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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萨尔曼·拉什迪研究述评     摘 要：萨尔曼·拉什迪是当代英国移民文学的三雄之一，被誉为后殖民文学的教父和新流散文学的先驱。通过梳理近三十年来国外拉什迪研究的成果，本文发现国外研究维度比较宽广和深入，主要从叙事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批评等视角挖掘拉什迪小说所彰显的独特审美价值。近十年来，拉什迪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发展态势，这充分反映了拉什迪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书写领域日趋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关键词：萨尔曼·拉什迪；多元文化书写；《撒旦诗篇》；移民文学；英国文学传统 基金信息：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失语彷徨到经典重构：后殖民语境下当代英国少数族裔作家研究”（编号：18BWW089）、2014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建构与身份认同：战后英国流散文学研究”（编号：14YBA272）及2016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英国当代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作品中的印度书写研究”（编号：2016ZZX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佳佳，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当代英国文学。邓颖玲，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叙事学。 0.引言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是印裔英国小说家，与V.S.奈保尔和石黑一雄并称为“英国移民文学三雄”。拉什迪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在中学时代被父母送到英国沃里克郡的拉格比公学读书。1968年拉什迪从剑桥大学获得历史学荣誉硕士学位，其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 1988）的创作就源于他对伊斯兰教历史的研究以及对流散者文化身份的思考。跨越以印度文化为代表的古老东方文明和以英国文化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双重边界，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印度社会的历史和生活，更是超越了民族渊源和地域时空，聚焦于移民和流散者在新世界的身份界定和建构问题。作为英国移民作家的代言人，拉什迪不遗余力地用文学来重构人类世界和重新考察人类身份问题。同时，他的作品揭示了对全球化的反思，挖掘了文明冲突和原教旨主义等问题的深层根源（Ashcroft 2016: 19）。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在颁奖典礼的致辞中称以拉什迪为代表的移民作家“已经跨越了文化和语言的界限，开拓出了一种更加国际化、外向型的英国文学。拉什迪的写作是最广义上的后殖民文学”（石黑一雄 2018: 17）。 在英国当代文坛，拉什迪取得的成就及影响引人瞩目。他的作品不仅凸现了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作家跨文化写作的共同特征，其创作理念更是具有强烈的后殖民语境和解构主义色彩，对传统欧洲文学中心产生了巨大冲击和挑战。拉什迪一直致力于在西方文化的大环境中和后传统秩序下叙述和建构自己在文化、政治、社会上的身份，探索造成他身份困惑的原因，追寻他的理想家园和文明世界。截止到2019年9月，拉什迪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集、1部自传性回忆录和2部评论文集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其中涵盖的“混杂”“身份”“文化翻译”“边缘写作”等主题对美国、加拿大以及南亚次大陆亚裔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成为世界文坛“国际小说”创作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1）出版后，先后获得了英国最古老的文学奖——詹姆斯·泰特·布莱克文学奖和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布克奖，为他在多元文化书写领域赢得了国际声誉。他的小说创作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融合，开辟了一个新的实验性写作时代，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一个新身份——“新流散文学的先驱”（Chaubey et al. 2016: 15）。他的新作《吉诃德》（Quichotte: A Novel, 2019）也因对美国当代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真实描述而被誉为“一部记载当代美国真实、疯狂而令人警醒的公路叙事小说，一部反映移民生存境遇和时代变化的文化寓言”（Sandhu 2019）。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午夜之子》三获布克奖，以及《撒旦诗篇》事件① 在世界文学史上所引起的有关原教旨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辩，拉什迪的家族小说、童话、随笔、创作美学及其学术史研究已成为国外学界关注的焦点。印度以及西方研究者围绕他作品的流散、家园、文化冲突、历史、战乱、记忆等主题展开了多维度和跨学科的解读，拉什迪也从边缘走向西方文学的中心。根据英国国家图书馆电子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国外涉及拉什迪研究的专著近200部，期刊文章约500多篇，研究视角几乎涵盖了后现代与后殖民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本文梳理近三十多年国外学者们从叙事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批评等视角对拉什迪的研究，评述拉什迪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以期对国内学者把握国外拉什迪研究的总体态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叙事批评 在当代世界，现实具有动态、相对、异化和碎片化等特征，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无法再捕捉这种“超现实”（hyperreality）。因此，魔幻现实主义、奇幻、童话等“反现实主义”叙事模式与历史、家族、身份、政治、神话、寓言、仿拟等叙事手法结合形成了拉什迪作品的独特风格。多数评论家也是首先从拉什迪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并结合西方文学理论来切入拉什迪创作艺术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魔幻现实主义叙事一直是国外拉什迪研究的主要倾向。拉什迪不仅是杰出的后殖民作家，还是拉丁美洲以外最具代表性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西方学者称他是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并驾齐驱的世界级文学大师。沃恩斯（Warnes 2009）认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本质是寻求某一文化特质的现实存在，《撒旦诗篇》中“迁徙”“变形”和“亵渎”等现实表征揭示了拉什迪魔幻现实主义叙事的本质，也是他后殖民书写的主要构成要素。萨瑟（Sasser 2014）通过分析拉什迪的小说《佛罗伦萨的神女》（The Enchantress of Florence, 2008），提出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功能在于召唤流散群体在“世界主义化”中走出归属的困境。肯（Can 2015）提出魔幻现实主义是英国后殖民小说以及第三世界文学的主要叙事模式，拉什迪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手法的目的是影射其杂糅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然而，拉什迪的小说并非是对传统魔幻现实主义叙事的摹仿，寓意、乌托邦传统、历史和史诗元素等混杂交织，共同构成了其作品特有的叙事美学。因而，既不能把拉什迪视为马尔克斯的传承人，也不能单纯地认为他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扛鼎之人，评论家应进一步挖掘拉什迪小说的独特魅力（Kluwick 2011: 33）。 德赛克（Deszc 2004）系统梳理了西方童话传统对拉什迪小说的影响，以及拉什迪在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跨界过程中对西方童话传统的修正，提出了拉什迪小说的“童话性”（fairytaleness）与“童话诗学”（fairy-tale poetics）概念。童话是当代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叙事模式之一，拉什迪在《哈伦与故事海》（Haroun and the Sea of Stories, 1990）中以童话的母题和主旨表达出了一个民族的自我身份建构。韦泽则认为《哈伦与故事之海》和《卢卡与生命之火》（Luka and the Fire of Life, 2010）这两部童话揭示的死亡主题暗喻拉什迪为躲避宗教恐吓和死亡威胁而藏匿、流离失所的生存困境。死亡既是一种身体现实、哲学概念和心理适应过程，也是表现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层面（Weiser 2015: 219）。巴罗斯把拉什迪的《卢卡与生命之火》《午夜之子》和《撒旦诗篇》视为强调时间特异性，即“第一义的时间”（chronometric rationality）的童话作品。他认为童话是现实的内在属性，与历史发展、政治斗争和时代精神“貌离神合”，并非是对社会现实的逃避（Barrows 2016: 121）。拉什迪的童话叙事时间打破了世俗线性时间的壁垒，表现了现实生存空间的密度和张力。 随着创伤成为9/11小说批评的关键词之一，不少学者将拉什迪2001年后出版的小说置于后9/11的文本语境，从中挖掘他小说的创伤记忆和历史价值。福丁-图尔内（Fortin-Tournès 2013）认为拉什迪的跨大西洋小说《小丑萨玛利》（Shalimar the Clown, 2005）中的罗曼司叙事是表达拉什迪创伤现实主义的主要手法，因为罗曼司编织的想象世界对受创者的心灵具有治愈功效。阿劳约（Araújo 2015）通过聚焦这部小说中的复仇、暗恐和战争等暴力场景，呼吁人们反思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和伊斯兰战乱等问题。他指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干预是形成这些地区危机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些干预把曾经天堂般的克什米尔变成了地狱一般的战场。卡瓦哈尔（Carbajal 2015）论证了拉什迪《午夜之子》《摩尔人最后的叹息》（The Moor’s Last Sigh, 1995）与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之间的互文性，指出这些小说共同揭示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对印度本土传统文化的冲击。在与福斯特的文本对话中，拉什迪进一步深化了后殖民时期被边缘化的他者所遭受的精神创伤。 拉什迪的小说与作为叙事文学类型的西方流浪汉小说具有相同的审美创作取向，即以追寻为母题的叙事模式。《午夜之子》是一部典型的有关分裂的自我追寻完整身份的纪实故事，它详细描述了处于历史转折期，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中的个体失去希望、理性以及逐渐异化的过程（Swain 2006: 79）。流浪汉小说成为拉什迪颇为热衷的叙事体裁之一，是与他在新世界作为移民者、局外人、观察者及格格不入的他者等文化身份分不开的（Tomoiaga 2012: 126）。与流浪汉小说典型的“成长—寻找—归宿”为逻辑功能的叙述图式不同的是，拉什迪的小说植根于东方传统的口述模式和讽刺、怪诞的童话风格，并掺杂了“非线性传记、游离的身份、不可靠叙述、碎片化描写和后现代空间中的荒野”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叙事元素（Elze 2017: 73）。这种叙事模式一方面彰显了拉什迪的叙事非中心化特点，另一方面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全球化、金融资本输出和文化扩张等手段所推行的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第三世界民众带来的潜在危害。 2.新历史主义批评 自第一部长篇小说《格林姆斯》（Grimus, 1975）出版以来，拉什迪在西方学界研究视野中时间跨度较长和视角涵盖之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创作中注重历史维度并借鉴历史方法进行创作。如同美国南方文学作家福克纳，拉什迪擅长通过描写一个家族的兴衰史来反映现实中的历史变迁、各阶级、阶层人物社会地位的浮沉以及各类人物精神风貌和身份的变化。因此，他的小说在西方新历史主义学派找到了思想契合点，众多研究将拉什迪的家族小说置于印度历史的语境中加以解读，发现其小说对历史事件的官方叙事进行解构和再审视的重要功能。 在拉什迪看来，小说是将大历史转化为个人化的小历史、对官方大写历史文本进行反思的一种手段（Rushdie 1992: 14）。科尔特纳（Kortennar 2004）从“自我”“国家”和“文本”三个方面深入剖析《午夜之子》的历史性，认为该小说是鲜活的南亚近代史。主人公萨里姆31年间目睹了南亚次大陆的分裂与动荡，其短暂生命与印度历史的变迁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他的回忆录完全是一部印度民族历史的寓言。基米希（Kimmich 2008）在《拉什迪的家族小说》（Offspring Fictions: Salman Rushdie’s Family Novels, 2008）中厘清了拉什迪的家族四部曲《午夜之子》《羞耻》（Shame, 1983）、《撒旦诗篇》和《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之间的血脉关联，认为其家族小说是一部微观的世界和历史缩影，反映了对个人、家族与民族历史之间关系的思考。拉什迪将自己对印度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历史性的思考融入自己在印度生长和经历的各种记忆中，他意图打破虚构与真实、故事与历史之间的界限。他在《午夜之子》等一系列家族小说中，将印度的历史和政治隐喻性地杂交于一体，在对民族文化和历史进行重新表现和理解中对传统历史观做出了反叛性的思考和质疑。也就是说，拉什迪的小说并非一般意义上对历史真实的重述，而是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寻找意义，寻找自身的价值。 3.后殖民主义批评 随着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兴起，拉什迪被多数研究者归类为书写印度流散者的后殖民主义作家。桑加（Sanga 2001）认为拉什迪重构了“移居、翻译②、杂糅、亵渎和全球化”五个后殖民隐喻，而这些隐喻反过来组成了对抗后殖民主义、解构新帝国主义权力及还原社会现实的重要话语体系。特文森考察了族裔流散群体在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困境和身份重塑过程。对拉什迪来说，身份并非植根于“同质性的民族身份”, 而是成形于动态的后殖民和跨民族的杂糅过程，这些群体通过不断地“迁徙、翻译、移位和重寻自我”来获得民族身份（Teverson, 2008: 47）。拉什迪的小说作为一种反殖民主义的话语形式，属于“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声音”（Kim 2003: 121），聚焦了历史书写、民族叙事以及英联邦文学等宏大叙事特征，成为推动后殖民文学繁荣的中坚力量（Morton 2007: 155）。 拉什迪的小说能震撼读者的心灵还在于他对西方后殖民语境下第三世界的语言景观和边缘化的女性形象等微观问题进行的深刻探索。语言表述方式首先构成了拉什迪重要的话语立场，他用糅合了印度文化的英语来表现后殖民经验，重构社会道德和民族身份。在随笔“一只对抗利剑的笔”（A Pen Against The Sword, 1990）中，拉什迪把英语比作一支去殖民化的笔，可以被后殖民英语作家自由地弯曲和揉捏，直到发出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反写之声。卡纳（Khanna 2011）在“语言与后殖民城市”（Language and the Postcolonial city）一文中，以《午夜之子》《摩尔人最后的叹息》《撒旦诗篇》《她脚下的土地》（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 1999）为例，指出拉什迪在刻画孟买这一后殖民城市时使用了极富印度风情的词汇，并对英语的标准表达方式进行了变体，挑战了英语语言规则的权威。这种新奇的语言杂糅方式使之在展现第三世界后殖民城市的复杂多样及异质的社会经济结构时，可以化为对抗标准英语的有力武器。斯皮拉（Szpila 2012）通过对拉什迪11部长篇小说中的习语归类，指出其小说语言极富创造力，再现了帝国主义在推进过程中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深层混乱，为构建拉什迪的理想家园和文明世界赋予了力量。潘迪以小说《佛罗伦萨的神女》为例，指出多元语言主义的重要意义，认为拉什迪的小说捕捉了当代社会语言的不安全感（linguistic insecurity），他将故事置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语境是为了在过去的经验中找寻抑制语言帝国主义的良方（Pandey 2016: 239）。 拉什迪用混杂的语言来书写印度现代生活复杂性的同时，对后殖民印度中女性在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形象建构大着笔墨，消解了西方对印度女性形象的他者想象。小说中，女性摆脱了传统文学中被边缘和失语的刻板印象，走向了文本的中心。戈皮纳特（Gopinath 2013）将拉什迪小说中女性的崛起视为后殖民处境下作者对性别身份的重构，即通过对男权主义的解构传递其文化政治诉求。《撒旦诗篇》堪称一部关于文化、宗教和文学的百科全书，尤其描绘了移民女性对个体身份的认知和接受过程。小说重新诠释了“阿拉克涅”（Arachne）这一神话母题。在飞往伦敦途中，女乘客因飞机的坠落而幻化成蜘蛛，这一形变揭示了后殖民社会印度女性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Siddiqui 2014: 426）。拉什迪刻画的女性不仅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逆转，更揭示了移民女性身份的建构具有流动性和混杂性，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 4.文化批评 随着20世纪末西方文论转向文化研究，众多学者开始将拉什迪的作品置于广阔的文化空间，根据这个空间的意识形态结构对文本进行重新定位，进而深入文本背后更为庞大复杂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结构，为探讨拉什迪对多元文化的推崇动因，了解他对文明、身份、真相等问题关注的渊源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撒旦诗篇》引发的拉什迪事件以及背后隐藏的文明冲突历来是研究者热议的话题。拉什迪事件俨然演化成为伊朗和西方之间围绕宗教信仰、言论权利的文化和政治斗争的一个国际事件（Horton 1993: 104）。萨达尔和戴维斯同样认为拉什迪事件是“伊斯兰文化、宗教、种族和流散”四种话语交织其间造成的必然结果。毋庸置疑，拉什迪事件已经激化了种族间的紧张局势（Sardar & Davies 1990: 267）。从伊斯兰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认知角度来看，在伊斯兰传统里集体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而西方自由的文化传统则将个人利益置于首位。拉什迪事件就是归咎于两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各自宣称他者的观点是一种暴力表述。在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历史、传统、信条都是主观性的，自我只是话语、文本和语言的集合体，主体和他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没有永恒的宗教、种族、国家、阶级、家庭或性别归属，“身份是暂时性的，不断地被碎片化并重构成新的碎片”（Slaughter 1993: 202）。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彼得·魏特哈斯（Peter Weidhaas）在评价拉什迪《撒旦诗篇》时称，从文学史角度来看这是一部极具影响力的世界文学经典，充满作者自述式的幻想魔力。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对拉什迪下达的全球格杀令“这一最极端的文学批评形式”背后蕴藏着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因素（Weidhaas 2007: 335）。很明显，拉什迪事件不只是宗教事件，他和《撒旦诗篇》俨然已成为意识形态的炸弹，成为世界政治和文化纷争的牺牲品。 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促进了跨国界、跨民族的人口流动，同时凸显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众多学者针对拉什迪作品中的文化身份问题，从不同侧面勾勒了拉什迪的文化身份谱系。弗立托斯（Vlitos 2004）在其博士论文“V.S.奈保尔、安妮塔·德赛、毛翔青和萨拉曼·拉什迪小说中的饮食与身份关系研究”中，运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将《午夜之子》《撒旦诗篇》《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中带有民族印记的“食物”作为性别、阶层、种族的能指及文化和宗教的标记，个体层次的身份在饮食的一系列过程中与群体产生文化认同。克拉尔（Kral 2009）以拉什迪的小说《愤怒》（Fury, 2001）为例，探讨了当代流散文学中的身份问题，提出流散者的身份在解域化的世界中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 作为流行文化符号的音乐对小说艺术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可以用一个特定的、反复出现的旋律来表现某个角色的性格、思想和情绪等，还可以增强叙事的复调性，表现人物多层次复合的性格整体。小说《她脚下的土地》以摇滚乐这一流行文化为主线，并融入了对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等神话的全新阐释，在展现拉什迪多维的书写表征同时，揭示了摇滚乐“和平与爱”的精神对青少年价值观的积极影响。通过对音乐元素的借鉴，拉什迪在小说中注入了摇滚乐所憧憬的乌托邦般的深层力量（Samay 2011: 84）。当代流行音乐同时也为拉什迪的小说创作增添了一条音轨（soundtrack），小说中融合的摇滚等音乐元素不仅为故事发展提供了主线，更体现了音乐艺术对民族身份的塑造力（Gauthier 2014: 155）。 工业时代的技术促进了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进一步融合，改变了传统媒体平面世界的感官体验，现实主义作家同样在小说中实现了这一目的。因此，拉什迪的小说与视觉文化和新媒体等之间的联结同样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曼德斯（Mendes 2011）和施塔德勒（Stadtler 2013）把拉什迪的小说置入视觉文化的语境，分别探讨了《午夜之子》与《佛罗伦萨的神女》等作品的立体视觉效果和宝莱坞式的听觉感受。巴纳比认为其小说复原了“哥特复兴式建筑、新古典主义及后殖民下的城市”等“超级景观”（Barnaby 2018: 115）。随着媒介批评的不断深入，研究者近年来已将拉什迪研究领域拓展到大众文化媒介的语境。在“注定不凡——拉什迪的推特信息流分析”一文中，拉维（Ravy 2017）认为推特是当代作家与不同话语体系之间交流的重要载体，也是一张建构社会身份的新名片。拉什迪通过推特这一实验写作和社会叙事平台，与关注者和各种媒体互动，对美国的总统选举、枪支管控和种族主义等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边缘写作并非是拉什迪的唯一标签，拉什迪的身份更像是文化经纪人、文化批评的“守门人”、对不同形态的公众意识进行理性思考的公知。媒介批评在社会文化语言视角下拓宽了拉什迪的身份分析体系，延伸了传统的文学分析范畴，为揭示沉积在其作品表象后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提供了直接参考。 5.结语：国外拉什迪研究趋势 纵观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拉什迪研究的历时和共时脉络，可以发现拉什迪研究与时代脉搏和文学思潮的趋势紧密联结。近些年的研究更是既有对上世纪思潮的延续，又有新的方向与潮流出现，形成一种既继承又发展的态势。 首先，拉什迪与英国文学传统的关系一直是历久弥新的关注焦点。古格里埃尔莫奥（Rebecca Weeks Guglielmo）的《后现代小说的预言叙事：从品钦到拉什迪》（The Prophetic Mode in Postmodern Fiction: From Pynchon to Rushdie, 1991）、费尔默尔（Kath Filmer）的《20世纪奇幻文学大师》（Twentieth-Century Fantasists, 1992）、曼洛夫（Colin Manlove）的《英国奇幻文学传统》（The Fantasy Literature of England, 1999）及史密斯（Andrew Smith）和休斯（William Hughes）的《帝国与哥特艺术》（Empire and the Gothic, 2003）分别考察了拉什迪小说的预言、奇幻和哥特叙事传统，认为欧洲文学传统对拉什迪的小说创作的影响不可小觑。20世纪60年代英国先锋作家对科幻小说传统进行了革新尝试，在科幻小说中引入了软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拉什迪小说中弥漫的“虚拟的历史、物化的机器和穿越的时空”等主题就是对这一传统的续写（Maurer 2014: 29）。 其次，一些受欧洲传统熏陶的学者重视欧洲之外已初具影响的文学批评理论和作品，从比较文学研究视角寻找拉什迪研究的新方向，从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作品的艺术特征两方面将拉什迪与其他作家进行互照、互对、互比与互识，以印证彼此间的文化主张和创作美学。法兰克（Frank 2008）和特洛斯达勒（Trousdale 2010）从作家主体方面分别对比了拉什迪与君特·格拉斯、昆德拉和纳博科夫的跨国和越界小说创作的文化共核，认为拉什迪对先辈作品的“翻译”源于他们对移民身份的共同困惑和感触，这种跨文化体验让他们表达出流散者的普遍心声。在创作艺术方面，各得里特斯（Coundouriotis 1997）从物质空间环境和文化环境角度探讨拉什迪和托妮·莫里森小说中女性怪异形象的成因。科里根（Corrigan 2015）比较拉什迪与村上春树构架的虚拟世界，从后现代语境中发掘二者创作中的仿像现实（simulacra）和空间制图法则（cybernetic cartographies）。 当今时代是空间的时代，但空间不再是时间的附属品或传统意义上的地理景观，而是揭示个体精神轨迹和社会关系的坐标体系，因此空间转向也成为拉什迪作品研究的新趋势。卡纳（Khanna 2013）通过分析拉什迪作品中的空间、城市和叙事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发现孟买作为后殖民城市充斥着大量影射帝国暴力的视觉符号，拉什迪的空间叙事模式为解读语言与世界、自我与世界及国家和他者间的关系提供了参照系。蒂姆（Thieme 2016）在《后殖民文学地理》中审视拉什迪小说对空间的超越，认为他把地理空间固定不变的物理特性纵深衍进为一个动态、开放的文本结构，重新绘制了后殖民世界的文学和文化地图。尽管拉什迪作品的空间研究是近五年的产物，属于后起之秀，研究成果的数量也远比不上拉什迪的后殖民主义等研究，但它表明拉什迪研究正不断开拓新的疆域。理论之后的拉什迪研究越来越多元化，学者们开始从哲学、美学、地理学和文化政治学等领域绘制拉什迪的文学版图。拉什迪不再被看作孤立的个体，而是被放置于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大环境之下，这种综合性的作家群研究不仅推动了拉什迪研究向纵深发展，还进一步彰显了他在当代文坛的艺术感染力和超越时代的魅力。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详见《外语研究》2020年第1期。本文全文转载于人大报刊资料中心出版的期刊《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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