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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为病重，不得不告别工作，他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厅前往医院，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有想到，这次他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伟人生命的最后阶段。 他在生前交代了一些遗物的处理： 将周恩来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将还能正常穿着或者平日里穿的比较少的衣物赠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穿的一定要烧毁，不要留作纪念，更不要去搞什么纪念馆。 如果还有有价值的物件，全部上交国家。 周总理去世后，举国哀痛。  1950年8月8日中南海西花厅，两人结婚二十五周年留影 周总理的秘书在收拾他的遗物之时，在抽屉里面发现了一封写着关于第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最高指示”的信。 这份手令是毛主席亲笔写的，但身边的工作人员却不曾知晓。周总理为什么要将毛主席的这张手令藏起来呢？ 周总理的坚持这封手令其实和邓颖超同志有关。 邓颖超和周恩来于1919年相识于“五四运动”，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周恩来和邓颖超脱颖而出。 邓颖超同志在1925年入党，青年时代就投入到了革命活动之中，是一位杰出的老革命家，也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和周恩来夫妻俩从新婚开始互爱、互敬、互助、互信，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建立在革命理想之上。 在婚后，他们就达成了以下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 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他们默契配合，巧妙应对；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之中，他们革命的情谊历久弥坚。 在周恩来的身侧，邓颖超是革命战友，默默支持的贤内助；除此之外，她也在自己的革命事业之中发光发热，她是为数不多参加过长征并且走完两万五千里的女性，还和周恩来一同出席了中共六大。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抗战期间周恩来一直和爱国民主人士打交道，对革命队伍里面的同志也十分熟悉，所以第一届政府的“组阁”大任落到了周总理的身上。 新中国政府的主要组成人员基本上是周恩来提名的，在书记处会议上通过，最后再向社会公布。 但周总理“组阁”之时，并没有给邓颖超安排任何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 这让很多人都感觉到疑惑，按照邓颖超的资历，完全可以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 但周恩来坚持：“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毛主席的手令周总理为何对邓颖超如此“无情”呢？ 因为周总理始终坚持一点：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后来，江青、叶群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邓颖超还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 邓颖超一如既往没有任何怨言。 那时候，张治中还特意提醒过周总理，认为他安排不周。 周总理开玩笑说：“文白先生，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情，您就不必多操心了吧。”  1964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机场 江鲜云也对邓颖超的任职安排不服气，在几位女性革命家之中，邓颖超要能力有能力，要资历有资历，在党内外的声望都很高。 江鲜云提议，应该给邓颖超安排一个正部长的职位。她直言不讳：“总理，我们共产党人是提倡男女平等的，邓大姐怎么着也应该给安排一个部长的职位啊！” 周总理摇摇头，他耐心解释，如果邓颖超真做了某一个部的部长，那么这个部门所发出的文件和指令，下级就会猜测是不是周总理的直接意见，别人就不好办了。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在周总理任职多年之中，邓大姐一直没有在政府任职。 一直到1974年，中央筹备第四届人大会议之时，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工作会议上提出：第四届人大会议上应该给邓颖超安排一个副委员长的职位。 政治局一致通过，这个决议也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 为了这件事，毛主席还专门写了一封手令，派人送到了周恩来手上。 第四届人大会议召开的时候，其他的人事任命都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原本的指示进行的。 但毛主席交给周总理的这封手令，被周总理扣了下来，藏在办公室里面，没有其他人知道。 这成了一个秘密，一直到周总理去世之后，秘书找到了这封毛主席的手令，公布于众，人们才渐渐明白了周总理的良苦用心。 周总理从不以权谋私，邓颖超也毫无怨言，这种高尚的品格，怎么不让人感动？ 邓大姐的无私1976年12月，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邓颖超增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邓颖超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服从党的决定和人民的需要，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她讲话说：“党中央分配我的工作和职务，既是毛主席生前批准同意的，现在又得到同志们的一致的肯定，我觉得非常光荣、非常激动。” 从此以后，邓颖超肩膀上的担子不断增多。 1980年6月，邓颖超出访回国后摔了一跤，右膀摔断，左膝髌骨也骨裂，在北一直住了两个多月。 1981年7月，她又因为工作摔了腰，虽然没有伤到骨头，但很长时间都妨碍生活和工作。 为了争取能够早点回到工作岗位，她每天都在坚持锻炼着，经过了和病魔的顽强斗争，也终于恢复了健康。遗留的问题就是腰部活动的时候会受到限制。 从1977年到1981年5年时间，邓颖超参加了各种重要的会议、出国访问、接待贵宾、看望同志，次数高达上千次。 除了生病住院的时间之外，她是几乎每天都在紧张得工作着。 1982年，得知党中央即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制定了干部离退休制度，想到自己身体一直不太好，她带头申请了退休。  1955年8月22日，邓颖超和周恩来游八达岭 党和人民需要邓颖超的时候，她愿意奉献一切光和热。在觉得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之时，她愿意在行动上支持党中央的方针。 邓颖超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请中央批准自己退休，并且说明，只要人民需要，退休之后依然为人民服务。 不过，党中央没有同意她的报告，认为她还能承担新的、重要的职务。 此时的邓颖超身兼数职，已经78岁高龄，还在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不仅出席中央会议，人大和政协的会议，只要她的身体许可她一定也会参加。 在生活上，邓颖超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不论在家中还是在外地出差、访问，她的吃穿住行都尽可能简单。 工作人员知道她身体不太好，从健康考虑，提出让邓颖超吃的好一点。但她惦记着现在不少老百姓生活不好，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想起他们，就没有办法大鱼大肉满足口腹之欲。 她还保留着曾经和周恩来在革命时期的生活习惯，衣服破了就补一补再穿，衬裤补了好几个洞，工作人员劝她换一条新的。 但邓颖超坚持说：“你们不穿是你们的事，我穿。就算生活好了也不能铺张浪费，还是要坚持节约、简朴。”  1926年，邓颖超同周恩来在汕头 很少有人知道，后来邓颖超出国访问，身上穿着的衣服是用周总理的旧衣服改的，就连改衣服的线都是自己出钱买的，绝对不能用公家的钱。 她一直认为，勤俭节约、艰苦朴素都是党的光荣传统，一定不能丢掉，这是根本。 永远的怀念1988年，全国政协主席一职任期满了之后，邓颖超正式离职休养。 虽然没有了职务，但她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一直关注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十分关心。 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老了，眼睛不中看，耳朵不中听，你们要做我的眼睛、耳朵，要把外面的事情告诉我。”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互相最懂得对方的人，周总理去世之后，邓颖超一直反对搞周恩来和她的故居。有的地方在不征得她的同意之下搞故居，邓颖超严肃批评这是不实事求是的做法。 1987年，某家出版社想要出版一本关于反映长征女战士的书籍，里面准备给邓颖超专门写一篇。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邓颖超坚决不同意。她说当时她因为患了严重的肺病，组织照顾她，将她安排在了休养连，配备了担架和马匹，之后一路上都是靠着同志们的照顾和帮助过来的。她觉得自己在长征之中没有做很么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写的。 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委婉地向邓颖超征求意见，想要给她写一本传记，但她依旧严肃郑重地提出不同意。 “关于我的传记，恳请你们不要列入你们的工作中，更请你们作罢。” 邓颖超最喜欢一首诗：“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人民的事业与世长久，谁的生命与它结合，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 邓颖超84岁时铿锵有力地写下“人老心红，志更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努力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邓颖超同志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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