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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档案馆，保留着5000多封二战时期的华人家书，这是一份穿越了历史空间，穿越了战火硝烟的人道关怀。 几年前，因为拍摄二战红十字人道纪录片《25个字》，我应邀到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做实地采访和档案研究。在国际委员会总部，我参观了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发现在那个设在地下室的颇具神秘感的资料库里，面存放着一百多年来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相关的史料和档案。 我此行的目的，是研究二战期间红十字通信的历史。战争爆发后，各交战国之间正常邮路被迫中断，漂泊在异国他乡的人和家庭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提供的红十字通信来实现。因为战时条件限制，《日内瓦公约》规定，这种通信被限制在英文（或法文、德文等）25个单词之内，中文为25个字，必须填写在特制表格中。 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中国大陆普通民众家庭与外界的通邮阻断更早。 经过国际委员会不懈努力，终于迫使日本军方同意自1943年开始，可以在上海、重庆和香港开通红十字邮路，允许在重庆、上海和香港三地派驻红十字代表。国际委员会在三地分别派遣了一个瑞士人作为红十字使者，负责通信、探望战俘和其他相关人道救援工作。这三个代表分别是驻上海的依格尔·爱德华德先生（Egle Edouard）、驻重庆的塞恩·厄内斯特先生（Senn Ernest）和驻香港的钦德尔·鲁道夫先生（Zindel Rudolf）。 国际委员会总部档案馆的历史学者丹尼尔（Daniel Palmieri）先生从档案中找出了这三个红十字代表的照片和他们的档案。 丹尼尔先生出示了一份二战时期全世界红十字通信的一份统计表格，其中包括中国部分的全部资料。我看到了大约十几个文件夹，里面都是当时世界各地中国人的家书，有5000多封信。 丹尼尔先生找出两封中文信件让我辨认。这是两封用毛笔写的繁体中文家书，信纸已变成淡黄色，写信人是香港居民，其中一封信写给挪威的亲人。 我问丹尼尔先生，既然国际委员会因为保存能力的局限，已经销毁了大量不重要的资料，为何还保留了这么多中国人的战时家书？他回答：“我们对需要永久保存的资料有一个筛选标准，这些家书值得保存，由于能力所限，我们没有达成他们的心愿。” 丹尼尔先生的话让我非常感动。这些信并不符合红十字通信的格式要求，但当时国际委员会总部还是配备各个语种的翻译志愿者，将这些来信的主要信息用法语摘录下来，制成小卡片，转交给国际委员会驻世界各地的代表，委托他们传递这些信件。 丹尼尔先生说：“我们要求发信方使用25个字的红十字会专用信纸，所以，这些毛笔写的信，严格上讲不符合我们的转信格式要求，但我们也有责任将这些殷切的期望传递出去。” 随着战事的进展，通信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信件越来越多，国际委员会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由于所有的红十字信件必须经过日内瓦总部中转，这无疑延长了信件传递的时间，信件还会受到各敌对国家政府的严格检查，每一封信的送达至少要在半年以上，甚至会长达一年半。 二战期间，尽管国际委员会总部动用了火车、轮船、汽车等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传递这些信件和包裹，但是这项工作依然非常艰辛而繁重，大量信件从世界各地被送到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战争期间，大约有4000名雇员为国际委员会工作，中央寻人局被分成31个服务部门。冲突时期，中央寻人局共转交了5500万封信件（包括不同交战国平民信件2400万封），并分发了大量红十字包裹。 触摸着这些红十字信件，上面仿佛依然留着写信人的目光和思念。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一字一句的家书，可能没有传递到战火中远方亲人的手中，但在日内瓦，在红十字运动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心中，一直为他们保留着一份尊严。 二战结束后，国际委员会结束了25个字通信的历史使命。但是，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因为还有大量寻找亲人的来信没有找到收信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得不继续整理和摘录这些信件，这些工作一直持续了11年之久。红十字通信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残酷的战争中得到精神慰藉，那些战火中奔波在漫漫邮路上的无名信使的身影，永远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 （刘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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