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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我们知道，“二十四史”或是私人修撰，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等；还有就是官修，比如《宋史》《明史》等。而《晋书》其实也属于官修，但为什么曾题名为“御撰”，也就是唐太宗皇帝撰呢？ 我们还是从《晋书》的修纂说起吧。 唐初四海升平，君臣励精图治。唐太宗为了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很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借鉴。他即位不久，便正式成立史馆性质的秘书内省，用来修撰梁、陈、齐、周、隋这五代史。到了贞观二十年，也就是646年，唐太宗又下诏撰修《晋书》。关于《晋书》的参撰人员，有多种记载，说法不一。综合有关文献及近人研究所得，参撰人员及其分工大致清楚了。总监修三人，分别是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总编纂，就是负责制订条例及总其成的有四人，包括令狐德芬、敬播、李安期、李怀俨；分工撰修者有十四人。这些人文化基础广博深厚，他们的学业专长，除经、史、文学外，还通晓礼仪、刑法、食货、天文、律历、佛道、谱牒等。他们是在唐初文化界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高水平的修史集团。因此，《晋书》仅用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疑问了，你开头说这部书曾被题为“御撰”，而你刚才讲的是唐太宗只是下令让大臣编修《晋书》，而且他还下诏编纂了其他史书，“御撰”又从而谈起呢？我们马上就来解释这个问题。 唐修《晋书》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叙例和目录各一卷．共计一百三十二卷。因目录置于书首，叙例佚失，现存一百三十卷。其所记史事，凡西晋四帝五十四年，东晋十一帝，一百零二年，共计十五帝，首尾共一百五十六年。关于匈奴、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及汉人张氏、李氏所建前凉、西凉政权的史事，则编入十六国的载记和列传之中。 重点来了，由于唐太宗亲自撰写了宣帝、武帝二纪以及陆机、王羲之二传的“史论”四篇，所以曾题名为“御撰”。 《晋书》的内容，主要记述了司马氏代魏平吴、户调式与田制、诸王分封与出镇、修定晋律、兴学校复礼仪、天文与历法、职官制度、老庄思想与玄学、清谈误国、八王之乱、各族人民大迁徙、十六国政权的兴衰、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东晋的建立与北伐、地方政权与侨州郡县、皇室与高门的骄奢淫逸、佛教道教兴起、佛道与儒学的圆融、官吏的贪残腐败、皇室与高门争权、门阀政治、东晋末农民起义等历史事件，并从经济、政治、军事、民族、社会、文化思想、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表述了两晋和十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晋书》在记述这些史实时，本纪采取编年体，将两晋的重大历史事件按年、月、日编排，以此为两晋历史发展的纲。而每一历史事件的详细内容，则分别编入有关列传或志中。比如政治军事方面，晋武帝平吴，本纪中只略记各军将领进军路线及指挥的隶属关系，以及吴国孙皓投降所献州、郡、县数、总人口数、兵数等。关于平吴的最初谋略，则分别见于羊祜、杜预、王濬、张华等传；平吴水军的准备工作，则见于王濬传；战争过程则见于杜预、王濬、唐彬、周浚等传。 又如关于经济方面，西晋平吴后，实行“户调式”，这是我国中古时代一项重要的田制和赋役制度。但此事在《武帝纪》中没有记载，而专门放在《食货志》中详述。 我国古代的正史中，设立“志”来以记述朝章国典，与本纪、列传相表里。各类典章制度内容丰富，从另一个角度表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些内容有的虽散见于纪、传中，但必须分类各专立一篇，才能说明其首尾全貌。《晋书》共立《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等十志，共二十卷。除讲述天人感应、星象变化、四时节令、度量衡制度外，还包括礼乐兴衰、职官品位、刑法轻重、经济盛兴、河渠通塞、地理沿革、车舆交通、服饰变化等。《晋书》十志，从汉末写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缺陷，而且对晋以前的典章制度加以概述，保存了不少重要资料。如《地理志》的总述，记录了历代地理建置的沿革流变，也写出了历代封国、州郡等级以及户口增减情况，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地理总论。 特别要指出的是，《晋书》中的载记为正史中的创新体裁，它包括纪、传、志的各种内容。以《石勒载记》为例，从石勒的出生讲起，叙及家庭生活及其被卖为奴、佣耕于野等青少年时代的事迹。而重点则按年、月讲述他参加西晋末年各族人民起义，东征西伐，南进北退，直到他称帝及病故的史实。这显然是采取帝纪和列传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在《载记》中，又记载了石勒建都襄国后，逐步建立政权，整理户籍，征收户调，并置劝课大夫、典农使者，核定户籍，督课农桑，以及货币铸造与流通等这些属于《食货志》的内容。石勒称赵王后，记其境内二十四郡郡名及总户数，这些应属《州郡志》的内容。石勒称帝后，记其天子仪仗的详情，这应属于《礼乐志》的内容。从《石勒载记》的整体内容看，显然具有纪、志、传合一的特点。 总的来说，《晋书》以帝纪按年、月、日纪事为纲，列传分条记事为目，纲举目张，再补以各志所记典章制度，使两晋史事和典制完备。各《载记》则以纪、传、志合一的独特体裁，记述纪、传、志中未能包含的十六国史事。一部完整的《晋书》，记述了两晋十六国纵横交错的历史格局，从而展现了当时中国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各自建立的政权，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那么，唐太宗为什么在晚年突然下诏要修晋史呢？而且还极不寻常地亲自参撰“史论”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形势谈起了。 唐太宗后期沉醉于自己的“文德武功”，变得骄奢起来，贞观十九年东征的失败使他有所醒悟。特别是此前围绕皇位继承的斗争，皇子们“各树朋党”，使太宗对诸子和勋臣产生猜忌。对太宗心灵的打击也极为沉重。他在处理这些事件以及寻求皇权稳定的过程中，联想起西晋统一王朝的短期覆灭，正是肇始于皇位继承不当和权臣干政，因而他要借修《晋书》以“览古今之失，察安危之机”，就是说要总结西晋灭亡的历史教训，为维护唐朝政权的稳定服务。 太宗在《晋书·武帝纪》评论中首先指出，晋武帝的“骄泰之心”，使其“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接着，他又揭示道：“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唐太宗进一步对西晋灭亡的原因从理论高度总结说：“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这些历史评论，既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太宗对现实问题的自我表白，用以警戒皇子和大臣，以图稳定唐帝国的根基。 应该说，《晋书》的史学成就是比较高的。 首先，两晋一百五十六年，是我国秦汉以来最为混乱的时期。西晋统一仅十一年，便发生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紧接着又爆发了各族人民起义，随之由五胡贵族和汉族张氏、李氏建立起十六国割据政权，以后长期形成南北对峙、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因此，这段时期的史事可谓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唐初史家们经过深思熟虑，在撰修《晋书》时，既以两晋历史为主线，又把其他各国摆在恰当的地位，并受前代正史的启示，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兼有纪、传、志特点的“载记”体，完整地记叙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兴亡。可以说，这部书较为完整系统地体现了两晋十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格局，不仅史实头绪清楚，主次分明，而且反映了两晋十六国时期中国全境的总体面貌。 第二，我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经过秦汉统一政权的建立，已成为定型。自汉末至隋统一，近四百年间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加之两晋南北朝史家修史，或只重两晋而忽视十六国政权，或不从南北朝整体历史出发，只记本国历史而抹煞其他政权，这些因素必然使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受到削弱。唐王朝实现统一后，必然要恢复大一统思想，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唐修《晋书》在总体构思上正是根据大一统思想理论，重新设计、编纂、论述一个分裂时期中国历史的全貌。它既以两晋政权为正统，又以偏霸的政权为“载记”，就是大一统思想在编撰史书方面的体现，从而解决了如何全面如实地反映割据政权林立、民族关系复杂局面的难题。这样做，维护了大一统的思想理论，对我国古代国家的统一富强，以及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都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唐修《晋书》在“华夷一家”的进步民族理论指导下，对民族关系的处理较为公允。它将东晋和十六国基本上放在同等地位加以对待。书中对十六国政权的记载较为详细，包括族源、习俗、建国前活动和建国始末等。而且“载记”在记录十四国政权的历史时，较为公允地既揭露其落后的一面，又肯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尤其对石勒、苻坚等一批杰出的少数民族国君的历史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唐修《晋书》对十六国历史如此重视，使人们能够进一步认识到，经过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斗争和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促进了北朝历史发展的进程。隋唐统一政权的强大，中国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盛唐光辉灿烂文化的出现，正是在十六国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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