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济南》系列作品丨芙蓉街上“张青天”——张之洞之叔祖张恪，循吏也、高人也、诗仙也

拥有三百年悠久历史的济南“金街”芙蓉街，当年绝不仅仅是一条小吃街。它最显著的标志，也可以说，它的核心价值，乃是文化街。这里不仅有众多蜚声齐鲁的文化机构与商肆店铺，更为重要的，它历来是名士荟萃之地，留下数不清的名流旧踪、风雅韵事。

近日，笔者便在晚清重臣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民国十七年北平文华斋刻本）中，发现了芙蓉街上一位名士张恪的踪迹，此人乃是张之洞的叔祖，政事与文学兼优。张之洞《济南杂诗五首》之五专写张恪其人其事：

南桥老子本诗仙，归卧柴桑二十年。

昨日芙蓉街上过，数闻人道使君贤昨过书肆，闻主人谈从祖父南桥先生，赞叹不绝，先生曾知馆陶县，主人县人也。

张之洞像

之一、南皮望族，山左知县

“南桥老子”者，正张恪是也。张恪字佩庚，号南桥。清代直隶南皮人。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科举人。这南皮张氏，可非同一般人家；自明清以来，世代望族。“家巨富，有田二万亩，宏宅大屋，环城之垂。”（见《大清畿辅先哲传第三十四·张恪 四世祖福蕴传》，下同）人们多言，为富不仁；然而，这南皮张氏却是富而仁、贵而勇，张恪的四世祖福蕴便是这个家族的杰出代表。

明朝末年，尤其到了崇祯年代，天下大乱，贼盗蜂起，南皮城西门有少林寺，寺僧慧印乃一恶人，他与盗贼私下相通。盗贼来到南皮，都前来投靠慧印，他们大肆抢劫行恶，县人不堪其苦。福蕴决心为民除害，他率领人员来到寺院，将恶贯满盈的慧印揪出，一举铲除。并毁掉盗贼老巢山寺，将其车甲械器收归官府，百姓远近称快。

顺治元年，清军平定京师，某王率兵至南皮，百姓恐慌，急于逃命。福蕴道：“有我在，何害？”于是叩大军营门，大声说道：“南皮男子张福蕴愿白事一见大王。”见到之后，他说：“王奉天子令，诛不道，闻兵所过县，民或不知圣天子安民之意。淆惑讹言，窜伏饥饿而死者无算。今南皮令弃城逃遁，民惶恐不知所为，福蕴愿尽出家所藏黄金百二十，白金千，钱五千万，缯布五百匹，米豆千石，茭稿具车二百辆，马、骤、牛、羊、彘各若干犒王师，再拜献大王麾下，惟大王一听福蕴，饬军士无怖惊民，举县人实受大王之赐。”王还没来得及说话，福蕴拿出所持五十斤重的铁椎，放到几案上。福蕴身长七尺多，须髯怒张，钟声伟视，王心里早已暗暗佩服，及至听到他的一番慷慨陈词，更加高兴，解下自己的佩剑交给福蕴说：“军士有不听令者，剑斩之！”福蕴起身持剑，在军中申明军纪，民心大定。军中没有人敢入百姓人家掠取田园蔬果的。

先祖身上的这种为民请命、为官清正的品质，影响了整个南皮张氏家族，在第七世张恪的身上有了最鲜明的体现。张恪中举人后，大挑一等以知县用，历署山东博兴、博平、冠县、高苑、馆陶知县。所到之处，留下良好政声。

书影：《大清畿辅先哲传》

之二、创书院藏书三万，“钩距法”民呼青天

道光十二年，张恪署博兴知县，据清道光《重修博兴县志》记载，博兴大旱，张恪上言，请求缓征。有人说，不征收你也没有收入啊，张恪答道：“令贫无害，民饥实生死关，安忍坐视规自利乎？”

民国《南皮县志·文献志 仕绩》有张恪传，记录了张恪在馆陶县任上的事迹。滨卫河有堤工，平日按地亩敛钱，官府在水汛期还向民众索钱。张恪一概把钱退给百姓，又把往昔摊款助修堤埝，并刻石于县衙前，作为纪念。

张恪在馆陶任上，一个影响后世的创举便是创立“陶山书院”，馆陶之有书院，自此始。他筑瓦房五十间，并建藏书楼，藏书高达三万余卷。显然为张恪家藏居多。张恪以此招诸生，并亲为讲授，从根本上提高了馆陶学子的文化素质。

古时循吏，承担着养民、教化和理讼的三重职责，张恪为防止民俗偷惰，亲自去县郊检视，对耕种良好者，奖以银钱，荒芜废弃者，让大众监督、责备他。贫户无力自耕，官府供给农具，不努力耕作的，按规定处罚。

张恪所到之处，在抑豪击强，屏绝奸蠹的同时，尤其注重树立良好社风民俗。有妇女告其子不孝。恪让他儿子县衙服役数月，令其回家服侍母亲，使其终于转化为为孝子良民。在他执政期间，“民毋敢侧冠束衽，挟笼鸟睥睨衢肆间”。

张恪尤严于捕盗，逮住重刑至死。由此，社会风气大好。

处理百姓诉讼是考验地方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据县志记载，张恪处理百姓诉讼，不仅能分清曲直，依法处理，且疑难隐蔽，亦能察其真情，当机立断。在审判时，他能使用“钩距法”。

钩距法是我国古代的侦讯之术，据《汉书》记载，西汉时曾任颍川郡太守和京兆尹的赵广汉最擅长钩距法：（赵广汉）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价，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价，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

馆陶等县民众称张恪为“张青天”（“馆陶人以'青天'呼之”），茌平人有狱讼，人们往往愿意到馆陶去诉讼。张恪以前离开博兴、高苑时，民众挽留，不让他离去。离开博平，百姓皆立祠祀之。及离开馆陶，百姓更是扶老携幼，倾城出动，流着眼泪奔走相送。（“及去馆陶，民扶老携幼，走泣送，倾县城。”）。

张恪后因父丧回家，杜门事母，终其身不复出。据民国《南皮县志》所载《卯金家训》“又萧家桥张佩庚先生恪罢官后，自开义学，躬教之门生来者，皆授以餐。不但不收脯修也，子曾浴孝廉，与余同年，孙嗣陶伯麟，曾孙元翰元来皆孝廉。”

之三、“秋蝶诗”一举成名，“张年华”名噪津门

张之洞称其叔祖为诗仙，可见其诗才非同一般。梅成栋《津门诗钞》录其诗六首，并有详细介绍：

“按佩庚少负文誉，每试辄冠其曹，曾以秋蝶诗见知于陈荔峰学使，其句曰：'年华回首春无价，花事关心鬓有霜。’时沈云巢太史与同优等，戏呼为'张年华’。佩庚自镌其印曰：'十年辛苦一联诗。’余最爱佩庚'世事无常新旧雨，故人何处短长亭’句，令人情深一往。”

书影：梅成栋《津门诗钞》

陈荔峰学使，钱塘进士陈嵩庆是也，陈字复葊，号荔峰。嘉庆十年、十一年官顺天学政，官至吏部左侍郎。陈嵩庆不仅精诗文，更兼金石书法。张恪的诗作得到如此人物的赏识，足见非同寻常。再是，他的诗作与沈云巢太史同列优等，沈云巢太史，直隶天津进士沈兆沄是也。沈兆沄（1783—1886），字云巢，号拙安。嘉庆二十二年（1817）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浙江布政使。谥文和。著有《织帘书屋诗钞》等。其诗作成就颇高，时人称其诗“和平安雅”，独具特色。

读者若问：这“秋蝶”诗何以就这么厉害呢？让我们看看这诗的详细来历：

“张佩庚先生恪应科岁试时，古场以秋蝶命题。先生诗云：年光回首春无迹（前作“年华回首春无价”），花事关心鬓有霜，学使擢为第一人。皆呼为张秋蝶。”（崔旭《念堂诗话》）

原来是张恪作诸生（秀才）时的“岁试”，在考场上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能有如此出色的诗作与发挥，简直就是奇迹。我们且来分析一番。

这诗的独具一格的特征，在于它不是通常地、一般地、外在地、千篇一律地——写秋天的蝴蝶，而是聪明地将秋蝶拟人化，从而将全诗化作了秋蝶的浅斟低唱的内心独白。秋蝶说：在秋天里，我依然无限眷恋地回顾我在春天里的美好年华，那时，我在风香盛开的鲜花丛中飞来飞去，沉浸、陶醉于繁忙的花事，真的是青春无价呀；可现如今，虽是依然倾心于花事，却是两鬓斑白，布满了秋之寒霜。这独白凄凉而悠长，足以动情移性，“令人情深一往”。

这仅仅是秋蝶的独白么？它又何尝不是人生无常、韶华易逝、尘世浮沤的生命况味的总体象征！

文学的根基在叙事，真的是一个写作的高妙诀窍呀！

又据诗人崔旭《念堂诗话》：

“南皮张佩庚孝廉恪，工诗，为诸生时，见赏于学使陈荔峰先生。甲戌八月寄书并诗十二首，有句云：'不逢崔颢恨如何，未曾一刺到崔骃。’又，'君为渤海吟坛长，不数江南崔不雕’，其见许如此。佩庚有《防躁轩诗钞》，五言如：'秋光三尺水，暮色满城烟，衣冠寒士古，谈笑老农真。’七言如：'世事无常新旧雨，故人何处短长亭’，'书千百卷闲中福，竹两三竿世外交’，俱大有意境。”

书影：民国《南皮县志》

崔旭有《题张佩庚诗卷时大挑一等侍养家居》一诗，

远寄一编至，相思千里余。

人高诗境好，亲在宦情疏。

弟更知兄意，儿能读父书。

羡君调膳处，笑乐赋闲居令弟子谅广文亦辞官家居。

“人高诗境好，亲在宦情疏”，是对张恪人品及诗作的高度评价。“人高”者，“高人”也，高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乃是智慧与能耐与众不同、超人一等的内涵；“诗境好”，谓诗的意境高妙；以张恪之精明强干、超越洒脱、尤其不同常规的诗仙风范，实在当得其论。

张恪自嘉庆十三年中举人，至任职山东，中间有十多年的时间家居侍奉亲老，及父丧事母，又归卧柴桑二十余年，所谓“亲在宦情疏”，即视亲情的价值远在做官之上。但就在为官不长的岁月里，却又留下如此多的政绩。

同样受陈荔峰学使赏识的沈兆沄，写有《得南皮张佩庚书》一诗：

一纸通芳讯，相违十五年。

诗吟陶令好，衣着老莱鲜。

欲访高人宅，难停下水船。

南皮胜游处，瓜里忆流连。

(清咸丰二年刻本《织簾书屋诗钞十二卷》卷六)

书影：沈兆沄《织簾书屋诗钞》

沈兆沄诗中不惟赞赏张恪的诗才（“诗吟陶令好”），甚至张恪的漂亮穿着，看来，张恪不愧为一位审美的诗人，连衣着都是如此考究、讲究的。窃以为：诗人，首先是爱美的，这当然包括自身的仪表与穿着；不爱美成不了好的诗人，写不出美的诗，当然也含有对他孝心的赞扬。沈兆沄的诗作，还深情怀念与张恪在南皮的旧游生涯（“南皮胜游处，瓜里忆流连”），并且，好不吝惜地又一次将“高人”的冠冕待在张恪头上。（“欲访高人宅，难停下水船”）

这些都说明，张恪在世时，其为人为官乃至为诗文，已得到人们普遍好评与赞赏。

同是南皮人，随兄长叶圭书在馆陶宦游的叶圭绶，写有《哭张佩庚先生》：

拾芥视青紫，殊才定拔尤。

天胡悭一第，公自有千秋。

博学藜光照，浮名橘榜羞五代时乐史登科同年皆老辈，时人谓之陈橘皮榜。

阿咸闻绪论，已足占鳌头张子青殿撰先生犹子曾受业于先生。

以张恪的学识与诗才，上天何以吝惜“一第”（为学识才华出色的张恪未能进入进士行列而不平），然而，尽管如此，张恪依然“自有千秋”，他是诗人，是循吏，更是教授了不少学生今已占尽鳌头。张恪“拾芥视青紫”，又反映了张恪视出人头地的仕宦生涯为草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的清高骨气。

除《防躁轩文集》四卷外，张恪还著有《四书引古录》三卷、《四书辨同》六卷、《丛树山房诗》四卷等。

之四、芙蓉街上，数闻人道使君贤

据《张文襄公年谱》，咸丰十年秋冬间，张之洞至济南，入山东巡抚文煜幕府，即在济度岁。至咸丰十一年三月回籍。“公在济南作诗甚多”。此诗即写于咸丰十年至十一年间，此时张之洞二十五岁。张之洞写有诸多济南诗作，《济南杂诗五首》即其中之一。

书影：《张文襄公年谱》

南桥老子本诗仙，南桥，张恪之号，老子，张之洞对叔祖的尊称；诗仙，张之洞对张恪诗人品质与才能的定性，张恪诗想像奇特，感情饱满，大有诗仙李白的风范。

归卧柴桑二十年，张之洞此诗写在咸丰十年庚申（1860），前推二十年，即张恪约在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从济南返回故乡（柴桑）的。这即是说，张恪罢官后并没有离开济南，而是又在济南居住了将近十年之久，方始因父丧、侍母而返回原籍的。

清代，宦游山东的知县大多都会在济南安家的，特别是张恪作为名门望族的富裕人家。那么，张恪究竟安家在济南何处呢？下面的诗句泄露的“天机”：

昨日芙蓉街上过，数闻人道使君贤。使君，张恪；这里的关键词是：数闻；它的内涵是，张之洞来到芙蓉街上，不是听到一个人，而是很多人，在夸耀张恪的人品与贤能，张恪寓住芙蓉街上，当无疑矣！

张之洞还记下芙蓉街上一家书铺主人对于张恪的赞扬，这家的主人是馆陶人更是亲见了张恪在馆陶的非凡政绩。（“昨过书肆，闻主人谈从祖父南桥先生，赞叹不绝，先生曾知馆陶县，主人县人也。”）

由此可知，张之洞充满着对于叔祖南桥先生的倾慕之心，前来张恪寓居的芙蓉街上寻访叔祖旧踪，想不到，收获了众多济南人对于叔祖的赞美，张之洞十分激动，遂吟咏成篇。

张恪在济其间，亦广交众多济南朋友，如济南名士王贤仪等。王贤仪在《家言随记》卷四《尚论景行》中记载道：

“张佩庚明府恪，南皮望族。孝廉。山左知县。访余订交，赠诗载其《防躁轩集》。”

今日芙蓉街 李瑞勇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