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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夏宋啰兀城之战，双方应该算是打了个平手，宋朝夺取了西夏的啰兀城，西夏又夺了回来，双方损失相差不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场战争是发生在西夏境内的，这给西夏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耽误了西夏战争地区的春耕。这个问题是很致命的，毕竟没有了粮食，再老实的人也要造反。另外，因为梁太后屡次犯边，宋朝已经好几年没有给西夏岁赐了，这对西夏来讲也是一个很巨大的损失。西夏的综合国力毕竟无法和宋朝想比，再这么打下去，后果很严重。 所以在啰兀城之战后，梁太后及时派人到宋朝请和，希望两家能罢兵言和，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 宋神宗同意了。 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讲，宋神宗是不想同意与西夏讲和的。宋神宗是宋朝甚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有思想、有抱负的皇帝，他即位的时候还不到20岁，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年纪。那时候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何宋朝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在外交上竟是如此懦弱，在军事上竟是如此不堪，不仅无法和辽国抗衡，就连西夏这样一个葺尔小国，也常常把自己揍得体无完肤？
这当然不是他的错，是在他之前的几任皇帝共同“努力”的结果，学名叫“积贫积弱”。自身问题一大堆的宋王朝，自然不大可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长久的胜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一直以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西夏给自己造成的威胁的原因。 对于这些，宋神宗都明白，也都承认，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太宗之后，真宗、仁宗、英宗几代对西夏采取的妥协退让的态度，太宗时期对李继迁好歹还算强硬，几次对其组织了军事围剿，虽说效果不怎么样，但好歹态度是端正的，也表明了对李继迁割据势力决不妥协的决心，可是从真宗开始，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先是真宗赐还了李继迁五州之地，之后又与李德明讲和，每年给人家岁赐，再后来岁赐越给越多，居然快赶上给辽国的岁赐了。 给岁赐也就罢了，如果西夏能像辽国一样，给了岁赐就老老实实的，咱也就认了，可西夏就像一条永远也喂不饱的饿狼，给了它吃的，它还是要来抢，结果是钱花了，却没换来和平，宋朝仍然还要时刻防范西夏的侵扰，边境仍然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 这自然不是宋神宗想看到的，所以他即位后，对西夏采取了异常强硬的态度，发誓要把西夏揍翻在地。 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是有效果的，至少宋朝不再一直打败仗，有时候也能打打胜仗，这让他心里多少获得了点安慰。 但宋神宗绝不满足于此，他想要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让西夏对宋的威胁永远成为过去时。 为此就必须调整政策，首先让宋朝自身变得强大起来，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在此之前必须先稳住西夏，别让这条饿狼闹得太凶。 所以宋神宗同意了梁太后的请和，虽然他心里很不情愿。 暂时的隐忍，只为最终的扬眉吐气。 如何才能让自身变得强大起来呢？宋神宗告诉我们：变法！
宋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给宋神宗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具体阐述了他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这与神宗想要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想法不谋而合，神宗在第二年即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 关于王安石变法，历来是有颇多争议的，有人说王安石是贤相，他的变法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拯救了江河日下的宋王朝，也有人说王安石是奸臣，他的变法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隐患，是他葬送了北宋。这个问题咱在这就不讨论了，毕竟咱这讲的是西夏史，不是宋史。我在这只说一点，那就是王安石变法对于北宋对付西夏，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首先，王安石变法增加了宋朝的财政收入，这为宋朝对付西夏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毕竟打仗是要花钱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打仗就是打钱。后来元丰年间宋朝能够组织规模宏大的五路伐夏，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试想神宗手里若是没钱，他敢搞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吗？ 其次，王安石变法中的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措施，都从不同方面改变了北宋军队的积弱程度。比如将兵法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保马法保证了军队战马的供应，军器监法保证了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王安石变法中的积极方面。 不过话说回来，王安石变法变的只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要想彻底让西夏消停，只改变大政方针是不够的，还得改变战略战术，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宋神宗的第二大举措：开边！ 说到北宋开边，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韶。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省）人，嘉祐年间进士，曾任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司理参军，受到时任提点江西刑狱蔡挺的赏识。后来蔡挺调任庆州知州，王韶便随他到陕西了解沿边之事。正是在这一时期，王韶开始系统地调查沿边的情况，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边事的见解。 宋神宗即位后，王韶看出新天子想要励精图治，干出一番大事业，于是在熙宁元年（1068）向神宗上《平戎策》，提出了自己的开边建议。 王韶的这篇《平戎策》，洋洋洒洒长达两千多字，块头可以算是相当大了。在这篇大块头的奏章中，王韶只讲了一个问题：经略河湟地区。 王韶认为，朝廷之所以一直没能制伏西夏，主要是战略战术有问题。长期以来，宋朝主要是在陕西一路对付西夏，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如此，这就使西夏人占尽了便宜。进攻的时候，他们可以集中兵力突破宋军防守的薄弱点，防守的时候，他们又有茫茫沙漠作为天然屏障，所以宋军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开辟第二战场，这样防守的时候两个战场可以相互协助，共同御敌，进攻的时候也可以几路出兵，使西夏腹背受敌，疲于奔命。长此以往，灭掉西夏指日可待，即使灭不掉西夏，宋朝也可以摆脱被动局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1943年5月，英美举行华盛顿会议，决定于1944年5月（后推迟到6月）在欧洲大陆实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从1944年6月6日开始，盟军在诺曼底这个弹丸之地投入了将近三百万兵力，最终成功登陆。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宣告了盟军在欧洲大陆第二战场的开辟，意味着纳粹德国从此陷入了两面作战，也敲响了轴心国的丧钟。 历史总是具有某种相似性的。 在王韶眼里，最适合作为第二战场的地区，就是河湟一带。 河湟一带的吐蕃人自从唃厮啰死了以后就开始搞内讧，这是一个潜在的隐患，因为一旦西夏人趁着吐蕃内乱将其个个击破，夺取了河湟地区，那么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就不是西夏，而是宋朝了，所以经略这一地区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方式方法嘛，王韶的意见也很明确，投降的就给胡萝卜，抵抗的就上大棒，总而言之，一定要得到河湟地区。 王韶的《平戎策》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在北宋朝廷炸开了锅，大臣们议论纷纷，支持者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宋神宗十分欣赏王韶的这一建议，他当即命王韶为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专门负责开边事宜。 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王韶的开边准备工作却并非一帆风顺，比如他提出的开垦沿边闲田的建议就遭到了朝廷内守旧派的指责（不明白此事有何不妥，大概是因为王韶是个改革派吧，凡是改革派提出的就一定要反对，这就是守旧派的原则），幸好王安石力排众议，在宋神宗面前替他说尽了好话，王韶才可以继续他的开边工作。后来随着王安石变法的不断深入，朝廷贬了一些守旧派大臣的官，又设立洮河安抚司，命王韶主持安抚司的各项事宜，王韶这才算放开了手脚，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 之后的几年里，王韶用极其辉煌的战绩向世人证明，开边是一项十分英明的决策。 熙宁五年（1072）五月，王韶只带随从数人前往河湟吐蕃大首领俞龙珂的营帐，对其晓以利害，劝他归顺大宋，当天晚上王韶即留宿在俞龙珂的营帐里，以表诚意。俞龙珂大为感动，觉得王韶这哥们太够意思了，随即率部属十二万人归附宋朝。 熙宁五年（1072）七月，王韶率军大败武胜城（今甘肃临洮）吐蕃首领瞎药，迫使其2万户部众投降。宋朝升武胜城为熙州，建熙河路，以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兼熙州知州。 熙宁六年（1073）八月，王韶采用闪电战的战术，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长驱直入，行程近两千里，杀敌数千，一举收复河州、岷州、洮州等五州之地，招降吐蕃部族30万户，河州吐蕃首领木征败逃。 熙宁七年（1074）二月，木征乘王韶回朝，率众包围河州。王韶闻听此事，火速返回熙州，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直攻木征大本营定羌城（今甘肃广河），木征连战连败，黔驴技穷，只好率其手下八十多位酋长向王韶投降。 短短几年时间里，王韶连战连捷，收复熙州、河州等六州土地，幅员两千多里，招降几十万户，如此功绩为北宋开国以来所未有。神宗心里乐开了花，他升王韶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又将自己身上的一条玉带赐给王安石，以表彰其力排众议坚决支持王韶开边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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