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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 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铨部部长田隽锦(当时甘肃唯一在中央担任部长的)办公室，在座还有甘肃省参议会议长张维先生、西北五省监察使邓春膏先生，以及同为甘肃老乡，时任甘肃张掖农校校长、兼任河西水利站站长、农林部河西经济示范农场场长的鲁玲。 鲁玲在南京金陵大学求学时，田隽锦是国民政府的监察委员，因属甘肃同乡，彼此熟悉。 谈话间，田隽锦有意邀请鲁玲到南京中央政府任职，鲁玲当时没有表态。  1948年6月，甘肃张掖农校。鲁玲收到田隽锦来之南京的信件。田隽锦信中邀请鲁玲任考试院考铨部农业专门委员兼总务司长。鲁玲慎重考虑后，复信接受了农业专门委员，不同意担任总务司长。当时，《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作过专门的报道。鲁玲托兰州的朋友订好欧亚航空公司的机票，准备赴南京任职。 恰在此时，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西北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治中要求鲁玲以关外三县观察使兼任敦煌县长。鲁玲曾经于1947年随甘肃省参议会河西观光团去过敦煌。他认为，如果进一步兴修党河水利，扩大易耕面积，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敦煌是河西最有前途的县份之一。他向甘肃省政府和西北长官公署呈报了振兴关外水利，开发戈壁荒漠的具体方案，其中以敦煌为重点。经过再三权衡，知识分子出身的鲁玲，怀揣着科学救国的远大报负，回谢了农林专门委员，接受了敦煌县长之职。  在鲁玲眼中，敦煌县的面积不算小，但绝大部分是黄沙和戈壁。只有县城周围和70余公里外的南湖一带有一些耕地和可以放牧的水草地。由于属于内陆沙漠气候，加以土层较厚，地面辐射热大，周围沙漠绿洲间昼夜温差大，因而，盛产棉花，宜种瓜菜。当时，每年运往河西和兰州的棉花，黑白瓜子都在120万斤以上。李光杏、软儿梨闻名全省。群众经济收入多，生活比较富裕，人民淳朴宽厚，热情好客。县城周围树木成荫，风景宜人，人们称“三步两道桥，一里五个庙”，堪称“塞外江南”。 1948年9月，鲁玲赴敦煌上任途经酒泉，拜会酒泉专员王维镛。适逢玉门县长张连渊、安西县长吴文青都在场。酒席间，三人都在提醒他，敦煌政情复杂，地方势力大，建议他慎重从事。  途径安西，鲁玲谢绝了县政府的招待，住在南关的车马店。他通过安西的临泽老乡(鲁玲为甘肃临泽县人)、店东家，以及安西北湖贩棉花的客商了解到：敦煌前县长邹炎僧勾结县党部、参议会个别人，并恃仗其女婿工兵营长，沆瀣一气，贪赃枉法，买空卖空，营私舞弊，百姓怨声载道。鲁玲思考到，要想发展国计民生，吏治是一重大问题。他认为，县长一廉，下属操守自洁。 敦煌。鲁玲参加交接仪式后，刚出县政府，即有人拦门喊冤。案由是淫妇伙同奸夫，残杀亲夫。凶手是骑兵团住南湖的一个排长。前任县长和骑兵团关系紧张，无法缉拿凶手，他们将此案一拖再拖，至他接任便唆使原告拦门喊冤，制造事端，用心良苦! 鲁玲接任不久，便从一些正直人士口中了解到，群众称之为“敦煌王”的是县党部书记长王彦炳，他和前任县长邹炎僧内勾外联，横行乡里，霸占一方。鲁玲初到便放风，讥讽道：“专家自居，十足书呆子。” 鲁玲通过骑兵团和河西警备司令部协助，顺利侦破此案。但他们没有善罢甘休，此计未得逞，又处处作梗，干预行政。 鲁玲上任时，遇到敦煌亟待解决的几件事：(1)全县无煤，城乡燃料奇缺。(2)教育事业亟待振兴。(3)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以物易物的状况严重。 敦煌县政府县长办公室，鲁玲主持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党团、参议、工商、乡镇的人士。县党部书记长王彦炳借故不到，参议长和乡镇长一言不发，还有的人对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百般阻挠，人为设置障碍，使鲁玲大伤脑筋。但他没有屈服地方邪恶势力，坚决按照方案实施。鲁玲认为，他自己廉洁奉公，无私也就无畏了。 时间不久，敦煌县党部书记长王彦炳，议长祁鉴，田粮处副处长何峻德，联名上书酒泉专署、省政府，称鲁玲“人地不宜、请求撤换”。 省人事处长黄治安和民政厅长马继周等，来信告知鲁玲此事，并劝告鲁玲首先做到人和，然后达到政通的目的。鲁玲复信到：“人和是同老百姓和，同主持正义的人士和，不能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我一身教书，两手白粉，公正廉明，嫉恶如仇，无私何惧之有？不能整饬吏治，就不能人和，也达不到政通。吏治之不振，何以兴国为?”  自此，鲁玲加强了对公正人士的联系，对一些有为青年委以重任。对自卫中队长私闭城门，强抓壮丁的不法行为，予以扣留审讯。对警察局一些巡官敲诈勒索的恶习，予以深究。对前任县长在押的24名吸烟犯予以取保候审。对马家军抓逃兵，关押在拘留所的30多名家属，一律立即释放。对前任县长邹炎僧(兼田粮处长)、田粮处副处长何峻德保管的粮食进行盘点，查出短粮800余石。前任县长邹炎僧，在其女婿工兵营黄营长的护送下，畏罪潜逃新疆。省田粮处撤销了何峻德副处长职务，责令清理手续，听候处理。敦煌县党部书记长王彦炳买空卖空，预订棉花，抢购布匹，囤积居奇，由县府抓人，从中说情，敲诈勒索。不少商人和农民纷纷以书面和口头方式予以告发。王彦炳的一些亲信也纷纷收敛，谨慎从事。王彦炳感到势孤力穷，潜赴兰州。 除此之外，鲁玲县长做了几项重要的工作。 一、鲁玲认为，敦煌是甘肃棉花基地之一，又是发展林果业最有前景的地区。要想在农林方面办几件事情，必须重视培养和利用人才。鲁玲和当时的教育科长胡宝镜拟定规划，在四乡建设合格完小，县中增设高中班。并筹建棉花、林果专业学校。还多种“撞田”，以其收入设置奖学金，鼓励在外学子回乡建设。增设督学一名，监督监察教育教学。 二、鲁玲安排专业工作人员，实地勘察党河，制出蓝图和整修规划。召集敦煌管水人员，亲赴河口，测水测渠，对灌溉用水合理调整。 三、征得地方参议会，以及各乡镇的大力支持，拨出120石“撞田”粮作为基金，发行流通券。减少以物易物的状况，稳定物价。筹备敦煌县银行。 四、“马家军”系指马鸿宾、马步芳、马鸿逵分别任甘肃、青海、宁夏三省主席的隶属部队。甘肃基本上是“马家军”的势力范围。其兵员补充，给养供给都从地方搜刮，关外各县生灵涂炭、怨声载道。鲁玲任上，适逢“马家军”当年第二次抓逃兵。军事科和老百姓向鲁玲反映，“马家军”每年抓逃兵两次，已成例行公事。抓时不让地方政府插手，须亲自下乡捆绑吊打，惨绝人寰。借机敲诈勒索，抓不到逃兵，按他们要抓的逃兵人数，每名须交50至100现大洋。搞的四乡鸡犬不宁，更有甚者，二十年代征去当兵的人，四十年代还要抓逃兵。父亲死了抓儿子，哥死了抓兄弟。 鲁玲县长向他们要花名册，要注明何时参军，是否作过战，有无伤残，何时逃跑，有何证明他们逃来敦煌。同时明确规定，由县政府军事科调查办理，来抓逃兵的官兵不得直接下乡。还命令防守西北门的自卫队，没有县府指示不得携带武器出城。并请驻防东南门的骑兵团予以协助办理。  鲁玲还命令四乡，没有县府的指示，“马家军”官兵不得擅自侵犯民宅。抓兵的一伙人无奈，只得愤愤归去。鲁玲县长由此感言，写了“马家抓逃兵，年年月月有，父死子去顶，兄亡弟补充，人死军籍在，此事何时休”。谁料到，此打油诗，被西北长官公署派驻敦煌的特工人员陈参谋，汇报给时任西北长官公署的军政长官马步芳之子军长马继援。  马继援来信申斥鲁玲，封面上称“鲁县长”，内容台头骂为“鲁狗官”，扬言“小心脑袋”。随后，派来一位叶处长，带着十多名士兵，荷枪实弹到县政府闹事，推翻了鲁玲县长的办公桌，扬言要吊打军事科长和警察局长，并要鲁玲县长的脑袋向马长官交差。后来，驻敦煌骑兵团屈绎兴团长出面，从中周旋，宴请叶某，才礼送叶某返回青海了事。屈绎兴系91军骑兵独立团团长，全团13个连，全部驻扎敦煌，任务是防止哈萨克东窜，并将入关的哈萨克分批遣返新疆。他为人正直，自奉俭朴。熟悉英德两国文字，治军严谨。驻敦煌多年，从不干预地方行政，更不骚扰老百姓，深得地方士绅和群众爱戴。 鲁玲县长在敦煌任上时，不论是哈萨克骚乱地方治安，还是“马家军”乱抓逃兵，还有士兵中的不良行为，他总是全力协助，妥善处理。他俩都爱好英语，互相会话，研读莎士比亚巨著，相得宜彰。并因为嫉恶如仇的共性，他对鲁玲县长在敦煌开拓的一些工作，极表同情，给予支持。他俩开始以文会友，到最后以心会友。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屈团长起义有功，部队整编后，调解放军一兵团任某部副师长。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已攻克兰州，向酒泉挺进。甘肃省政府因敦煌已设西北行政长官公署敦煌后方留守处，由长官公署指派少将高参潘柏南为敦煌县长。 鲁玲在1949年8至9月办理了县长移交手续。因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反动宣传，鲁玲错误的认为，凡属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官僚和公务员，轻者会被没收财产，扫地出门，重者要坐牢杀头。因而，鲁玲对共产党怀有恐惧心理。 1949年9月下旬，鲁玲决定返回老家甘肃临泽。  敦煌至安西北湖的便道上，鲁玲乘坐“温湖长”的牛车，赶往安西。 安西北湖。“温湖长”先去安西县城打问情况，第二天回到北湖告诉鲁玲，安西城乡秩序良好，解放军对群众秋毫不犯，对劳苦大众，优遇甚佳，除吴县长被押，其余公务人员均向新政府登记，共产党并不可怕，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安西县城。鲁玲见到共产党安西县委石书记，他同意鲁玲返回老家，并开给他路证。派车送鲁玲去玉门。同行的还有安西原国大代表段石泉，参议会刘议长。 玉门驻军李政委热情接待他们一行，并讲了政策和形势。结束后，师部派了一辆军车，由一名政治部干事，送鲁玲回到临泽。 鲁玲回到家里，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喜出往外，对他安全回家感到高兴。 几天后，鲁玲向临泽县政府报到，见到县长及县委书记高鹤林。三天后，高鹤林找鲁玲谈话，希望他担任临泽县人民政府秘书。鲁玲感到不懂政策，请求给予学习的机会。高书记和杜县长商量后，介绍鲁玲去张掖地委和行署报到。 张掖地委书记刘昌汉和专员李维汉接见鲁玲后，安排他到甘肃省农林厅报到。 农林厅薛兰斌厅长，安排鲁玲自学，指定秘书石玉琼为他解答难题。鲁玲按规定参加农林厅的正常学习。 1949年12月，鲁玲被正式分配到农林厅农业处工作。 （摘自《陇原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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