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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宏宇 很高兴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修正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定义”了！ 曾经的一向以来，本着对某某某主义不假思索的尊崇，我们把本民族“封建社会”的起始“定义”在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这一历史事件的节点上，而将其“终于”公元1911年，是为“我们国家两年余年的封建时代”。后来，不知怎么，“封建社会”的“起始”，提早了一百多年，标志在了战国中早期秦国的“商鞅变法”。 于是问题来了——商鞅变法，从起始到商鞅之死，二十多年，一个“起始”的“标记点”，二十多年？有悖于我们一向以来的定义习惯啊。可要是遵循习惯，定义于某一特定年份，又该是“商鞅变法”哪一年呢？
（一）封建vs极权专制现在简单了，封建，作为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定语，终于找准了其真正“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起始”节点——比前面提到的那两个“点”和“大点”都要早得多，公元前1046年“周”（史称“西周”）王朝建立，即采取了“分而封、使建之”的国家联盟政体，总算是给“封建”俩字儿找着“正经归处”了！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分封”算“封建”，秦统一“废分封”，怎么说？之后，怎么算？难道就不是封建社会了么？ 严格来讲，最晚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封建，作为社会形态，在我们这里，真还就是结束了！后来的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 年这两千多年，也就是原本定义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阶段，还真不是“封建”形式的社会。 那是什么？ 现在有了个在笔者看来挺像样的说法——极权专治时代。 还有个“正式感”没这么强却更形象的说法，叫做“皇帝时代”。 没错——皇帝时代。从秦统一开始，完成统一的秦王嬴政，就自封了“皇帝”，称“始皇帝”；后来，直到1911年的翌年也就是1912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顶着“皇帝”头衔的人爱新觉罗·溥仪（清宣统皇帝）颁诏逊位，中间那两千多年，绝大多数极权专治的统治者都称“皇帝”（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非主流”时代的类同者采用另外的称号），可不就是“皇帝时代”？！这个独属于古中国的“皇帝时代”，在全人类文明史中，是最漫长的一个区间，也是可以用“超稳定”来形容的区间。 啥叫“超稳定”？就是“不进不退”、“原地踏步”的意思！稍许看看历史“年表”就能知道，“帝制”终结也就是“皇帝”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开始，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到38年之后的1949年，这个国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有了多么显著的进步；再看1949年至今，则“崛起”与“奋进”，更甚于“民国”的38年百倍千倍！
今天的太多人，都会说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数百年才能成就的发展，是没错的；但好像忽视了另一方面，就是1911年回溯到公元前221年之间的那两千多年，我们这个民族，延误、错失、自废了多少发展、跃进的机会。 另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在那漫长的两千多年里，我们的华夏文明，甚至都没法为整个两千多年赋予一个正式而不变的国家名称！汉朝，叫“大汉”；唐朝，叫“大唐”；清朝，叫“大清”……大胆刨除那些时间上不占“重头”的纷乱时代，两千多年间，真正“像样”的“大朝代”，也少说有八个——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国家的名字都不一样；所以有人会说中国的历史不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自己认为，本民族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曾经”，有太多改朝换代；我们甚至都能透过历史的尘埃模糊地看到，一次次改朝换代，“后来”的“新朝”，能“活得”跟“前朝”差不多，就已然算不错了；很多情况下，都还不如！ 为什么会这样？历史不是应该“前进”么？至少也是“螺旋式上升”啊。可我们为什么就在几乎“原地踏步”、不时“开倒车”的节奏下，渡过了两千多年那么久呢？ 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么？ 依笔者看，还真是！真有过不去的坎儿，长达两千多年地阻滞、羁绊着我们民族的发展！ 什么坎儿呢？简单说，就是“皇帝”。引申：是极权专治的政治体制。再说具体点儿、核心点儿，可以认为，是贯穿整个过程的三大魔咒，即：土地兼并、文官弄权、军阀割据。也可以说，这三大魔咒，是中国极权专治时代的三道“无解”的统治难题。
（二）三大魔咒之“土地兼并”真正我们国家的“封建”社会开端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建立的周王朝（史称“西周”）建立之初，统治集团就推出了统治秩序的“总纲领”，就是那至今仍耳熟能详的十六个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王，就是周朝的最高统治者，史书里更习惯称之为“天子”、“周天子”。 在十六字“总纲领”之下，周朝初期统治者，确立了基于父系血统的“宗法制”，作为社会秩序的最基本原则，并依此原则，将统治的权力做了四个层次的“分级”——最高统治者“周王”亦即“天子”、理论上由天子册封的“诸侯”、理论上由诸侯册封的“大夫”，以及理论上由大夫册封的“士”。一旦册封，即以“宗法”世袭传承——天子“大宗”即天子位、“小宗”封“诸侯”，诸侯大宗袭位、小宗封为“大夫”，以此类推；到了最末一级“士”，其“小宗”，就失去了贵族身份，没有被册封的资格了。 所谓册封，在周朝的前期和中期，不仅只是“名位”，还有土地和的充作劳动力的可概称为“人民”的“庶民”、“虻隶”；但土地和“人民”（古时可通称为“邑”），并不是“封”了就“有”，而只是名义上“拥有”，能否真正落实，取决于被“封”者的自力争取也就是“建”。 一代代“封”、“建”下去，土地的开拓和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赶不上有资格享有“封邑”的继承人的增长速度，于是出现“封邑”越来越多而“平均含金量”越来越低的局面，从而引发各层级贵族间频仍、酷烈的争夺、吞并，就有了长达五个半世纪的“东周列国”（春秋+战国）的纷繁战祸，呼唤出“天下定于一”的理念，并最终以残酷的战争方式，得以实现，就是彪炳史册的“秦统一”。可以说，直到秦统一的公元前221年，也就是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终结的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纲领”，才构成“理论的现实”，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全天下”所有土地的“名义主人”。 但是，就便只相当于今天共和国版图三分之一还不到的疆域，对于从“封建”走来的“皇帝”，也还是太大、太难于真正落实管理了。所以只好“还是”交由“代理人”去管理。
还是？没错——还是！之前的“封建”时代，土地也是以“天子”的名义交由诸侯、大夫、士等贵族阶层去管理的。不同在于，“封建”的“土地代管”，是“长期负责制”甚至可以说是“永久负责制”，那块地方“封”给谁，谁就几乎拥有了管理“全权”，并可以世袭给“大宗”的后代，只须定期（比如按年度）向“上一级”缴纳一定比例或有限定数的收益，所余归己；如此逐层而秩，自天子，至诸侯，再至以下，在土地和劳动力及其相关收益的问题上，都只“负责”由“封建”而“自属”的部分。 秦帝国“大一统”后采取的“郡县制”管理模式，是由“皇帝”委任“流官”（流动的官员）去充当土地的“定期轮换代理人”；相应收益，除了维持“管理日常”，其余，理论上都“归于上”；“流官”的利益，以“俸禄”体现，俸禄的多寡，取决于职位高低也就是“代理”地域范围的大小，理论上是“定数”，可能因为所管辖地域“收益”的降低而降低，但很小概率会因为“收益”的提高而提高。 不难看出，“封建”模式下土地“代理人”即各级贵族的利益构成，跟“极权专治”下“流官”的利益构成，很不同。前者之于有限资源“永久性”享有“绩效性”利益；后者却只能在相对很短暂的期间（任期）获取基础性的“定值”酬劳。拿今天的“公司”打比方，前者更像“股东”、“董事”，后者则是没有股份纯受雇佣的“职业经理人”。只要有点儿常识，就都会知道，职业经理人，理论上，对“公司”没有“忠诚度”；而“股东”、“董事”，则以公司的利益为根本，公司利益就是自身利益。这种区别，使得“股东”、“董事”几乎不可能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事，而职业经理人则大概率会以损害公司利益的方式为己牟利！ 如果真的是“公司”，股东、董事也好，职业经理人也罢，都可以“换码头”、“跳槽”，可在“天下”这个“大盘”上，“换码头”、“跳槽”，几乎没有可操作性。对于“定期轮换代理人”的“流官”群体而言，要想增加收益，得“另”想办法。大抵，他们能想出来的具备可操作性的办法，有两大类，一是盘剥下级及底层，二就是勾结权贵买卖资源从中抽水。
在农业社会，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土地。“极权专治”下，最“硬通”的财富，也是土地。于是，想要拥有更多土地财富的权贵和想通过买卖土地牟利的流官，就构成了利益共同体；相比于欺上瞒下，高风险低回报的“盘剥”，倒腾土地，不仅获益巨大，还能有利益共同体中的权贵集团“背书”，“流官”们当然乐得“浸入”！ 就这样，差不多只瞒着“皇帝”一个人的土地买卖，自西汉中早期起，就在这片土地上频频发生。随着时代变迁，获益颇丰的流官、高官，甚至民间财势雄厚的地主，都纷纷“下场”，很快就形成了围绕土地的“利益链条”——“最高端”的顶级权贵（比如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倚仗权势，指使高官为其“圈占”土地；高官“委托”地方官（流官）去落实；流官给地主“背书”，让其出资买地；地主在流官“背书”下，低价买到地，再向流官奉上大笔“佣金”；流官将其中一部分“孝敬”给“上官”；上官把土地“权属”奉献给“最高委托方”的权贵；权贵把地主变成自己在民间的“代理人”；地主的“背书”由流官变更为权贵，规避了流官“卸任”后的土地所有权风险，成了不生“巨变”不会有丝毫损失的大地主…… 如此一番“骚操作”下来，贵族尤其顶级贵族，成了名义上的“巨无霸”地主，像“封建”时代的诸侯、大夫、士那样，有了“额外”的“固定收益”。 而“利益链底端”那些为他们“代理”的真正“落地”的地主们，则为牟取更大利益，倚仗权贵撑腰，无底线压榨土地劳动者即“农民”，私下“习惯性”、“制度性”地吞并自耕农的零散土地，致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甚至没有农具，沦为“佃农”，原本还可以勉强自给自足，沦落到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凡遇到点儿灾祸，就断粮挨饿、流离失所…… 这样的恶性循环，不消几轮，就会积重难返、逼出抗争、引发变乱，土地兼并进入“报复期”，政治平衡被严重打破，皇帝被天大难题砸了脑袋，不得不“治”，却要么力度不够愈演愈烈，要么操切莽撞激发冲突，结果，往往是残局难堪、国破家亡、改朝换代。
（三）三大魔咒之“文官弄权”相比“土地兼并”，文官弄权，对王朝或说“国家”的“财务损害”，好像程度上不那么凸显，但在“政治秩序”方面，则可以说是“极权专治”时代最可怕的“病灶”。 啥叫“文官弄权”？就是文官集团强力影响乃至“操控”皇权，也可以叫“文官集团操控极权”。光这么说，有点儿“干”，举一远一近两个例子说明： 先说个“远”的案例——秦初焚书坑儒事件。 说“秦初”，不很确切。作为“大一统”的极权专治王朝，秦，总共十几年，做时间段划分，真不大好定义。焚书坑儒，发生在那十几年中相对靠前的时段。 焚书坑儒，后世都把账算在了秦始皇帝嬴政的头上；而其实，很大程度上，那个事情，是由当时刚刚才算“诞生”的“文官集团”的“领袖人物”秦相李斯推动决策并操作执行的。 李斯曾是秦始皇帝嬴政少年时的老师，身兼“儒”、“法”两派学问，还是“小篆”字体的发明者，更在“秦统一”过程中立下出谋划策的汗马功劳，深受秦始皇信用，委以最高文官职位“丞相”，很推崇其学问见地，一直敬之如师。为推行“郡县制”，抵制反对废除分封的宗室和武官势力，秦始皇以其绝对的至高权威，力挺李斯“经营”难以“变生战祸”的文官群体，为郡县制培养“流官”的“基本队伍”；李斯因而不仅成为当时的“学问巅峰”，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官领袖”。 有大学问而嗜功利的他，很恰当地看清了自身位置，产生了稳固领导整个文官集团进而操控新生的郡县管理体制的私欲，借着几个多少都带偶然性的事件，倚仗秦始皇的信任，利用其个性中的某些特点，推动其做出惩戒“百家”学者、文化理念趋同的决策，引发出至少也是“矫枉过正”的“焚书坑儒”，几乎断送了“先秦”所有文化成果和思想精髓，更几乎直接地导致新生“帝国”遭遇严重文化抵制。可以说，焚书坑儒，是对统一后的秦帝国统治基石的毁灭性破坏；而李斯及其文官集团，相比秦始皇本人，依笔者看，更该为这一灾难性事件负责！
说了“远”的，再说个“近”的。也不是太“近”，明朝晚期，东林党——本来是个文官组成的“沙龙”式松散团体，自诩“清流”，在中后期改革中，他们中很多人，由于各种“不适应”，遭遇了“边缘化”甚至“官场淘汰”，本来就是勉勉强强凑合“搭建”起来的“清流”人设，被不满情绪打击得东倒西歪、不成体统；为“自存”和报复，他们集结成“团”，“重塑”所谓“清流”体统的同时，抱团牟利，又当又立，甚至不惜勾结一向对立且视为“杂奴”的厂卫特务机关，敛财弄权，试图架空皇权，更在明末战祸四起的严酷形势下，置国家危难于不顾，愈发大肆敛财、兼并土地，连本来还算“挂”着的“清流”的外包装都不要了！ 明末军费枯竭、武将受陷、民怨沸腾的濒死境地，跟他们这一伙子的“负作用”是绝对分不开的！有说，崇祯皇帝为筹集军饷，不惜九五之尊，登门向“清流”们借钱，竟遭“婉拒”；李自成打进北京城，严刑拷打，不几天，就从他们的府库里“逼出”了金山银山！ 文官集团“误国”、“害国”的事，在漫漫两千多年极权专治的“皇帝”时代，还有不少。从历史角度看，非要说“偶然”、偶发，如果仅上述两例，倒许还能凑合认同一下，但要把历朝历代各种不如上述两例那么典型却也必然“可归类”的例子都算上，就肯定不能说“偶然”而近乎是“不得不”地得承认，文官集团操弄权力，实可谓“皇帝时代”的“痼疾”！ 在“皇帝时代”中处于“基石”地位的秦汉两朝，“先行”或说“探路”的秦帝国，为推行郡县制、抵制“复分封”，刻意推崇、支持文官，以从政治上压制“学问很差”的战将和尚武的“宗室”，开启了文官集团的先河。到汉初，学问更差的高祖帝刘邦，从灭秦的战争和后来的楚汉战争以及再后来的武将谋反等状况为鉴，很重视、倚仗文官的作用；这种“取向”，极大影响了后世；到真正完成了“大一统”的武帝时代，形成了“尊儒行法”治政理念，并强势推出“理论班子”式的文官集团，以求“统一思想”、制约武将。
到西汉末年王莽代政时代，以可以用“鸿儒”来称誉的王莽本人为领袖的文官集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权力高度，以至于横看竖看怎么看都“不适合”当皇帝的王莽，花甲之年被推上皇位，成了骂名千古的篡政者！讽刺的是，打碎他的光环、把他推向名誉的无底深渊的，也是文官集团，甚至很多成员都是他“上位”时的“原班人马”！ 虽则如此，后世还是把王莽引发的“历史灾难”归咎到了“外戚”而避开了“文官”和“文官集团”。当然，有道理。也当然，后世“执笔”修史的，都是文人，顶头上司就是文官，“戳”同类，怎么也是有点儿含糊。 文官集团之“祸”，在“开科举”（隋炀帝时代）之后，愈发加强了“必然性”。甚至，都可以说，文官集团对极权专治的真正“破伤”，更见于“开科举”之后。 开科举，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科举制度，打破了“入仕”的“等级性”和“专属性”，将“官帽子”的覆盖面扩张到“平民”的大范围，极大有利于“广罗人才”的同时，更赋予了谓为“广大”的贵族、固吏以外的普通人的群体“入仕为官”的机会。但是，这件对于当时及至后世千余年都“天大利好”的事，也有“负作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更“有力”地助长了文官集团的形成、巩固、扩大以及这一集团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杀伤力”。 平民入仕，在权力、名誉、财富等方面的私欲，因出身不同而颇显参差，“尝怀营苟之心”，给官场带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不少原本没有的细菌病毒，使得官场的“生态”更加复杂、隐患更多。 另一方面，平民入仕，也多少需要在朝文官尤其高级文官的“辨识”、提携，从而给高级文官提供了“广收门生”的机会，使其愈发扩大“集团”的规模，形成“门生派系——天南地北俩八杆子打不着的官员遇见，攀谈发现，隔了几层，到“顶”，却竟是同一位“老大人”，于是马上有了“相通”的意愿和渠道。 以“老大人”为“顶级”的文官集群，就像传销金字塔一样“无限”扩展，形成铺天盖地的“刀笔”势力，能左右朝政、任免官员、调配资源，甚至干预皇家事务乃至决定“帝位”废立！同时，又因为“入仕平民”的私欲追求，导致贪污腐败、欺上瞒下、官官相护等“病状”愈演愈烈，经常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更可怕的是，哪怕改朝换代，文官集团都还能有机会“低损耗重生”！
（四）三大魔咒之“军阀割据”如果拿病症打比方，对于“皇帝时代”经济政治的安全与发展，前述的“土地兼并”，就好比恶性肿瘤，基本“没治”，沾上就是个死；而文官弄权，就如同糖尿病，表面看，好像不要命，可这这那那到处都是别扭、难受，到底治不好，难逃一死，一旦突发个并发症什么的，更是连续命的法儿都没有，直接要命！而相比来看，军阀割据，更类似高血压冠心病这类可直接致命的“基础病”，想根治几乎不可能，多数情况下，只能眼巴巴看着它日益深重，最后在某一个或者能有所预知更多情况下是始料未及的爆发点上，彻底崩摧！ 纵观整个华夏历史，无论“封建”的时代还是“皇帝时代”，所有改朝换代，都是依靠武力实现的，从炎黄大战、黄帝战蚩尤、鸣条大战这些传说中的上古决战，到史册有载的“周代商”的“牧野之战”、“秦统一”的灭六国之战、楚汉相争，再到蒙元灭宋、明末“三角”战事……其中最具典型性也是在“酷烈”排行榜稳居前位的东汉末年的混战，因一部通俗小说而至今令世人念念不忘；相比而言，似乎显得最“温柔”的，则是“宋”（北宋）开国的“黄袍加身”，至少，表面上，并未经历酷烈战争，就“软交接”地改朝换代了，个中原因，笔者认为，很重要一点，就是其“主角”赵匡胤本人，就是一名强势的割据军阀。 “军阀”这个词，最早是儿时看一些革命题材的电影（其实主要是电影故事连环画）时接触到的，故而想当然地以为那就是革命的对立面；再“知识性”地扩展一小下，就是指“国内革命战争”早期所讨伐的“北洋军阀”。稍长大些，听《三国演义》评书（袁阔成版），跟父辈显摆，被告知，那些故事里的“主公”们，都是“军阀”。当时很惊了一下，难道，军阀 ，不是“北伐军”的敌人么？怎么“三国”的“主公”们也都……刘备、曹操、孙权、董卓、袁绍……都成“军阀”了？都是“北伐军”的敌人？ 当然，这样无厘头的儿时笑话，很快成了回忆。“军阀”到底什么个意思，后来也大致搞得比较明白了，简单说，就是依托军队武力操控政权的人，古今中外都有，有很多；当然，在中国的“皇帝时代”，更多！
相比于前述“土地兼并”和“文官弄权”，军阀割据，想必容易理解得多。凡真正领略“三国”故事“本质”者，都应该是明白的。那段故事所指的历史，也正是“皇帝时代”最典型的军阀割据时代之一。 军事统帅“军阀化”，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现象”；在“神权”被极大削弱的东方，或许表现更突出、更严重些。古代欧洲也有比较“膨胀”的军事统帅，但由于“神权”对“政权”的极大干预和削弱，他们通常都没机会“成长”到能够左右政权的程度，比较典型的、可“比肩”东方军阀的，严格讲，只有一位——神权遭遇严重挑战、资本经济大肆排挤传统经济的高度动荡时代的天才军事统帅，拿破仑·波拿巴。 欧洲的事儿，知道得不多，咱现在很多人也老大不乐意去涉及“国外”的各类话题，说多了容易被扣帽子，所以还是说回咱自己，古代中国“皇帝时代”的军阀及其割据。 从西汉中后期的“幕府政治”（卫青、霍光）、东汉中晚期的“权贵拥兵”（二袁）、“郡县自重”（孙坚刘表之流），到隋唐的“藩镇”（安、史），再到由“藩镇”打底的最典型“军阀割据”的“五代十国”及其强势“藩镇”（赵匡胤），中华大地上频仍上演军阀割据误国害民的血腥悲剧，无数伟大的发明创造被用于战争，又被毁于战争，生产力不断上演发展、衰落、复苏、再衰落的死循环，极难成就“长足”的跃进，超长期徘徊于“归零”和曾经的“高点”之间，直到那曾经的高点沦落到“极低”而尚未自省！直到让人家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还以“天朝”、“上邦”自诩，机弩火铳的千军万马，还竟能觉得“天下无敌”！ 哦吽，好像又说“近”了，赶紧往“远”里尥！说说很肯定最多人知道的“三国”吧。
东汉末年，“土地兼并”达到空前“不像话”的程度，农民没了活路，揭竿而起，形成声势浩荡的“黄巾军起义”；朝堂上，外戚专权，文官集团无所适从、上窜下跳，最后弄到不可收拾；朝野双重危机之下，只负责制造问题却没能力真正解决问题的文官集团，病急乱投医，操弄皇权，给予权贵和地方流官“驭兵”之权，以镇压起义、平定朝堂，结果，一方面引狼入室，让西北大军阀董卓登堂入室，朝堂愈发“失控”，皇权岌岌可危；另方面，因镇压起义而“崛起”的四方军事势力，在转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愈发形成具有明显“地方割据”特征的诸多军事集团；严重动荡中，各个军事集团相互争斗，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酷烈，就便“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还是壁垒森严、剑拔弩张。 在几乎不停歇的割据、吞并、再割据、再吞并的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三股主要势力“鼎足而立”的局面，而汉王朝，却在这个形势下，最终走向彻底的消亡。后半段，三国相互争斗，最强大的“曹魏”势力内部，又产生了新的军阀割据；最终，“第四方”亦即曹魏中生发出的新的军阀势力司马氏，权谋加武力地结束了军事割据局面，重新归拢出新的名义上统一的王朝——晋（西晋）。 有说，以董卓帅西凉军进京为严重军事冲突的开端，以司马炎“受禅”建立西晋王朝为“终点”，七八十年的血腥军阀混战，中原人口由三千多万锐减到七百来万，其中最多消陨的，都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最核心产出的青壮年！好像，除了书法，“三国”前后，能显出“进步”的“条目”，就找不出来了；除了文官集团的再次“崛起”和土地兼并重新上演，几千万生灵铺出的血路，并未指引出任何“积极”！ 不幸中的万幸是，由于成本过高，“皇帝时代”中期及之后，统治者近乎竭尽所能，以至于不惜采用削减军队、文官治军等“自弱”手段，最大限度抑制军阀的产生、避免军阀割据局面，结果上看，好像是“消停”了点儿，但又导致了王朝“国防”孱弱，军事发展迟滞等恶果，说到底，还是拜军阀割据的“余韵”所赐！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军阀割据，在整个皇帝时代，仍是没法“无遗患”而可“根治”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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