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路下来，新建的站点，全部都选择在荒地。从康定运粮到达指定地点，支起帐幕、开工建设。所有站点的具体位置，都由任乃强亲自选择，亲自扯绳、打桩，亲自规定砌石奠基。 至于各站点的办公室、仓库、客栈、畜栈、草库等，都因地制宜进行规划，其大小、摆布等，都契合其基本定位，符合长远发展需要。修建站点用的木材，都就近砍伐、就地截割。总共修建的房屋，超过百间。 关外是没有瓦片的。所以，修建站点，就按照藏式建筑的要求，修建成为平顶房，在上面铺上木板再面上土，将其作为屋顶。但这种土制的屋顶，一旦遇到下雨天气，必然是会漏水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任乃强和木匠积极创新，用木板双重交互加盖，使之成为斜顶屋，并打算用牛毛布盖在上面，用以防止雨湿和冰冻，能够实现久远不朽不坏。但后面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具体付诸实施。 新店、甲拉、曲丫三处的站点，都修建成为兵营式，建有两重护墙，屋壁下部都设置有护石垣，可以用于防守和对外射击。其中，任乃强对于甲拉站，尤其是高度重视、苦心经营，生怕产生问题。 开初，任乃强刚刚带领工人前来施工时，并没有考虑武装准备方面。搭建好帐篷第三天，就有当地土匪好几人，骑马带枪过来，围观大家吃午餐、检视行李等。这一伙人的外表和客商差不多，但却并没有携带货物。任乃强明白，这是当地土匪来了，但还是保持镇静对待。 这伙土匪问：“通司可有？”所谓“通司”，意思是翻译或翻译兼向导。任乃强用粗通的藏语回答：“通司墨”（没有通司）。 对方又问：“你是何人？”任乃强答：“军部的委员。” 这伙土匪一听，原来任乃强是政府的干部，背后有军队撑腰，又没有什么值钱的物品，就自发散去了。 此时，招来的丹巴石工悄悄告诉任乃强：“任先生，你不晓得，这是一伙土匪啊。” 任乃强笑着说：“我早就晓得了，可惜我不懂藏语，无法跟他们正常对话。他们现在晓得了我们并没什么商货，也不会前来盗窃了。今后，如果再有土匪过来，希望大家给他说，这是军部的委员在修台站。那么，土匪就会自发离开的。” 果然，在此之后，土匪团伙还是来了好几次，但都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彼此相安无事。 经过一段时间后，木材已经准备完成，即将开始修建站点。任乃强调集了泰宁的民工，帮助挑土运石。当地人多了起来，那些土匪远远一看，就走了。任乃强担心当地人抵制建站，前来骚扰搞破坏，就调集了牧训班的学生十二人过来，荷枪实弹，修建了一处石墙住房，安排在里面。白天就站岗放哨，晚上就在三方彻夜燃火，安排哨守，抵御土匪。这样，投入的人力多了起来，那些土匪就再也不来了。 关外没有专业的石工，遍地都是乱石头。当地人将这些乱石头用以修砌成屋基和墙垣。茂县、汶川、金川的工匠十分精通这个技术活，根本不用绳墨，也不用工具，单单凭眼睛、凭手，就能够砌成十丈多高的碉堡，其效果，和内陆工匠用砖头砌成的没有差别。所以，这次修建牧站，任乃强特意从丹巴地区招工。 任乃强通过详细的观察研究，终于搞清楚了他们能够用乱石头修建房屋的基本操作原理。 他们之所以修建出来的建筑物外墙平整，是选择了乱石的一侧稍微平面者砌向外，层层排列，用绳索测量之后，按照顺序先后修正，确保外侧平直。至于石头的内侧，则用小石垫衬，和砂土调水填补缝隙，水分蒸发后砂不缩，所以可以恒久维持。一层铺好之后，再铺设上一层。 任乃强还发现，之所以这些工匠能够确保石头搭建之后可以内外相持不崩裂，其原因就是在于善用纵横石材相跨压。石头的表面都十分粗糙，相互叠压，可以维持稳固。如果其中一块石头不和上下四方的石头相互牵压，则可能会崩溃。如果石头的形状不能实现六方相压受力，则可以适当在其中嵌入小石头，助其间接相压。至于留下的那些小缝隙，则填充上水泥砂土。 总体上看，做好这项工作的技巧，根本就在于选择合适的石头，再进行巧妙的安置。 任乃强弄清楚了其中的基本原理，也学会了如何进行实际操作。他把这个技术传授给了牧训班的学员，大家相互开展练习。站点上的炊食房，就是任乃强亲手修建的。牧训学生能够给任乃强提供协助的，只有一个人。其余的学生，则是帮忙搬运石头。 曾经有关外喇嘛（藏传佛教僧侣）前往康定拜见刘文辉，从这站点经过，听说任乃强在，就提出前来见面。此时的任乃强正在小溪边选择石材，一不小心正好抓到有藏在石头后面的人拉下的粪便，刚好喇嘛已经到了。任乃强手上不干净，就慢慢走到溪边洗手，洗完手后，才过来见喇嘛。 喇嘛嘲笑任乃强：“你是委员，还是石匠啊？”任乃强用藏语回答他：“我是委员，也是石匠。”这个喇嘛十分瞧不上任乃强，毕竟他哪里见过堂堂委员亲自下河挑选石头的。然后就没有再说一句话，径直离开了。偶然事件，任乃强也并不觉得有啥不对。 甲拉沟中盛产杉树，高大的杉树有十余丈（三四十米）。就地取材，任乃强创新了“木地纤”法。所谓“地纤”，也作“地嵌”，即柱子和墙壁下方的承重基础构件。 任乃强安排工人，把这些高大的杉树砍下来，分解成一段段厚实的的木墩，平砌于房基之上，用以代替支立柱子的“地纤石”。柱子的下端，均制作成榫，将其嵌入木纤之中。然后，再穿逗成架，上盖长度为几丈的木板，从屋脊一直到檐口。皆作一定的宽度，再骑缝加盖二层。各柱之间，均雕出木槽，安装上厚木板将其作为墙壁。这样一来，就变得牢不可摧。 房屋主体修建好后，再在外边砌上石墙，约与肩齐，以预防有人在室外纵火。四角都修建好碉楼，下方都用短围墙进行环绕，用以存放粮食。在炊食房的下面挖井，用以解决饮水问题。这样一来，就算是这个地方被土匪围困一个月，也可以继续坚守下去。 修建完成后，设置客房。这里的客房分三等。正房每人每晚一元，次房每晚五角，但要分担防范抵抗土匪的责任。三等房则是一个间，完全免费，但必须和站工一起劳动。 有好事者对任乃强的这种设置颇有微词，认为每人每晚一元的价格，是全国最贵的旅栈，并写了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任乃强对此，也不做任何辩解和回应。但任乃强用一张白纸，写下了建站经过以及防备土匪的重要性、必要性告示。 那张告示上写的主要内容是：“非如此，则御匪之力不足。设遇匪而获安寝无损，则岂一元所能偿哉！平时取费特高，异于他站者，为备万一遇匪，犒劳之费也。” 这样的设置其实很有新意。你在这住宿，如果想省钱，就要参与防备土匪。如果你不想参与防备土匪，则要多花钱。在防备土匪上，要么出钱，要么出力，二者之间，必须出一样。 告示贴在了最显眼处。凡是那些在站点来往的商旅，都能看见任乃强写的这个告示。于是，对于价格昂贵的问题，就再也没人胡乱评价了。 甲拉站最先建成，然后开始修建新店站。由于之前的旧城墙切断了道路，任乃强就带人在墙上开始了一道大门，便于检查和通行。此地，丹巴匪徒劫道高发之处，所以在这建站，用以防备土匪。 新店站建成之后，开始修建曲丫站、林口站。上述站点，是任乃强亲自参与。其他站点，则只往来督导、检查，由相应的站长、站员进行监督修建。 到了五月份，从各地购买来的牛马开始陆续到达。在康定总站完成详细登记，在牛马身上进行烙印并编号，完成之后，分配道各站就近进行放牧。 六月份，从甘孜州石渠县等远地购买的鞍鞯等器具也陆续到达。任乃强开始安排，增加招雇牧工，练习运输。在建站之初，都是雇佣“乌拉”来搬运用品。现在，已经全部由牧站本身完成自运。 在招雇牧工过程中，那些汉族人纷纷前来，拥挤不堪，而藏族人似乎对此并不怎么感兴趣。任乃强的计划里，是打算有半数以上的藏民才好。于是，征得刘文辉的同意，通过公文、信件等方式，催促各地送人来，效果还是不行。 原来，西康地区本来就人口稀少，按照习俗，妇女从事劳动，而那些男性，要么就变得很懒惰，要么就出家当上了喇嘛。可以从事照料牲畜的人男性，只有少数准备应付政府安排差役的，并不能外出打工就业。妇女是不方便招来打工的。而且他们不懂汉语，看见汉族人就很害怕。 在这种情况下，任乃强前后雇得善能管理牲畜的藏族同胞并且兼通汉语者，一共只有三四人，根本不够每个站点分配一人。而那些汉族人却不知道如何管理和照顾牲畜，也不清楚如何进行货物载卸。针对这些人，任乃强请了康定的那些能人手把手教，但他们总是嫌弃这样的工作，以至于并无效果。 这种情况，是任乃强在筹备过程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也是后面公司经营失败的一项重要原因。 任乃强眼看通过各种方式，还是不能让各县募得合适的民工，逼的没有办法。任乃强的妻子罗哲情错是瞻对甲日土司的甥女。任乃强只好以姻亲关系，求助甲日家调派民工前来协助。 姻亲果然给力。甲日家一下子派来了五十多人帮忙，这些人居然全部自带口粮，感觉就是在服从徭役一般。任乃强将这些人分配到各站，发通知，要求所有站员和汉族工人努力细致地向他们学习。 完全没想到这一份通知发出去，效果适得其反。那些站员们认为，以后都是藏族工人管理牲畜了，自己更不肯学，或者学也是学个皮毛。站员们也不带领汉族工人学习，只把汉工分配给藏民一同管理而已。但话说回来，他们之间语言隔阂，也没有啥情感，就算是学，实际上也学不到手。 甲日家派来的五十多人，做满了七天，坚决要回家。说他们接受到的任务安排，就是只做七天。任乃强发给他们每人每天五角钱工资，他们坚决不要，说“是支差，不是受雇，没有这个规矩。”任乃强要求他们高矮做满十天，说得是口干舌燥，他们之中那些年纪大的终于答应了。但有些年轻人坚决不依，各自回家去了。任乃强毫无无法，只好把钱买成茶叶分送给他们，让他们全都回去。 之后，任乃强想再请甲日家派送几名长住的牧工来帮忙，对方却已经再也不理了。估计是这一次帮忙，把人给整伤神了。 任乃强突然又想起，在雅江有个叫做杨德贵的朋友。杨德贵本来是在雅江县经商的汉人，深受雅江土百户尼马的信任，将其入赘为婿，尼马死后没有后代，他承袭了土百户职。杨德贵曾说，以后凡是刘文辉委员长和任乃强办的事，他都愿意竭尽心力帮助。 想到这，任乃强就联系刘文辉，打算让他给杨德贵写信，请杨德贵安排十几个牧工来长期帮助。刘文辉说：“杨德贵听说我们办牧运，便送了二十匹好马来。不必再要他帮忙了。” 与此同时，各站人员都纷纷表示，他们已经学会了管理牲畜和运输。因此，任乃强就不再继续考虑雇用藏民了。 殊不知，由汉族工人来管理牲畜，事故接二连三不断发生。 首先产生的问题是，各地买回来的牛马，大多数都是劣品，要么就是年龄尚幼，要么就是年龄已老，要么就是曾经染上过瘟病，要么就是顽固不受约束。采购的人根本无法准确辨别，遭各地翻译人给忽悠了，一批次买下来，分发给各站。站员却也不能辨别，就全部派上用场。刚在内部试办运畜期间，就有疲乏病倒了的。各个站点都在上报这一情况。 任乃强请了一位放牧和养殖牛马经验丰富的汉族人，同路到各站进行查看，针对实际情况开展治疗。对于老师傅的名字，任乃强已经记不得了，但清楚地记得他很有本领，主要是治马，只要看上一看，就知道马的齿龄（年龄）、病源，也可以进行医治。或者是放血，或者是擦痧，或者是喂草药。采取不同的方式，的确医好了几匹马。 这些马匹在经过治疗后，老师傅都叮嘱必须要休养一月半月，要饱草、饱料、饱水，才恢复得转来。任乃强将这个任务安排给站丁，但站丁基本不放在心上，还是按照常规要求进行管理。有的时候甚至运输任务来了，牲畜不够，也把这些病马拉上去使用。这杨一搞，一个月内，就死掉了十分之二三。 任乃强打算把那位老师傅聘为牧站总教练，他坚持不肯。再三要求之下，他勉强答应了，但每月只在康定领工资，不愿意出关。偶尔出关一次，却也不尽心进行察看。各站的工作人员，只向任乃强在背后讲他的闲话，却没有人肯虚心的向他学习。后来，任乃强多次催他出关去给马匹治病，他果断提出辞职。任乃强发现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根本产生了啥作用，也就同意了。 任乃强曾经同那位老师傅前往新店子站点，看见一匹马在牧草时候自己走到陷脚的泥塘去了。找站上人把他抬取出来，请老师傅来看。老师傅说：“口龄还小，被用于驮运，伤了力，成了青眚（眚，音省。青眚，古代五行家指由青色之物所产生的能预兆灾祸发生的怪异现象，意思是伤病）。要吊着四肢，使仅仅着地，不许倒伏，灌上等饲，几月后才会恢复健康。”但是，这里的草都还没有有效储备，哪来的上等饲料呢？只是用温水洗去了泥土，牵进屋去，按照老师傅的建议，给马儿带上前胸和后腹两根皮带，喂点糌粑、干草。第二早上，这马儿还是死了。由此一例，可知各站牲畜倒毙的大概情形。 有那么一匹夭矫如龙的幼马，不受羁勒，笼头始终是戴不上去。因而不能管理，只能每天随着别的马群赶进赶出。 任乃强与康定的全体站员工一起，差不多二十余人，把这马儿赶到无路可走处，进行套笼头。结果都失败了。这马儿不但头部左右上下摆闪，叫人套不上，而且还能纵身一跃从围人头上飞过逃逸。任乃强想法把他诱围，赶进钉马掌的木架内去，让它前后左右上下都摆不开，跳不动了，但马儿的四脚还是乱踢，笼头拿不拢去。又想法用麻绳结套，套上了前后的双脚，左右四人拉紧，再来套笼头，他还摇闪着头，套不上。 突然一下，马儿用紧缚牵着的一双前脚向前猛踢，一下子击中了那个正在套笼头的牧训生的下脸颏，“崩”的一声，响声如鼓，那人顿时昏倒过去。马上现场一团大乱，马儿也跑掉了。任乃强带人把伤者送进医院，休克了半天才醒转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人敢给这马儿套笼头了。 那匹马因为完全无法管束，后来被站丁活活给打死。假如有善于驭马的人，套上笼头进行教练，那马儿应该是有机会成为一匹良马的。 以上相关事例足以证明，造成牧运牲畜死亡的原因。我们可以得知，汉人不习牧事，才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任乃强带领大家购入的马和牛，大约有一千匹，虽然死了一批，但也还能开运。大约在八月十五中秋节时，对外贴出公告，承运出关入关相关货品。 二十四军师长唐永晖，曾在道孚、瞻化等处开采沙金，刘文辉争得绰斯甲后，安排他在色耳巴开办金矿。此时的唐永晖出关货品很多，催“乌拉”无法搞定，就通过军长刘文辉催任乃强的牧站承运商货，急催得相当冒火。 大单生意过来，理应是好事。但任乃强此时最为老火的事情是，由于没有种植牧草，牲畜全靠在野外放牧，营养不足，将其用于运输，一定会整的饥饿疲劳，将明显增加死亡率。于是，只要每出关一次，任乃强就挨站督查催办员工割野草储备，并向周边的土民征购草料。 现在，十万元的经费已经用完，还没有正式营业，也就没有收入。这造成各站经常开支都有困难。任乃强自己薪水存有二千元，他拿出来作为入股，用于购买草料。同时，他也在加紧催请刘文辉也入股。希望正式开运以后，可以有相应的收入维持后续发展。 开运时，任乃强提出规定，每匹牛马的负重限制在一百斤左右，最多不得超过一百二十斤。但是，从师部交来的驮包，全部在一百二十斤以上，有的甚至是一百五六十斤。 这是直接上级安排的事情，康定总站无法拒绝。当时任乃强人在关外，发现货驮太重，又停说各站纷纷报告说倒毙牛马，专门写信回去，批总站不能坚持规定。总站回信说，曾经拒绝师部的过重货包，和师部发生过争吵。这样一来，搞得唐永晖和任乃强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矛盾。 各站从周边群众处，没有购买到草料，站点上，自己也没有及时进行收割储备。任乃强回康定时，发现各站都没有草料，且牲畜丧失已经过半，存活的那些牛马也都是疲惫不堪。于是要求，停止承运商货，责令各站倾全力于放草保畜。并请建委会催促募集股款，向泸定、鱼通等地购运稻草，防止牛马死亡。 这时的刘文辉，人在成都，既不入股，也不肯再拨款进行维持。杨叔明、唐永晖等人，纷纷对任乃强进行批评和问责。一时间，任乃强成了他们谈笑中的讽刺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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