将登，应有尽有，实行公开“抽头”。赢十抽一，也就是从赢得的钱里面抽取十分之一作为“服务费”。那些沉迷赌博的人，赢一次，又输一次，再赢一次又被抽十分之一。输去赢来，平均经过十次就成“妙手空空儿”了。这是第四层剥削。这一层剥削最是恶毒。 但算下来，仍还有极少部分运气好，且又不好嫖赌吃喝的人，他们能赚钱不？实际上，他们也休想拿走一两金子。在金矿的四面八方，都是匪徒。积蓄有金子的人，才说明天走，就已经有人提前给布置好伏线了。只要明天一出路，就必然会遇上劫匪，不但会被劫得精光，而且还可能因为是熟识之人怕被传扬出去而被杀灭口。最终把命都给搭上了。 所以，那些投身到金厂的人，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不是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空手进去、空手出来，白吃白喝几年，导游来啥也拿不走。只有金厂的负责人以及与其有关系的权势人物，一进一出，就是几十几百两黄金在身。 至于刘文辉部下的师长、旅长这些人，家里到底有多少金子，完全无从知道。传说，以唐永晖的参谋长为例，家里就有千两金子。唐永晖曾说：“军长失败后，军官全都抛开他走了。只我一人跟从他吃苦这多年，现在才算抓回本钱了。” 妈的！在这样大环境里，谁能够办好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业？ 其四，是关于宁雅归康的事情。 两年前，刘文辉还在立志经营西康，稍微取得了有些成绩。而自从宁雅划入西康以后，他就只注意于宁雅的经营，把康区完全放在脑后去了。刘文辉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又是和任乃强给他争取到宁雅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1939年，西康省府成立，刘文辉就组织全班人马，开展盛大“南巡”，在西昌住了大半年，基本上把那方面的政局给弄到稳定了，设立了许多实验区，同时也安抚摆平了几支彝人和地方上的巨室豪绅。效果还算是明显的。 1944年，刘文辉又组织“南巡”。当时的任乃强已经在华西大学教书，恰好随同李安宅赴康考察，又同刘文辉到西昌进行考察。刘问辉给了任乃强一个“屯委会副委员长”的空衔，并没有让他到职上任，也没有问过任乃强一句康、宁的政务。大概在刘文辉的眼中，任乃强在康所做的几件事，已经把力量给用尽了，再也没有什么灵感，以后只适合教书了。 除了两次“南巡”以外，刘文辉长期住在雅安。至于经营西康的事，他只是交与秘书长张为炯去随便应付。任乃强从前在西康地区所搞的一些事业，全部都逐渐废弃了。最让任乃强感到痛心的是，刘文辉后面居然连牧站联运都不再支持了。 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以后，川、甘、青、康四省的划界问题发展到最后阶段，四省都派出代表会商准备做出决定时，刘文辉才终于想到了任乃强，派人前去征求任乃强的意见。他的想法也很简单，无非想任乃强再帮他出主意，把上、中、下三俄洛划归西康来。 三俄洛在黄河上游，鄂陵湖以东、阿坝以西。实际上就是《禹贡》的“析支”一级《后汉书·西羌传》的“赐支”之地。是游牧部落所在地。清代划归松潘，属口外六十四土司的最西部。实际上，松潘县从未进行过任何政务工作。所以，这片地区号为“野番”。这里的群众信奉祝靖寺的红教。清末改流时，赵尔丰曾命祝靖寺僧进行招抚，这一招果然凑效，尽皆降附。青海马步芳的部队曾在此地设白衣县进行管理。之后，俄洛人逐走了马军，四省界别的争议就开始了。四川人认为，要遵前清旧制，要求其归入四川。青海人表示，要遵循近代历史，将其纳入青海。甘肃拉卜楞寺庙的黄正清将军，则力争划将其划入甘肃。 但任乃强认为，俄洛应该被划归青海省，所以不能为西康去争。就算是最终争得来，也算是害了俄洛。所以，任乃强对于刘文辉的请求，最终给婉言谢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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