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视角重新认识中国（下）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星球研究所出版的《这里是中国》及其公众号相关资料、张兰生所著《中国古地理—中国自然环境的形成》和B站UP主“地缘志”相关视频。

书接上回，在饱览过第二阶梯别具一格的人文地理风貌之后，让我们走下高原，来到平均海拔500米以下的第三阶梯。

  

第三阶梯 三大平原与三大丘陵

第三阶梯的地形也是“3+3”的组合，从北向南分别是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和辽东、山东、东南三大丘陵，它们两两组合，构成了关东、中原、江南三大地理文化单元。

关东在历史上经常扮演时代助推器的作用，在这里发迹的少数民族轮番挥师南下，不断触发着中华文明的迭代融合；中原则是左右全局的中枢控制器，欲图天下必“逐鹿中原”，最终的胜者也需“定鼎中原”来统御四方；而江南是重要的资源补给器，“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一条京杭大运河把江南富庶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整个国家。

首先来看看占据中国雄鸡版图头部的关东地区。

这里坐落于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的群山环抱之中，地形主要包括东北平原和辽东丘陵，对应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

这片区域由多个古老板块拼接而成，在中、新生代的地质运动中，西侧的大兴安岭、北侧的小兴安岭、东侧的长白山等山脉逐渐隆起，中间盆地不断下沉，流淌其中的松花江和嫩江冲积形成了松嫩平原，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冲积形成了三江平原，辽河冲积形成了辽河平原。

松嫩平原地处四季分明的北温带，植被茂盛，冬季寒冷漫长，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有机质分解缓慢，长年累月形成了厚达1米多的黑色腐殖质层，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三大黑土地之一，是适宜农业种植的极佳土壤。

在辽河平原南侧是辽东丘陵，它与隔海相望的山东丘陵，同属于古老的华北板块。历史上经过长期的抬升侵蚀，古老的变质岩出露地表，被流水切割形成了沟壑纵横的山地丘陵。由于变质岩质地坚硬，抗风化能力强，成就了高度超过千米的泰山、千山等雄壮秀丽的东部名山。

关东从整体上作为一个地理文化区出现的时间比较晚。

先秦时期，辽西地区和辽东半岛已经成为燕国的统治之地，其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由于远离中原核心区，加之气候寒冷，沼泽众多，长期属于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乌桓、鲜卑、契丹、女真、高句丽等少数民族在此聚居，他们或游牧、或渔猎、或农耕，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时常沿着一马平川的东北平原驰骋南下，与农耕文明发生激烈碰撞。

到了唐朝，中原王朝的势力才逐渐向吉林、黑龙江拓展。后来在辽金的统治下，东北作为后方大本营，逐步完成了地理文化区的统一。明朝时，以山海关为界，开始称东北地区为“关东”。而在此之前，这个名字是专属陕西与山西交界的“函谷关”以东的中原地区。

关东最大的地域特征是文化的高度整合性。东三省从南到北距离超过1600公里，跨越了近15个纬度，相当于秦岭与海南岛的纬度之差，但是方言和风俗习惯却高度相似，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东北人群体，也就是常说的“出了山海关，都是一家人”。

之所以会形成这一文化现象，首先从地理上看，东北地区自成一体，三面环山一面隔海，与外部相对隔绝，而内部地形平坦通畅，难以形成割据分裂。其次历史上这里长期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地广人稀，直到清末才开始有大量山东、河北的百姓迫于生计“闯关东”，外来人口逐渐成为东北的绝对主体。背井离乡的移民群体，更愿意相互帮扶，彼此之间更加包容，形成了东北人乐观热情的性格特点。近代日本对东北的侵占以及建国后东北作为计划经济的领头羊，时代的烙印更加强化了东北地区的整体性，造就了东北独特的大集体文化。

东北人以顽强的拓荒者精神，让这片等待千年的处女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清末时东北已开垦土地面积超过1亿亩，成为举足轻重的农业基地，黑龙江的粮食产量至今仍保持全国第一。从民国开始，东北又逐渐成为“东方第一”的工业基地。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中，有56项放在了东北。

但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东北的脚步逐渐慢了下来，从1978年GDP占全国的14.4%降到了2021年的5.5%。过去十年东北常住人口减少了约1000万。在振兴东北的时代命题下，新一代的东北人还将继续在白山黑水间开拓出新的发展之路。

从关东跨过燕山和山海关，就来到了中原。

这里北起燕山南麓，南抵大别山，西倚太行山，东临大海，主要地形是华北平原和山东丘陵，对应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苏和安徽的北部。

华北平原主要是由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经过多次徙流改道，带来大量泥沙堆积，从而形成的冲积平原。山东丘陵与前面提到的辽东丘陵，同属一个地质构造带，由于渤海湾的下沉而隔海相望。

黄河等河流的泛滥，既给中原人民带来了优渥的土壤，也迫使他们必须不断联合起来，抗击水患，兴修水利。在这个过程中，原始部落不断融合壮大，夏商等最早的国家政权率先在中原地区诞生。在随后的几千年历史中，难以计数的政权和诸侯在中原的舞台上轮番登场，使这里逐步形成了几个小的地理文化区，包括以河南为主的狭义中原地区、以河北为主的燕赵地区和以山东为主的齐鲁地区。

“天下之中”河南，这里位于大禹划分九州居于正中的“豫州”。河南最早只是对应黄河以南的地区，后来因为政治军事因素，将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划入，形成了今天河南省的行政区划。古代时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水源充足，时常有大象出没，因此河南的简称为“豫”，也就是一人牵一象的样子。

大禹划分九州的示意图

河南由于地理位置居中，有利于同周边其他文化发源地进行交流和互动，使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不断巩固。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河南独占其三。在西周青铜器何尊上镌刻着铭文“宅兹中国”（意为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而所指的地方就是河南洛阳一带的西周都城。

何尊及铭文

河南见证了古代人类聚集区从山区向平原的迁徙演进过程。起初的先民往往生活在山区与平原交接处，并靠近河流，既得水源之利，又可避洪水之患。早期的夏、商、周的王朝分别把都城放在了更靠近山区的洛阳（夏都二里头遗址、周都的洛邑），安阳（商都殷墟）。

当人类社会逐步发展壮大，具有更强的驾驭自然的能力，就开始向广阔的平原拓展，因为需要更加宽阔的地域和水源来承载逐步增长的庞大人口。于是，平原上的开封成为了北宋的国都，并且在这里造就了古代商业文明的顶峰。在宋真宗年间，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农业税，同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比也高达20%，远远超过后来的清朝。

“燕赵大地'河北，古代属于大禹划定九州的冀州，这里位于战国七雄的燕国（都城蓟城）和赵国（都城邯郸）境内，故称燕赵大地。

河北是中原地区重要的北部屏障，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日益强大，河北的地缘重要性也不断提升，并呈现从南向北的递进。先秦时代，南部的邯郸是著名的大都市，号称“成语之都”，发生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廉颇“负荆请罪”等重要历史故事。到了元朝，燕国旧地北京开始崛起，成为了大都，并作为政治中心延续至今。而隔壁的天津卫，作为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漕运枢纽而日益兴盛。据说是为了纪念朱棣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争得皇位，故以天子渡口之意命名了“天津”。

近代以来，河北长期被北京和天津的光环掩盖，显得比较默默无闻。其实河北资源丰富，工业门类齐全，尤其是钢铁资源最为出众，铁矿石产量占全国的40%以上，钢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5，被称为中国的“铁铺子”。

而紧邻它就是“菜篮子”山东。

山东主要位于战国七雄的齐国（都城淄博）、鲁国（都城曲阜）的地界，故称齐鲁大地。这里的地形与其他中原地区略有不同，其中西南侧的鲁国部分属于山东丘陵地貌，东北侧的齐国部分则是插入大海的半岛。

山东在中国历史上处在很特别的位置，虽然一直以来都不是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却又始终活跃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舞台上。它的一头是代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精髓的曲阜，另一头是代表中国近代城市标杆的青岛，一头是耸立在中原腹地的“民族象征”泰山，另一头是伸向碧波大海的“人间仙境”蓬莱。

山海文化的交融，哺育了齐鲁人民的热情好客，更让这片土地成为了我国第三经济强省、第二人口大省和第一大蔬菜产区。山东的蔬菜产量占全国的12%，主要原因之一是山东特有的自然条件，靠近海洋，降雨充沛，坐拥黄河三角洲，土质肥沃，同时还兼具低矮的丘陵，地形丰富，适宜各类蔬菜种植，再加上勤奋的山东人，因而成为全国人民的“菜篮子”。

从中原跨过大别山和淮河一线，就来到了江南。

江南与中原主体上都是平原区域，之间也没有太多大山阻隔，历史上文化交流十分紧密。但是淮河这条特别的河流，还是硬生生将两岸划分出了南北，让地跨淮河的江苏和安徽出现了一省之内大不同的地理文化格局。例如，位于淮北的江苏徐州、安徽亳州，是刘邦、曹操等帝王和樊哙、许褚等猛士辈出之地，一副北方豪迈之气；而位于淮南的江苏扬州、安徽徽州，则是唐伯虎、郑板桥等才子佳人荟萃之所，一派吴侬软语之风。

淮河为什么能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主要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独特，恰好与我国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1月份的0度等温线相重合。这两条线以北是湿润区，冬季基本上不结冰，而以南则是半湿润区，冬季一般会结冰，由此带来了南北两岸不同的植被和农耕条件。北侧主要是温带落叶阔叶林，多为旱地种小麦；南侧主要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多为水田种水稻。风景、饮食的不同，进一步促成了南北两岸不同的人文风情和审美志趣。

而淮河自身的命运也十分坎坷。南宋为了防御金兵南侵，掘开黄河南岸放水，导致黄河夺淮河水道入海。后来黄河虽然重返渤海湾入海，但是其携带的泥沙沉积，使得淮河下游潴留成为洪泽湖，导致淮河无路可走，只能借大运河流入长江。淮河此后泛滥不止，给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历朝历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都花费大力治理淮河，修建了多条人工渠道帮助淮河入海。

再说回江南，这里西起巫山，东到沿海，北接大别山，南至东南丘陵，主要地形为长江中下游平原，对应着安徽和江苏南部，以及湖北、湖南、江西、上海、浙江。

这片区域位于古老的扬子板块，在燕山运动中形成了江汉盆地、洞庭湖盆地、鄱阳湖盆地等一系列断陷盆地。在更新世，长江切通盆地之间的山岭，将盆地串联起来。在长江及其支流的冲积作用下，形成了沿长江两岸分布的一系列平原地带，也孕育了两湖地区的楚文化，鄱阳湖平原的赣文化，和太湖地区的吴文化。

让我们从三峡出发，顺着长江一路向东，逐个游历这些地理文化区。

第一站就来到了两湖地区，这里属于大禹划分九州的“荆州”，先秦时是楚国的地盘，因长江天险阻隔，又划分北岸江汉平原上的荆楚大地，和南岸洞庭湖平原上的湖湘大地，分别对应今天的湖北、湖南地区。

湖北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南方的交通枢纽。从这里沿长江上溯可沟通巴蜀，顺江而下则威胁江南核心区，向北通过汉水可达关中，向南通过湘水可抵两广，所以历史上一直是区域中心和兵家重地。楚国定都于郢成就霸业，刘备借荆州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岳飞在襄阳大败金军收复六郡，中国革命在武昌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

在先秦时期，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地区被巨型湖泊“云梦泽”所占据，后来由于泥沙淤积，湖面越来越小，变身为今天的洪湖等一众湖泊，让湖北有了“千湖之省”的称号。优越的自然环境也让湖北成为鱼米之乡，监利稻米、洪湖莲藕、潜江小龙虾等特产名震天下，也孕育出楚辞这个中国浪漫主义的源头。

相较湖北，同为楚文化区的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地形更为闭塞，在历史上发展的脚步也更慢一些。楚国灭亡后，湖南有相当长的时期是以蛮荒形象出现在国人视野中。贾谊被贬长沙写下《吊屈原赋》、柳宗元被贬永州写下“千山鸟飞绝”的江雪，范仲淹为被贬巴陵郡的朋友滕子京写下《岳阳楼记》。

唐末和北宋灭亡后，中原战乱纷起，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为湖南注入了士人资源和中原文化。南宋建国后，湖南的地缘作用开始得到重视，成为重要的政治腹地与赋税来源。到了明朝，便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湖湘大地已经逐渐走上舞台的中央。

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文化的兴盛。从北宋太守朱洞设立岳麓书院，到本土大儒周敦颐、王夫之的涌现，洞庭湖畔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镇。潇湘山水塑造的霸蛮刚烈的民风，与传统文化胸怀天下的责任意识相互交融，让湖南到了近代终于呈现出“井喷式”的爆发。清末的左宗棠、曾国藩，民国的黄兴、蔡锷，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这些潇湘儿女的伟大壮举让湖南成为主导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力量，也很好地印证了岳麓书院匾额所写的“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从洞庭湖平原顺江而下，就是鄱阳湖平原。两个平原由中间的罗霄山脉隔开，就像挂在长江藤蔓上的一对“孪生葫芦”。两个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极为相似，在三面山岭环抱下，多条河流向北部中心大湖汇聚，注入长江。

鄱阳湖平原主要对应江西省，这里因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名，又因省内母亲河为赣江而简称“赣”，因此也被称为赣鄱大地。对于江西，最具特色的评价就是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提到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所谓“物华天宝”，江西拥有全国独树一帜的矿产资源，享有“千古铜都”、“世界钨都”和“稀土王国”的美誉。春秋时期，江西之地被称为“干越”，就以青铜铸剑而闻名。从汉代到宋代，江西都是铜镜这个重要生活用品的主产区。目前江西省的铜矿石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以上。钨元素是“战争金属之王”，广泛用于汽车、国防等领域的合金钢制造。稀土被称为现代工业的“维生素”，是很多高新产品必不可少的元素。而江西的赣州每年就出产全球60%的黑钨和70%的中重稀土。

所谓“人杰地灵”，江西是中国古代书院的起源地。宋代时在九江建立的白鹿洞书院名列中国四大书院之首。明代90多位状元中有1/4来自江西，开国将帅中有1/5是江西籍的。

成就江西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其地理位置，这里是除湖南水路之外，另一条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要道。不过清代以来，随着沿海经济的崛起，江西逐渐落寞。直到革命年代重新觉醒，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以及新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就诞生于南昌。

从鄱阳湖平原继续顺流而下，就来到了长江三角洲，这里也是狭义上的江南核心区。

说到江南，是很多中国人心驰神往的梦乡。乌篷船、石板路、油纸伞，“小桥、流水、人家”，处处是“人间天堂”。历代文人不惜笔墨，让这里成为了中国最美好形象的代名词。

为什么江南有如此大的魅力，让古往今来的人都陶醉其中？

最核心的因素应该是“水”。这里“江、河、湖、海”四大要素聚集，既塑造了一个温柔多情的江南水乡，让江南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崛起的领头羊。

成就江南的第一要素是长江。西晋末年，中原的高官贵族为躲避战乱，向长江以南迁移，史称“衣冠南渡”。他们倚靠长江天险，以建康（南京）为都城，建立了东晋，凭借从北方带来的人口和技术，拉开了江南大开发的序幕。

到了隋朝，京杭大运河这个第二大要素登场。2000千米的大运河连接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更打通了中国南北的运输网络。扬州作为连接江南和北方水道的运输中心，汇集了全江南的丰饶物产，成就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繁华盛况。

到了明清，太湖岸边的苏州成为江南崛起的新代表。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太湖，沟通了周围的大小江河、湖泊，为苏州提供了丰富的物产、便捷的交通，促进了丝绸、棉布等纺织业和成衣百货等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而物质的富足进一步推动了精神的升华。文人商贾在苏州创造了冠绝天下的园林艺术，使江南成为中国人“诗意栖居”的理想模板。

到了近代，江南进入到海洋元素时代。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上海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拥有海洋和江河的双重红利，上海开始振翅腾飞，成为链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窗口。它不仅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更接受了世界先进的科技文化，使江南更增添了勇立潮头的时代魅力。

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南侧，还有面积广大的东南丘陵地带。这里还分布着两个特殊的地理文化区域“岭南”和“八闽”。

东南丘陵位于南方大陆多个板块的拼接地带。在燕山运动中，不甚坚固的板块被挤压形成了多条褶皱和断层，构成了山脉与盆地相互交错的特殊地貌。从断层中涌出的岩浆形成了坚固耐侵蚀的花岗岩，塑造了黄山、九华山、五岭等名山大川。

喜马拉雅运动以来，部分盆地不断抬升，其中沉积的大量红色岩石，在风化、重力崩塌、溶蚀等综合作用下，沿垂直节理发育成方山、奇峰、赤壁、岩洞，统称为“丹霞地貌”，最具代表性的是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福建泰宁等。

在东南丘陵中五岭以南的区域就是岭南，主要对应广东、广西、海南和港澳。其中广东、广西省名中的“广”字，源自于西汉时在岭南地区设立的行政中枢“广信”，取汉武帝诏曰“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就位于今天广西梧州市。

岭南地区在先秦时就有很多本土少数民族居住，合称百越，后来逐渐演化为今天的壮族、瑶族、黎族、布依族、侗族、畲族等少数民族。这里虽然在秦朝时就已纳入中原版图，但由于气候炎热，丛林密布，“瘴气”弥漫（南方湿热环境下各种致病因素的统称），在古代生产力条件下开发难度很大，因此长期处于蛮荒状态，在唐宋之前都是官员贬谪和罪犯流放之地。苏东坡曾被贬惠州、儋州，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的感叹。

直到明清海洋大时代的开启，岭南地区才迎来了大发展。不断迁入的广府、潮汕、客家几大民系，与当地土著文化逐步融合，成为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粤语、粤菜、粤剧、岭南建筑都是岭南文化代表性的名片。西方列强的入侵迫使这里成为最早对接世界的窗口，也是“下南洋”的重要中转枢纽，开启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先河。

与岭南相邻，东南丘陵中武夷山以东的地区就是八闽，主要对应福建、浙江中南部和台湾。福建的得名源于唐朝时在此设立福建经略使。到了宋朝，设立一府五州二军，共计8个行政单元，故称“八闽”。

比之岭南，八闽的山地面积更大，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由于山峦阻隔，水路崎岖，形成“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现象。在闽北、闽西、闽南都有不同的方言和文化体系。汉语中的七大方言，福建就占了五种。

以南平为代表的闽北，地处山区，紧邻江西，以吃辣著称，这里是福建开发较早的地区，诞生了儒学大家朱熹，理学文化昌盛。而与之相邻的以宁德、福州为代表的闽东则喜爱甜食，在晋代“衣冠南渡”后逐步发展起来，同时融合了古老百越民族的本土文化，是全国最大畲族聚居区。

以厦漳泉为代表的闽南，是唐朝以来河南移民形成的文化聚居区，建筑以红砖红瓦为特色。这里因为临海，发展出了泉州这样的世界级港口，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隔岸的台湾地区也主要属于这个文化区。以龙岩、三明为代表闽西是客家文化区，他们是更晚到来的中原移民，故以“客人”自称，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土楼。最后还有一小块闽中地区，主要是指莆田，这里诞生了妈祖文化，成为整个沿海地区的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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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水相连的地理大一统

 

上述内容通过采撷一些切片缩影，粗略描绘了我国三级阶梯上不同地理文化单元的风貌。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山川大河的阻隔和自然气候的不同，各个单元内部逐步发展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人文风俗习惯。

但是与此同时，不同单元间的交流也从未中断。自先秦青铜文明的百花齐放，到汉代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再到隋唐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各个地理文化单元在充分展现地域特色的同时，始终共同归属于一个大的统一的文化系统。虽然古代中国有近一半的时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始终有一种精神力量，牵引着各个区域走向凝聚，走向统一。

而促成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渠道，同样还是山和水。

从一个视角看，它们是地理割据的屏障和阻隔交流的藩篱，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它们也是交流互动的走廊和山水相连的纽带。

其中水的特点是最鲜明的。当两个区域以水为界，在水一方，那水就是阻隔和屏障。而当两者处于同一江河的上下游，水则成为联络和沟通的重要手段。

中华文明的融合壮大，首先要感谢长江和黄河两条绵延几千里的母亲河，将三级阶梯上不同的单元串联起来。两条江河共同发源于青藏高原，其中一路向北穿越塞北、关中、三晋，直抵中原腹地；另一路流经巴蜀、两湖、赣鄱，滋润江南平原，最终两路并流入海。它们以强大的位势，冲破自然环境的重重阻隔，成为不同地域的思想、人才和物资交流的黄金大动脉。

除此之外，岭南地区的珠江水系、中原地区的淮河水系，关东的松辽水系都成为塑造区域文化的重要粘合剂。最初分散的小部落沿河分布，以河交流，顺河统一，汇聚成更大的文化共同体。

但是古人还不甘止步于此，从2000年前就已开始修建人工河渠。秦始皇为了开拓岭南修建灵渠，联通了湘江和桂江，打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运输网络，使岭南地区得以长期稳固的纳入中原版图。

吴王夫差修建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水系，隋朝又在此基础上修建京杭大运河，再到元朝，舍弃洛阳，裁弯取直改建京杭大运河，成为支持强大王朝的资源大通道。

说完了水，再来看山。

一般意义上讲，山总是阻碍交流的因素。但是古人偏偏有愚公移山的壮志，总是不顾一切地翻越重重山口，趟出一条条沟通之路，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这些著名的古道和关口。

在第一、二阶梯之间，通往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青藏高原的道路，在今天依旧被称之为“天路”。上世纪举国家之力修建了滇藏线、川藏线、青藏线、新藏线四条进藏公路。而在千年之前，古人们已经用脚走出了最初的选线之路。

滇藏线从云贵高原出发，途经三江并流的横断山区，道路相对易行，是著名的“茶马古道”南线；川藏线从巴蜀盆地出发，要穿越横断山脉的多条高山大河，道路艰辛，但却是古代中央政权与西藏沟通的主要路线。青藏线从青海西宁出发，经过玉树、那曲，是当年文成公主入藏的“和亲之道”。新藏线从西域和田出发，翻越“万山之祖”的昆仑山，一路高寒缺氧，是最为艰难的进藏线路。

在第二、三阶梯上，联系西域与中原的重要关口，是汉代在敦煌附近设立的阳关和玉门关。一南一北，双关并立，是诗人笔下无数次吟诵的精神文化象征。

在关中与巴蜀之间，虽有秦岭和大巴山阻隔，但还是开凿出多条险峻曲折的蜀道，其中著名的一条就是位于陕西宝鸡的陈仓道。退守蜀地的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攻克关中，最终成就天下。

在关中与中原之间是“崤函古道”。这个夹在黄河与秦岭之间的狭长地带，既是秦国出兵中原的核心通道，又是汉唐沟通长安洛阳二京的交通要线。而坐落其中函谷关与潼关两座关隘，凭借自然天险，成为关东与关中的分界线，更见证了老子《道德经》的诞生。

类似的古道关隘还有很多，它们既是军事之要冲，更是交流之门径，让四面八方的各个区域，在独立创新的同时，又始终不断地碰撞与交融。

独特的山与水，共同塑造了中华大地既分立又联系的自然地理格局，由此形成了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特质，在保持地域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又总能小异之上颇见大同。主流文化的同质性与地方文化的异质性，长期共存，相互激荡，成就了中华文明坚定稳固又生生不息的前进动力。

从地理视角看中国，还仅仅是展现了中华文明萌发、壮大、成熟所依赖的历史大舞台，而真正的主角是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们用自己的勤劳智慧，不断改变着这片土地的面貌，并在这里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一份有启发性实践样本。关于这些内容就留到下一篇历史视角中再细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