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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进省立师范学院的大门，就意味着终身做一个教书匠孩子王了。教师的地位是低下的，古今如此。在三教九流中，教师排位第九，仅比乞丐高一等，地位还不如那些娼妓俳优。现在，社会的风气，世俗的观念，教师地位仍然处于底层，“臭老九”成了知识分子的代名词。看到这种现象，常常滋生一种自卑感。与同样学历的其他院校的大学生相比，似乎就矮人一等，抬不起头来。进了师院的大门，也只有自我解嘲了。
有人说我们是孩子王，而我们偏说自己喜欢做孩子王，其他院校的大学生神气活现，我们也时时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气，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吧。 有人说，大学生做个中学老师划不来，而我们却以当老师总比握锄头把好一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聊以自慰。 “是啊，人总得有一点阿Q精神才好。要是缺乏阿Q精神，那怎么能知足常乐呢？既然进了师院的门槛，就好好教你的书吧。”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并且借此来排解世俗的观念对我的烦扰。 三年来，我秉承这样的信念：抓紧时间学习，攒些本钱，为以后做一个不误人子弟的人民教师做准备。三年过去了，学习成绩达到了优良，我感到问心无愧，心里豁达。 这个学期实习了，听到“老师”这样的称呼，时时唤起我那遥远的孩提时代的回忆。 我七岁那年，爸爸妈妈送我去上学，并且给我买了一只很好的钢笔。 每天上学要走三、四里山路，爸爸、妈妈要去上工劳动，不能送我去学校，再三叮嘱同村的哥哥姐姐们带我去上学。 班上就我有一支钢笔，他们都用铅笔，他们羡慕极了。要是哪些同学买来新练习本，他们总是借我的钢笔去填写姓名、班级、座号。有时候我自己要写字，而他们硬是要拿去写。我感到这支钢笔是个累赘，给我增添了不少麻烦。我就经常嘟囔嘴巴，满脸不高兴，而这些同学也只好忍气吞声，强作笑脸，不敢得罪我。我常常因此而洋洋得意，这些哥哥姐姐看见我那股得意劲儿很看不惯，经常把我的东西藏起来，我东找西找，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心里确实苦恼。 那年夏天，爸爸给我买了两条黄褐色的短裤，和农村老头冬天常常穿的黄褐色绒裤颜色相近。买来的短裤那时在农村很罕见，许多同学像看把戏一样围着我，啧啧不已，我也觉着非常洋气。 后来上来一伙上工的社员，看到我那模样，故意问我：“春熙，你几多岁了。” 我小手一扬：“这还用问吗，八岁要上学，我八岁你们还不知道呀！” 他们装作没有听清楚的样子说：“啊，多少？八十岁啊。” “哈哈哈……八十岁，难怪在六月伏天还穿绒裤呢？”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起来，我这才明白被他们耍弄了一番，心里非常难受，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青，嚎啕大哭起来，眼泪鼻涕俱下，一口气跑回家去向爸爸妈妈诉述自己所受的委屈。爸爸，妈妈安慰我许久，我才止住哭声。
晚上妈妈煎了两个蛋，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菜了，我非常高兴。 吃饭时，我问爸爸：“爸爸，学校里为什么没有姓巫的老师呢？” “我们姓巫的很少，我们这里又是穷山沟，读书人也很少，姓巫的老师就更少见了。婊子介子（客家话对儿子的称呼），你问这个干吗？” “爸爸，我长大也要当个巫老师，好好管教那些欺负小同学的学生和社员，让他们都听我的话！”（编者： 爸爸妈妈大笑起来，差点把嘴里的饭都喷出来了。 那时的想法在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想当老师也只是为了报复那些欺负我的同学和社员，真没有想到，孩提时代的幻想在今天竟然成了现实。所以一提到“老师”这个名称，我的反应格外敏捷，总是联想起这个有趣的小插曲。 来到了铁路中学实习已经一个星期了，每逢有语文课都去听课。刚走进教室的时候，同学们总是目光火辣地望着我们，似乎期待着我们什么，很想跟我们接触接触，但从不启齿。 我这个人一般很难跟人接触，别人不问我什么，我是绝对不会先问别人的。这一个星期来没有跟任何同学打过招呼，包括哪几位班干部。我知道同学把我当成了“外人”，好像我这个人不存在似的，没有人叫我一声“老师”。我心里隐隐作痛，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悲哀。而老陶跟很多同学频频打招呼，很多同学亲热的陶老师长陶老师短的。见此情状，我心里就更难受了。 回到学校，我有意地问组上的其他同学：“你们的学生叫你们老师吗？” 有几个同学神气地说：“当然啰，这还用问吗？” 我叹了一口气：“哎，真气人啊，那些学生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辛苦了这么几天，没有一个人叫我一声老师，心血都白费啦。” 有的同学吃吃笑道：“你怎么这么故作多情呢，他们要是不叫我，我才不理他们呢。” 这几天心里纳闷，很少说话。我想，这些都已经证明我的见习工作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学生的心目中还没有“巫老师”这个人，以后怎么上课呢？上课一定要砸锅的，后来同学们说要主动一些跟同学接触，师生关系就建立起来了，而我恰好没有去做这些工作，天天像一尊菩萨在教室里转悠转悠的，学生还以为我在监视他们呢，我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兴奋地跟同学们打赌说：“要是下星期一，没有同学叫我老师，那就预示我这次实习是不成功的。要是有人叫我老师，我倒要买糖来庆贺庆贺。”组上的同学都是一些馋鬼，听说我要买糖请客，都兴致勃勃，连声附和：“好的，好的。” 星期一，我早早地赶到学校，多么希望有人叫我一声“老师”呵。整个上午我都期待着，班上同学从身边擦过，连瞧都不瞧我一眼，有的同学看见我，就远远地避开了，我扫兴地回到办公室。同学们见我脸色阴郁，早就猜到了我心中的苦恼，但他们还跟我作对：“老巫，今天有人叫你老师吧。”我摇了摇头，照例叹了口气：“没有，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又觉得烦闷，只好再出外面游荡。 我在教学楼前面的草地上来回溜达着。忽然传来一声亲切悦耳的声音：“巫老师，你在这里散步吗？”我不相信这时会有人叫我，以为是叫错人了，还是埋头散步，这时声音更宽亮了：“巫老师！”我猛地抬起头来，惊奇地发现正是班上的两位同学叫我。“巫老师”这喊声是我久已期待和盼望的啊！我虽烦恼过，沉思过，我真以为要听到“巫老师”这样的喊声，要比聆听来自遥远的天国之音一样难得。而此时此刻，却如此轻易地听到了呼唤声，我热血顿时涌上来了，感到一阵昏眩，深深地震颤了我的心灵，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急忙应了一声：“你们好啊，有什么事吗？” “巫老师，没有什么事，上星期我们要交作文的，我们俩的作文本就交给你吧。”说完，递给我两本作文本，我迅速地瞥了一眼：“噢，荣福，刘强，是你们啊。”他们各自介绍了自己，就回教室了。 我揣着两本作文本，兴冲冲地跨进办公室，高声宣布道：“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有两位同学叫我巫老师。”同学们被我那股傻劲感染了，欢呼起来：“妙哉妙哉，来来来来，买喜糖吃。”我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二块钱拍了一下桌子：“说到做到，劳驾哪位去买！” 两位同学争着去出外面买糖了。那天下午我十组同学真的庆贺了一番，办公室里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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