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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远屯垦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职务，尽管刘文辉保荐了任乃强，《西康日报》也刊载了新闻，任乃强出于对刘文辉的感激也愿意去，但国民党中央最终是没有同意通过。这和任乃强的预期完全一致，连省政府都不让他加入，哪可能同意他担任宁属屯委会副职？ 刘文辉最后决定，聘任乃强担任西康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决定接受任乃强的建议，将“西康省通志馆筹委会”从康定迁至雅安，改名为“西康省通志馆”。这一项安排，深得任乃强的心愿。至此，他致力多年的川康民族文化研究事业，终于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合法机构做保障。 1939年3月，正值春天，任乃强辞去了牧运公司的职务，一家老小迁往雅安汉源，上任新职务。 这一年，他进行了大渡河沿岸史地考察，先后两次途经化林坪，详细考察了此地的古城遗址，了解了古今变化，并绘制了十分详尽的化林坪地图。 化林坪，位于甘孜州泸定县南，飞越岭西北麓。此地自古为川藏的重要关隘之一，是军事重镇。唐代此地为“仗仪城”。清初设汛（一种兵制），清康熙二年改汛为营，康熙四十三年改营为“协”，设副将。清雍正七年改协为“营”，置都司，修建城垣。雍正十三年，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于此题诗一首：“泰宁城到化林营，峻岭临江鸟道行，无限华羌开此地，寨垣宜建最高坪。”化林坪都司赵良臣摹石为碑。此处历史久远，文物丰富。 1940年，任乃强正式就任西康通志馆筹备处主任，兼任西康县政人员训练所教员。 1941年，刘文辉从康定到雅安，开办训练班，邀请任乃强讲授《康藏史地》课程。教材显然是没有的。为了实现刘文辉以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名义提出的要求，他开始编授《康藏史地》讲义。前后用了五十天，写成《康藏史地》讲义一共三册，共有23万多字。 很难想象，在没有电脑查阅资料且全靠手写的时代，任乃强是如果完成的。要知道，即便是每日不停歇，平均每天也要写至少五千字才能完成。 任乃强在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第一期结业后，前往芦山、宝兴、天全三县开展考察，搜集志料。 1941年8月18日，任乃强离雅安，9月6日返回雅安，他一共在外考察二十天。这二十日中，他随身带着文具，包括笔墨等，随时抄写、书写、记录。昼夜不停，五官并力。一路上，获得了各地的的官绅协助和指导，大家纷纷给予指引，提供资料，建言献策，收获十分丰富。 在芦山，任乃强考察了樊敏墓，目测并手绘了樊敏墓地图。 樊敏墓，位于雅安芦山石马坝。樊敏，字升达（一作叔达），东汉蜀郡青衣县（今芦山）人。生于东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卒于东汉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樊敏早年在青衣羌国任国丞十年，曾任巴蜀太守，后官至司徒。这一幅图，任乃强将其插附于《天芦宝札记》长篇考察报告之后。 在芦山，任乃强主持发掘了王晖石棺。 任乃强在他的《天芦宝札记》中写有：“芦山县城，当两河会流处，左曰龙门，上游接于天全县之大川镇，近邛州界。右曰清源河，自天全属之双河场流来，会于县城西南隅，合称芦山河，南流二十余里，地名三江口，与灵关河合。再二十里至飞仙关，合天全河。 芦山两河皆穿流于红色页岩层间，刻削岩盘成浅峡。岸皆壁截，高约两丈。截岸之上，则平原如坻，尽稻田也。平原尽处，小丘斜起，绵延成冈。冈后或间小溪，或径与大山相连。大山小丘，皆作昂首龟状，一面斜坡，一面绝壁，是为芦山地势定型。县境地面甚狭，计只三百余方公里，共七千余户，三万余人。 1942年夏，在芦山县城南一公里。沫东乡石羊上（小地名），一座石棺的发掘出土，引起了整个县城的轰动。” 任乃强通过详细的现场考察，搞清楚了当地的石棺墓的相关基本情况。 从樊敏碑经过垂远桥，大约三里之后，到达杨家坝。路上立有杨氏双节牌坊，牌坊的侧边有石棺墓，距离大路很近。墓上的封土已经没有了，长满了丛棘刺藤，没有人开垦种植。石棺露出了前面的一半，完全是石材制作。棺盖上有波状起伏的长条文理，在石棺头部，作乌龟壳一样的文理，其余没有其他的图案。只是在其中最高的突缘出，雕刻有小曲线凹纹在端口，露出来的部分很少。 此处石棺的材质本身是红页岩，年久土蚀之后，已经变为了暗黑色。棺材的石质坚硬，保存完好，没有发现什么破败。至于有无刻字以及其他花纹与暗碑，由于没有发掘，并无从得知。 棺内的尸骨已经全部腐化，没有其他线索。任乃强从石质的风化侵蚀情况进行推算，初步判定为汉魏时期的墓葬。可能是与樊敏同一个时代。当地人传说，这是樊敏安葬其狐妻的棺材。 对于此墓安葬的是樊敏狐妻的说法，传说故事是这样的。 相传在东汉汉安帝刘祜时期，樊敏在石佛沟读书，偶遇一位美女求寄宿，于是接纳了。后来，这位美女慢慢说出实话，她是千年狐狸，能帮助樊敏取得功名。于是，樊敏和护理美女结为夫妇。这位狐狸妻子有一颗珠子，樊敏读书，一旦产生倦怠，就让樊敏含在口中，顿时精神焕发、瞌睡全无。通过这种方式加持，樊敏的学问大进，终于成为一代通儒。 有一天，樊敏把这颗珠子含在口中时，不小心误吞了。狐狸妻子就死了，就地化为一只花狐。樊敏将其以石棺进行安葬。石佛沟有一个山洞，十分深邃，被藤萝封塞洞口，相传就是狐狸的故居。 也有人说，这本身就是樊敏的墓。这些说法，任乃强认为，都没有什么依据。 任乃强认为，这可能是一座很有价值的古墓，就算是时间最近，也应该是唐代。他提出，如果进行保护性发掘，一定有所收获。 在此之前，这座石棺也受到来芦山考察的著名学者刘敦桢、王云凡等的注意。任乃强在得到省主席刘文辉和芦山县长张宗翙的支持后，组织队伍开始对这座神秘墓葬进行发掘。 1942年夏，经过任乃强组织队伍进行两个多月的辛苦发掘，一座图案精美的石棺显露出来。 石棺造型雄伟，棺体及棺盖分别为整块红砂石雕造，全长2.5米、宽1.01米、高0.83米。以高浮雕工艺在盖首和四壁分刻图像5幅，构图雄健精巧，造型生动，刻工精湛，内涵丰富。 石棺为长方匣式，用整块红砂石凿刻而成，其重逾万斤，棺盖与棺体严丝合缝，制作十分精巧。前面刻双门，左门紧闭，门上刻墓志汉隶35字。右门半掩，门缝中刻一头戴步摇，衣带飘拂，腿胫着甲（或鳞片）的仙童，作迎候之状。门上盖首刻饕饕含环图像，盖上刻六条弧底的渠沟。身有背鳍和腹鳞之虬龙，右壁刻一虎头龙身，肩有双翘，身有环节和腹鳞之螭虎。二兽皆曲身扬爪，作凌空腾飞之状。 石棺左门上那一段介绍性的汉隶文字，一共35字：“故上计史王晖伯昭，以建安十六岁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十七年六月甲戌葬。呜呼哀哉。”这是介绍石棺主人的刻字。讲的是石棺的主人王晖在建安十六年九月死去，在建安十七年下葬。 原来，王晖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官员，官拜上计史，汉时上计史为郡国属官，管理郡国钱米、人丁、文牍等事项，并定期向朝廷汇报。 “王晖石棺，本年发现，有墓志，有人物雕饰。建安十七年前造，距今一千七百三十一年。”在日记中，任乃强详细记录下发掘所得的物品。 “王晖砖椁，已残，现存砖皆长方形，或有字，已得“羊”“大君”二种。或具花纹，已得十余种。质色殊不一，建安十七年前造。 王晖墓明器，陶质，已残。见存文吏，仆、裸偶各一，残体二，头三，鸽二，冼一，靴支之武吏残体一，其他残片多块，建安十七年前造。” 1700多年，其间虽有遭受盗墓者的光顾，但王晖石棺一直沉寂于地底。石棺发掘出土重见天日，引来更多学者和专家的兴趣。 1942年秋，成都《工商导报》记者车瘦舟，应友人、著名版画家乐以均的邀请，来到芦山。其时，正值王晖石棺出土不久，因乐以均的赠托，车瘦舟得到了王晖石棺上端左壁及下端图像拓片，于当年11月28日将拓片转寄当时在重庆任职于国民政府事务委员会政治部的郭沫若。 郭沫若得到拓片后，惊于石棺的雕刻艺术，于12月14日、15日，接连赋诗二首，极力赞誉王晖石棺的雕刻艺术。当然，这是后话。 在宝兴，任乃强曾往木坪土司祖墓碓窝山、大石板、凤窝山等处，详细查看，探检相关碑志铭诔，并探访沿途的相关古代石刻。 任乃强根据这次实地考察获得的相关材料，撰成《民国川边游踪之<天芦宝札记>》等长篇考察报告和《芦山新出汉石图考》等论文。 《民国川边游踪之<天芦宝札记>》共有12.4万字。全书分为两大板块。其中，“芦山、宝兴散记”板块，写有《包城坝》《大土坟》《神禹漏阁》《芦山石材与川康公路》《舆人之宿命论》《樊敏碑》等共计四十三篇。“天全小志”板块，写有《灵关至天全》《天全县》《天全六番名义考》《高土司世系》《杨土司世系》《杨蜀御重修诏祖坟茔碑记》等共计四十六篇。 《芦山新出汉石图考》大约1.5万字。先后有《志缘》《杨君铭》《王晖墓》《失名汉墓（王谋墓）》《其他汉物》《芦山在后汉》等六个篇章。 1942年，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李安宅发起筹备华西边疆研究所，由该校校长张凌高兼任所长，李安宅任副所长并主持研究工作。该所的研究对象是西南少数民族，重点是藏族。 李安宅，1900年生于河北省迁安县，1923年考入山东齐鲁大学，1924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班，毕业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人类学家吴文藻学习和研究，兼任助教。1934年至1936年到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耶鲁大学学习人类学和语言学。回国后任燕京大学讲师。1937年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与其妻于式玉一道深入甘南西藏进行了长达3年的实地考察，撰写出其代表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1944年夏同任乃强先生一道入西康北部实地考察半年。 这一年秋天，任乃强受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之聘，任社会学系教授兼华西边疆研究所研究员。举家从雅安迁往成都，并向该所推荐了精通藏文的谢国安和精通佛学的刘立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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