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六年（1083）初秋，苏辙在筠州的工作出了一些状况。他的本职是管理盐酒的税收事务，同时兼任本地官方学府（州学）的教学工作（教授）。
苏轼听说后，先是给时任筠州所在的淮南西路提刑李常（公择）写信，向这位还有些权力的老友发了通牢骚，称自己这位老弟是“拙直之性”，如今落到在小县城谋生的境地，想当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都不行，难道还想和人争什么名利？（牢落如此，为一农夫而不可得，岂复有意与人争乎？）此后，他又就此事给苏辙写诗，诗里大概的意思就是，咱们兄弟俩一身的才学，现在却无处施展，还要天天和这帮小人计较得失。生活如此狼狈不堪，为什么不能就此退归田园，和我一起在这爿东坡之上了此余生呢？写这一首诗还不过瘾，不久后，苏轼又给身陷麻烦的老弟去信附诗，诗中依然充满了倦世求退的心态，尤其是最后两句，再次提起了二人当年“风雨对床”的美好约定——
苏辙给老兄的回信中，次韵一首，虽未直接拒绝“买田筑室作对床”这样不切实际的美好提案，但亦非常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在现实状况中无法抽身而去的窘境。苏辙在诗中深情回忆了与老兄一道少年苦学的经历，而这一切只换来今日的下场，实在令他心有不甘。于是，在诗末，苏辙并没有直接附和老兄关于“退休”的想法，而是用四句看上去像在转移话题的诗句，作为这次讨论的结语——这就是苏辙的不甘——苦学数十载，“纵横万余卷”，他总是相信，竹将生笋，稻亦可期！我们再回看这首诗所对应的前韵，也就是苏轼在《初秋寄子由》中的心态——兄弟二人，当遭遇同样的人生困苦时，所表现出的态度，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反差。公号：无犀之谈一方面是二人的性格使然，苏轼的淡泊与乐观，让他拥有了更加超然的应对策略，而苏辙一丝不苟的严谨性格，让他无法配合老兄的浪漫主义。另一方面，也必须要回到历史的过程中去观察，才能更好地理解苏辙为什么如此“紧张”与“上进”。这是由于他的家庭环境，让他不得不选择继续在官场上努力。在湖州乌台诗案爆发之前，仕途顺利的苏轼收入一直不错，但也没攒下什么钱——“俸入所得，随手辄尽。”（黄州《与章子厚书》）。与才华横溢又（元丰二年七月之前）运势逼人的老兄相比，苏辙显得有些郁郁不得志，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教授、学官、书记这种没有实权的低阶文职，直到被贬筠州之前，也只做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签判。宋代官员的俸禄非常优厚，但整体上属于金字塔结构，也就是官越大，俸禄越高，而每差一阶，俸禄的差别极大，所以苏辙的收入一直上不去。收入上不去也就罢了，关键是苏辙的家庭负担还越来越重。在被贬筠州时，苏辙家中已有七个女儿，负债累累。（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苏轼《与章子厚书》）在这样的境况下，作为曾经平步青云名动四海的老兄，却要劝老弟退休回家种田，似乎就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了。当然，作为饱读东坡文章诗词的今人，我们都陶醉于坡公的旷达与豪放，向往他永不衰竭的精力与灵感，在我们的心中，他就像一座神。而作为苏轼的老弟，苏辙的标签就是一个普通人，每天睁眼就要面对一家老小等饭吃的普通人。用尽全力，只为了一顿生活中看似理所应当实则千辛万苦的粗茶淡饭。于是，苏辙只得继续在这充满尔虞我诈的筠州府衙，讨生活。
始至今已两载余，以地点或事件为章节，讲述苏轼人生片段。苏学已是显学，本作不乞更多新颖之贡献，但求世人了解、理解这具历千年而不朽之伟大灵魂，不枉余生“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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