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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在清代颇有地位。名臣陈宏谋就经常引用“实学”来指在他看来唯一值得相信的有价值的学术。“实学”通常翻译成“实用的学术”，并且与后来出现的“实践”联系在一起。 作为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学者们的战斗口号，实学是一种跨文化的运动，它直接与朝鲜和日本德川的实学思潮联系在一起。 从梁启超时代起，在中国的实学研究中，实学通常被等同于河北学者颜元（1635——1704）和他的学生李（1659——1733）倡导的学术和实践观。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宏谋尽管无数次地提到实学，倡导实学不遗余力，但从未提到颜元和李恭（尽管他的思想密友尹会一来自河北博野，是颜元的同乡）。  实际上，像最近的学者强调的那样：在帝制后期，实学的发展是复杂多样的，直到18世纪初、中期，那些不同的思想观念才汇合为一种更广泛的“实学”思潮。 对“实学”一词的最有权威的解释见于朱熹对《中庸》的注释。在注释中，他称实学是这本书的中心要旨。 在明朝，实学与王阳明的学派关系密切。王阳明自己常使用这个词，他的“知行合一'理论与实学的本质相接近。 但实际上，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一口号又是那些痛恨王阳明心学带来的空疏不学、脱离实际风气的学者所高扬的理论大旗。 他们包括常州经学家和古文大师唐顺之（1507——1560），上海诞生的政治家、农学家和基督教徒徐光启（1562——1633），苏州东林书院的宋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们和河南的经世学者吕坤。 进入清朝初期，实学的大旗由那些视自己为明朝遗老的学者们所挥舞，包括杰出的隐居湖南的王夫之（1619——1692）和更具影响力的受人尊敬的孙奇逢（1584——1675）。 18世纪40年代陈宏谋开始喜欢北方新儒学，那时北方新儒教以省为界线形成很多不同的学派。  孙奇逢是这些学派一个主要的为人瞩目的人物。许多孙奇逢的弟子，如刁包（1603——1669）、魏象枢和汤斌都是“实学”的强烈拥护者，他们也是陈宏谋自己喜欢的人物。 实学一词也被诸如李光地和陆陇其等清朝初期程朱信徒们所使用，李光地甚至以对“性”的新解释为实学构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 像我们所将看到的那样，陈宏谋是通过其他途径倡导实学。实学只是一个流行的漂亮口号吗？如果真的如此，它又意味着什么？ 在许多人看来，反对实学的和支持实学的学者一样多。在16、17世纪实学支持者从反对为应付考试而记忆空洞的文学作品，逐渐发展到反对抽象的哲学讨论。 直到陈宏谋晚年时期和19 世纪时，汉学家的琐碎考证代替它们而成为实学倡导者主要批评的对象。但在运用这个词语的人当中存在很多分歧和异见。 例如有些人认为对实学的提倡是捍卫朱熹旧式的道德和礼仪价值观，然而其他的一些人（例如颜元）则猛烈抨击朱熹的学术思想。  从它的积极内容上说，实学至少包括两个不同的类型。朱熹本人和诸如东林学者这些宋学信仰复兴者认为实学的核心部分是道德主动性和伦理自身的培养。 但是在其他的人（特别是徐光启）看来，实学意味着对世间目标（特别是经济繁荣和政治军事力量的强大）相当注重实效的追求。 从明末到清朝中期期间，这个词语的历史是这两种最初不同类型的（有时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混合体。 就像实学逐步变成“实学致用”一样，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成分被日益突出；戴维·雷诺兹已经指出：在清朝中期的非正式用法里，实学是指西方科学的普通专有名词。 但是许多实学的支持者看来，道德成分没有丢失，它只是被重新解释为对道德行为的新型研究。这种研究真诚地考虑人的情感需要和实际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实用的”。当我们研究陈宏谋自己对这个术语的运用时，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实学的综合意思。  “实”本身可能已经是他所喜欢的形容词。他对“实”的使用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它被作为万能的形容词来描述他非常喜欢的东西。 在陈宏谋引用和欣赏著作的标题中，'实'这个词连续不断地出现，例如吕坤的《实政录》（1598），黄施锷的《实学录》（约1730）和德沛的《实践录》（1736）。 一位日本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早期多数学者都很关注“实”与“名”的讨论。像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陈宏谋用“实”反对“名”、“空”、“虚”和“浮”，而不是反对可能照字面意义翻译成的'错误的'或'异端的'等词语。 换句话说，'实'意味着“真的”或“真实的”或“实体的”或“有实质的”，但很少是指“正确”。 在讨论个人品格时，陈宏谋所说的“实”与他常使用的另一个词'朴'一样，描述一个包括诚实、坦率、节俭和不虚伪在内的积极的性格品质。 这种品质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理想的教育是结合农业劳动经历的教育），并且可以给人以力量。 他写道：'是故此心贵虚，把意念沉潜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在陈宏谋的官方语言里，“实”指任何它要求的东西：  粮仓确有粮食，而不是只见于公文之上；政府人员实有其人，而不只是花名册上的空头人名；法律诉状是真实和公正的，而不是伪造的；上级对司法审查的过程是真正执行的。 若与上面情况相反的就是“有名无实”。实用而且真正被贯彻的政策将产生“实效”。官员的辖区的情况是真实的、现时的，而不是仅仅从过时的档案里推断出情况是'实在的'。 陈宏谋经常把'实在的'与'及民'联系在一起使用，描述一种真正与地方有联系的管理风格。下属必须较少地关注于理解一个指示的文辞（“名”），而应更多地关注它的精神和实质（“实”）。 实际上，过多的文牍手续和过细的法律条例都会导致管理有“名”而无“实”。与吕坤一样，陈宏谋把效率、切合实际、勤奋、正直称做是“实政”的根本。 实政是一种事实和表现真正一致的体制（“循名则实”）。陈宏谋也偶尔巧妙地使用“实践”一词，不过，他对实践的理解不同于山井涌在他文中所称为的“实践派”。 陈宏谋的“实践”远非功利主义者的实用主义。它肯定而不是回避道德自我修养的需要。按照关学模式，他给需要追求“反身实践'的学生讲学。 尽管陈宏谋坚持认为学习必须与对物质和社会的实际观察结合起来，但是与颜元一样，他认为'实践'并不以否认学习儒学经典的重要性为前提。 关键是“践其实”，把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应用于日常生活中。按陈宏谋的观点，名副其实的学问是理解“理”的本质，并将“理”用于实践（“穷理实践”）。  “实学”不是“实际的学问”，而是一种同时关注个人道德规范和社会、经济管理技能两方面的“真实的学问”。 如他所言，陈宏谋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既超越门户之见，有鲜明个性，又使人感到这是他的一个深思熟虑的举措和行动。 在陈宏谋年轻时所在的桂林学术团体（宣成书院和秀峰书院）里，“实学”实际上曾经是一个战斗口号，他初次进入政界就不遗余力地倡导它。 1729年作为山西省乡试的副主考官，他坚持只有展示实学的考生才能通过考试。 6年后，在云南，他为数以百计的新建和重建的官办学校制定规章制度，要求学校的教学内容必须是实学的而不是别的内容。 1736年，在乾隆即位第一年的元旦，云南省布政使陈宏谋大胆上奏，提议鼓励实学和对考试体系进行改革。 陈宏谋上奏折的时间使他的部分意图很可能被看成是鼓励这位新皇帝大体上继续采用受雍正支持的这个脚踏实地、朴实无华的治国之道。  像其他雍正的宠臣一样，陈宏谋自己强烈地倾向于这种为政之道。陈宏谋认为，国家急需的不是只懂琐碎考证的学者，也非只会吟诗作赋的作家，而是通晓实际事务的学者。 基于这一点，他呼吁朝廷把科举考试的重点放到它的第三部分，也就是以关注现实问题为中心的“策”。 他发现：朝廷过去曾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指示，不久前皇帝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提出了几个计划，但是懒惰的考试官员还坚持把考试重点仅仅放在考试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八股文，而忽略其他部分。 有鉴于此，考生们也只好把精力都集中在第一部分上。为了向朝廷显示他在纠正不良学风方面的工作，陈宏谋在云南的书院确立了一个每月一次的考试来把他的实学概念付诸实践。 在考试的第二个部分，论或“论述文章”的重点放在《四书》而不是《五经》，并且集中在基本的个人道德问题上。 第二个部分的“判”和第三个部分的“策”要求讨论国家或者地方管理方面的“时事”问题。在所有场合里，对问题的回答必须简单明了，而不是墨守成规，敷衍了事。 陈宏谋赞扬真德秀、范仲淹这些令人尊敬的学者和诸如刁包等其他的同时代学者，但他最频繁地做的事情是把关学学派成员视为实学的典范。 他将这些人从只会死记硬背和其他卖弄学问的伪学者中区分开来。实学不是机械地获得的东西，它必须通过学习和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提升。 1755年左右，在他写给一位满族朋友成德的信中，他把实学与经常出现在他个人和职业发展中的困难联系在一起。  他说：“历一番烦难，增一番识力。受一番艰苦，见一番劳绩。此官场安身立命之实学，均须努力。' 陈宏谋经常使用“有用之实学”一词，它包括个人道德义务（战胜自我）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熟悉我们现代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复杂管理知识。 例如，唐朝名臣刘晏（715—780）的经济政策和他的同僚在减少运作失灵的税收制度方面的努力，在陈看来都是实学的一部分。 《四书》比《五经》更有利于追求实学，但是实学也要求经常以历史和地理知识为依据掌握具体时间地点的不同情况。 经史之学除非为现实服务，否则就无实用价值，它们必须与《邸报》之类文献里的事情结合并得到补充。只有这样“实质的'和'有用的'方式的学习才能对个人的经世使命有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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