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姗（1987—），女，北京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文学学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资博士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域外汉籍研究。在《文学遗产》《文献》《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梦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已出版学术专著《〈歧路灯〉钞本研究》、点校成果《达亭老人遗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   长摘要  《歧路灯》作者李海观印江宦迹考论 在对清代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的研究中，囿于文献史料，学界对其作者李海观仕宦经历的考证长期以来存在空白。笔者在研读《歧路灯》期间，有幸查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地藏清乾隆朝档案史料，其中直接涉及李海观印江宦迹的题本、奏本等档案史料共计三十余件。清代档案作为官方史料，具有较高可信度，可据此补正《歧路灯》研究中的史料之阙。 在笔者目力所及的档案史料中，刑科题本明确记载印江县知县李海观经手办理的重大命案、盗案有印江县“徐小三案”“彭辉祖案”“罗德权案”“石秀睿案”“任士习案”五案，以及协办思南府“冉裕山案”。同时，吏科题本明确记载了李海观的离任信息。根据上述史料，可订正贵州地方志《（道光）印江县志》《（道光）思南府续志》所载李海观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1773）任期之讹误，并考证李海观任期内重大事件如下： 1.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二十八日，李海观到任。 2.乾隆三十四年（1769）四月，李海观至重安江站所解送马匹、协办兵差。七月，办差公出。 3.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初七日，李海观委运辛卯年下运京铅，卸事。 4.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二月二十日，贵州巡抚图思德题请以鲁宝补授印江县知县。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吏部遵议核准。至此，李海观正式卸任。 5.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海观至迟于此年北还河南宝丰。 李海观印江县知县任内最为重要的事件，当推委运辛卯年下运京铅。根据贵州巡抚报呈的黔铅京运奏折、长江及运河沿线督抚报呈的铅船过境奏折，以及铅船沉溺事件相关的户科题本，可对李海观委运京铅之始末作以下考索：乾隆三十五年二月，李海观受命委运辛卯年下运京铅；五月十二日，自黔赴四川永宁收铅；十月初九日，李海观船队装载二十七船、解运铅斤一百八十三万六千零二十四斤十三两，自重庆府开行；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日，运抵天津；十月十五日，雇船剥竣，北上进京。 历年黔铅京运堪称险象环生，李海观船队在上年铅船延期、官员协调不力导致的运量增加外，还遭遇了山川之险导致的铅船沉溺。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李海观船队出四川巫山县境，入湖北巴东县境。当日，船队经行巴东县万流峡石柱子一带，第十八号船只遭遇风暴沉溺。时至今日，今人尚能于户科题本中得见李海观移会巴东县知县公文，作为现阶段所知的为数不多的李海观佚作，弥足珍贵： 窃照敝县奉委解运辛卯年下运及加运京局正白铅一百零九万七千九百七十八斤八两，又办运三十五年上运黑铅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一斤六两，又奉委带解壬辰年上运正白铅五十四万八千九百八十九斤四两，三十五年下运正黑铅四万三千七百八十五斤十一两，又自出己资买备沿途磕损折耗及交部添补秤头白铅五万二千斤、黑铅五千七百斤，总共铅一百八十三万六千零二十四斤十三两，装夹 对此，巴东县于两年内合计打捞三轮，分毫无获。据核算，“李海观沉溺挂欠黑白铅四万九千八百九十五斤零，合共用过工本水陆脚价、镕工夫价等银一千六百四十九两三钱三分三厘”。相较于李海观七品知县理论上的俸银，这笔款项的压力无疑是非常可观的。所幸的是，乾隆三十九年四月，经过逐级调查与上报，户部“查与豁免之例相符”，“照例准其豁免”。至此，李海观铅船沉溺一事方有了结。由此结合李海观诗作《宦途有感寄风穴上人乾隆癸巳暮春印江署中作》（其一）“祸不可撄聊远害”句自注“予以运铅之役，缺匮部项，几濒于险”，今人或可在落实“缺匮部项”的具体事由和金额的同时，一窥李海观经历铅船沉溺事故后的复杂心境。 清代档案中的李海观印江宦迹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意义。首先，从李海观研究角度，清代题奏史料保存了李海观任期时长及任内重大事件，特别是委运京铅过程的详细情况。今人可据此辑订贵州地方志对李海观任期的著录之讹，为学界长期存在的疑点提供可信史料和合理解释，增补并丰富对李海观任内重大事件的掌握，由此将李海观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和精细。 其次，从《歧路灯》研究角度，李海观的仕宦经历对于《歧路灯》研究颇为重要。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海观《歧路灯序》云：“盖阅三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前半笔意绵密，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由此结合相关文献，可确证李海观晚年存在撰写《歧路灯》“后半”书稿、统筹修订全书的创作过程。在现阶段的研究中，李海观“舟车海内”的过程已难以详考，而出任印江县知县是其中最为明确的环节，这一仕宦经历势必对《歧路灯》“后半”书稿的创作，乃至全书的修订工作产生密切影响。例如，李海观出任知县时间实为五年，特别是黔铅京运过程中的诸种遭遇，其所接触的社会面和官场环境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过学界所知的情况，为今人理解其在作品中流露的对官场腐败黑暗的愤懑之辞提供了更为确切的写作背景。又如，刑科题本所载李海观任内对重大命案、盗案的处理，相较于贵州地方志中“爱民如子，疾盗若仇”的套语，更为鲜明、细致地展现了李海观的为官经历，对于解读《歧路灯》相关情节不无裨益。再如，通过考索李海观仕宦经历，特别是铅船沉溺事件带来的重大打击，可为今人理解其晚年统筹修订《歧路灯》文稿时的心态变迁提供新材料，并从成书与版本源流角度为解读《歧路灯》提供新的思路和启发。 有必要指出，在对李海观印江宦迹的考证中，虽不能具体落实李海观仕宦经历与《歧路灯》情节的对应关系，亦不能逐一查证李海观任内见闻与《歧路灯》取材的直接关联，但小说在文体特征上具有较强的虚构性，小说家的创作本就建立在丰富想象与灵活构思的基础之上，其素材和灵感来源往往是多维度的。因此，考索李海观的印江宦迹，对于今人全面了解其生平经历、思想情感、创作心态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可由此勾勒李海观出宰印江期间的真实经历和见闻，对于今人一窥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社会现象进行思考和提炼的艺术化过程，理解小说家的文学想象和精神活动，乃至推测小说家晚年统筹修订文稿阶段的心态变迁，均有所助益，而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意义与学术价值之所在。 值得玩味的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贵州巡抚图思德以李海观“病后虚怯，精神就衰，难膺民社之寄”为由，题请以鲁宝补选印江县知县。次年三月，吏部遵议核准。对于此时已年逾花甲的李海观而言，这不失为常见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李海观遭遇铅船沉溺事故后身心疲惫、精神萎顿，无力主持县事；但笔者认为，另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则是，李海观经此事故后深切意识到“祸不可撄聊远害”，由此厌倦仕途、有意远离官场，而以此为托辞。毕竟，今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精神就衰”并不符合李海观的真实状态。就在吏部遵议核准图思德题本的四年之后，一部长达一百零八回的鸿篇巨著《歧路灯》，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优秀作品之一，即将在古稀之年的李海观笔下诞生。 全文详见《文学遗产》2023年第1期 责任编辑：石雷  征订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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