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我们打开一部中国近代文学的百科全书

郭延礼（1937-），山东汶上人，1955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即在萧涤非先生等名师的指导下，开始在《文史哲》等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1961年赴复旦大学跟从赵景深先生进修近代文学，返校后即开始投入到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活动。1965年下放到山东高青一中，1980年考入山东省社会科学院，1994年重新回到母校山东大学。

郭延礼

郭延礼先生自1960年代投身于近代文学研究，六十余年未曾须臾离开过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这块园地，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著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等24种，主持编纂了《中国文学精神》《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等，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用功最勤、成果最多、水平最高的学者，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郭延礼先生的近代文学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著作获得过教育部第一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荣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入选教育部研究生教材，尤其《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更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郭先生于1996-2008年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

《郭延礼文集》是“山东大学中文专刊”项目资助文集之一，郭先生在学生李开军的协助下亲自整理修订，并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徐文凯编辑三年精心编辑校理而成。《文集》共605万字，分13册，第1-3册收录《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4册收录《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第5册收录《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第6册收录《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第7册收录《龚自珍研究》，第8册收录《秋瑾研究》，第9册收录《近代六十家诗选》，第10册收录《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论文集），第11册收录《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的变革：由古典走向现代》，第12册收录《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第13册收录《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和《学术随笔集》，附录《郭延礼学术年谱》。

《郭延礼文集》

2023年5月31日，《郭延礼文集》出版座谈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近30人出席。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对郭延礼先生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下面是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

代表了一个时代高度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果

黄霖（复旦大学教授）

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这套《郭延礼文集》，是郭先生一生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总结，我拜读之后有三点感想。

第一，这套文集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高度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果。自“五四”以来，人们陆续开展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不论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还是在理论问题的解决，或者是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编写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不论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来看，在总体上很难说有人可与郭先生比肩。十三卷皇皇大著，有考，有论，有史；有微观的精雕细刻，有宏观的统论全局；能立足于中国本土近代的文学，也关注中外古今的通变；并致力于开拓诸如翻译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与女性文学等领域的新天地。其眼界之开阔，目光之敏锐，成果之丰富，认识之深入，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他一生的研究有一条主心骨，即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他投身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后不久，就开始构思完成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世纪80年代之前，独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著作不多，既有近代文学史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其简略与缺失也不容讳言。大多研究，基本上没有赋予近代文学以独立的品格。所以，在当时（1980年代）能立志独立新编一部超越前人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是要有何等的胆识与胸襟！而如今回首一看，这十三本的研究成果，其基干与核心正是这三卷《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其他大都是它的前期准备，或后续补充，以及副产品。于此可见，《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实际上是他一生研究的主心骨、顶梁柱。他早年就在心中树立了这样一个高大的目标，对于他一生治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郭先生治中国近代文学坚持走了一条正道。郭先生治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坚持从史料出发，而不是投机取巧，拍脑袋划个框框，搬些现成的材料来填充了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掌握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先做好微观研究，然后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微观到宏观，在资料积累、经验积累、成果积累的基础上编撰成史。如近代诗歌研究，他首先在龚自珍、秋瑾研究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然后扩展至诸名家，写了专题论文，再扩大为《近代六十家诗选》，最后再写近代诗歌史，就水到渠成。同时，他又有读书好疑的精神，不迷信前贤。六十年间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拓展新领域，获得新成果，走出了一条脚踏实地、又创新不止的“正道”。

新时期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关爱和（河南大学教授）

郭延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大家，新出版的《郭延礼文集》，经作者亲自增删整理，弥显珍贵。此集真实地反映了郭先生近四十年学术的雪泥鸿爪，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沉甸甸的收获。

郭延礼先生1959年入职山东大学前后，研究范围和发表成果偶有古典文学，更多的是现代文学。1982年10月参加第一届中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之后，更加明确了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学术目标。1982至1994年，先后出版了《秋瑾诗文选》《秋瑾年谱》《秋瑾研究资料》《秋瑾文学论稿》《龚自珍研究》《近代六十家诗选》等，这是郭先生从事中国近代文学最早耕耘的学术区域，显示着研究者对史料的重视及诗文整理笺注的功力。

1988年，郭先生被推举为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此时，他的大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正在紧张写作之中。1990年1月至1993年4月，三卷本百五十余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先后推出。以一人之力著史，开拓填补之功甚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的问世，奠定了郭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军人物的地位。后来2016年重版此书时，郭先生专门增写了五万字的近代女性文学专章，弥补了初版中女性文学方阵研究的不足。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排在《郭延礼文集》前三册，表明此著为郭先生最看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

1994年2月，57岁的郭延礼先生调回母校山东大学工作，1996年当选为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收在《郭延礼文集》中的近代文学史专论9种，大多为回到山东大学之后的著述。在以《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等为代表的近代文学专论中，郭先生继续深化着对近代翻译文学、近代西学与中学、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等问题的研究。近代文学专论9种从不同的维度，全面深入地展示了郭先生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与思想历程。

郭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有成就的近代文学研究者。他回忆自己的学术历程时，把对近代文学的学术兴趣，前推至1959年留校任教，然后被派往复旦大学在赵景深指导下进修近代文学课程时期。学术传承的潜移默化，可能就是以雨润无声的方式进行的。今天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读书种子，像郭先生一样潜心学术，在经历艰辛后，成为学科的参天大树。

自我超越的学术见证

李宗刚（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郭延礼先生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65年，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郭先生把学术研究视为自我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使得他始终把近代文学研究当作当代知识分子赓续中国文人精神、介入中国社会现实、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一种方式，并由此建构起了打上自我精神烙印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大厦。正因为这种安身立命的追求，郭先生获得了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即便身处逆境，依然苦中作乐，把学术研究当作对抗苦难的一种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之后，郭延礼先生的学术研究真正驶入了快车道，从籍籍无名的普通研究者跻身于国内近代文学研究一线，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引领者。

其二，郭先生把学术研究视为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这使得他不断走出自我、不断超越自我，拓展出一片片新的世界。郭延礼先生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到近代翻译文学史、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到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研究，每一次跨越都非常大，但其内部联系又非常密切。从学术研究的逻辑来看，没有对近代文学翻译、女性文学发展的深入研究，便无从把握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内在脉络，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对前人学术研究的继承与发展。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郭先生的学术研究恰如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不断分蘖出新的学术枝丫，由此让学术研究这棵大树枝繁叶茂，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其三，郭先生把学术研究置于开放的时代坐标上，既耐得住寂寞，又积极对接学术界的前沿成果，使他的研究在吸纳时代学术风雨中完成了独属于自己的言说。郭先生既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更让这种自觉和使命熔铸于时代的学术之中，去回应时代学术风云。实际上，他对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翻译文学史和学术史的探讨，正是对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溯源，充满对现实的关怀。

研究桐城派的卓识

王达敏（安徽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数十年来，郭延礼先生沿着胡适、陈子展、钱基博和季镇淮、钱仲联、任访秋等先贤开辟的学术道路前行，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推向新的境界。郭先生在桐城派研究领域用力甚勤，深刻洞察到该派在近代的蝶变，洞察到这蝶变的文学史意义。

曾国藩是桐城派的经典作家，1949年后被长期遮蔽。郭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4年撰写的《曾国藩的古文理论及其在桐城派文论中的地位》中一反成说，对曾国藩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论定。他指出：曾氏对桐城派的纲领义法说基本采取否定态度，用行气说来淡化义法说；曾氏意识到文与道有统一的一面，更有矛盾的一面，二者实难兼顾；曾氏把珠圆玉润视为为文的最高境界。

薛福成、黎庶昌和郭嵩焘是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派作家群体中的要角，一直受到文学史家冷遇。郭先生在1988年撰写的《近代桐城派散文新论》、199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对薛、黎、郭的散文作了深入阐释，提出薛、黎、郭出使列国，写下许多反映新事物、新思想的散文，展现了域外的自然风光和风俗民情，这是中西文化相遇后最先收获的成果，是近代新体散文的先导。

吴汝纶是清季文坛上的一代文宗。郭先生在1995年撰写的《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中提出诸多新见。他以为在文与道之间，吴汝纶重视古文的文学特性，比曾国藩走得更远；在醇厚与闳肆之间，吴汝纶初则崇闳肆而抑醇厚，继则以恢复方姚文风为己任，尚醇厚而绌闳肆，把闳肆视为醇厚的初级阶段。

郭先生在2015年撰写的《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中，首次把桐城派女作家薛琪瑛纳入文学史书写中。薛琪瑛是薛福成的孙女、吴汝纶的外孙女。她以优美流畅的白话翻译的王尔德《意中人》，发表在1915年《青年杂志》、1916年《新青年》上。此后她还翻译有法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长篇童话《杨柳风》、田贝立的长篇小说《蓝窗》。

郭先生的桐城派研究是其宏伟学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层见叠出的创获既推动着桐城派研究向前迈进，也具体而微地展示着中国文学如何从古典向现代转型。

参加学生的论文答辩

近代文学知识体系的自觉构建与学术话语的系统表达

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郭延礼文集》的出版，不仅是郭先生六十多年来近代文学研究学术成就的集中展现，而且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研究建设发展的重要表征，是新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研究进展、研究水平的显著标志。《郭延礼文集》的学术史意义，至少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近代文学知识体系的自觉构建。郭延礼先生以一人之力、积数十年之功完成的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是近代文学研究史上第一部可以称之为“专家文学史”的近代文学史，也是近代文学研究进展、知识体系建构的最显著标志。郭先生在这部文学史中，表现出空前自觉的近代文学学科意识，以及近代文学知识体系探寻、构建与呈现的意识和能力。这是继阿英开创近代文学学科基础建设、知识体系构建之后，近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又一个显著标志，代表着近代文学知识体系全面自觉构建、系统呈现的新水平

第二，近代文学学术话语的系统表达。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近代文学的学术话语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零散到较为系统的过程。郭先生在系列论著中，对近代文学的学术话语进行了系统的汇聚、梳理、运用和表达，尤其是在支撑与反映近代文学研究基本规范、学科特征、独特话语体系与话语方式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为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树立了规范和标准，大大推进了近代文学学科的话语建设，提升了近代文学研究及其学术话语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地位和影响。

第三，近代文学研究有效路径和正确方法的全面示范。此次收入文集的多种论著，最早的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最近的出版于前几年，前后跨越四十多年，真实反映了郭先生一直以来融文献考据、作品评鉴、意义评骘、文学史整体思考于一体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追求、治学路径与研究方法，晓示了近代文学研究的正确门径，为后学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确立了行之有效的轨辙。郭先生治学方法、学术风格的形成，与冯沅君、萧涤非等老一辈大家名师的教导和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反映了山东大学中文学科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可以说，山东大学中文学科的学术传统与近代文学研究的建设需求，共同成就了郭延礼先生这座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高峰，留下了值得深长思之的学术史经验。

伏案工作的郭延礼先生

始于拓荒 终获丰收

马卫中（苏州大学教授）

我对郭延礼先生著作的阅读，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并完成的。自1984年秋天常熟相识以来，凡有新著，郭先生都会寄我一本，我也会认真拜读。当收到新近出版的《郭延礼文集》，我忽然发现，这满满一箱的皇皇巨著，大多读过。

而我读过的郭先生著作，其实远不止《文集》所收。譬如秋瑾研究，《文集》收录了《秋瑾年谱》《秋瑾诗文选》《秋瑾文学论稿》和新近之作《秋瑾新传》，没收《解读秋瑾》《秋瑾研究资料》等书，这些在我家中都能找到。由此可见，此次出版的《文集》，是郭先生著作的精选。

几十年不间断的阅读，我对郭先生最深的印象，首先是他能够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郭先生对近代文学的研究，最早是从龚自珍和秋瑾入手的。其实，龚自珍为近代文学的启幕人，秋瑾则是落幕前的强音。如果近代文学研究是一盘棋，郭先生最早落下的这二子，显得至为关键。以后逐步拓展，近代文学的旖旎风光，郭先生尽收眼底。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十余年的努力，郭先生终于完成150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就个人独立完成的断代专题文学史而言，其规模不说绝后，但一定是空前。在我看来，150万字，就相当于150手棋，郭先生每一手都非常精彩。时至今日，《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已经成为近代文学研究者的枕中鸿宝，而我也常置手边，并将其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

其次是郭先生能够不断尝试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之后，郭先生又开疆裂土，涉猎翻译文学和中西文学交流等专题研究。这大概是其写作《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时用心思考的结果。近代之中国，历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志士仁人都在寻找救亡图存之药方。他们把目光投向西方，即便是相对保守的张之洞，也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口号。而研究翻译文学和中西文学交流，就必须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去洞察西学东渐的节点，从而明了中国文学接受西学影响的全过程。郭先生的相关著述，姑且不论在学界有很高评价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我们只消读其《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西方和东方、学术和文学之间的影响和交融，通过郭先生筚路蓝缕的论证和抽丝剥茧的叙述，就已经细致而深刻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

几十年的近代文学研究，郭延礼先生勇立潮头。他始于拓荒，终获丰收。

青年时代的郭延礼

中国近代文学百科全书

胡全章（河南大学教授）

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山东大学教授郭延礼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其主要学术成果荟萃于这套《郭延礼文集》中。《文集》的出版，不仅在郭先生个人学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更是近代文学研究界一件可喜可贺的盛事。翻阅《文集》，仿佛打开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学的百科全书。

《文集》展示了一幅完整的中国近代文学历史版图，具有学术开创性与时代特征。这幅近代文学历史地理图，时间上始于鸦片战争前夜，迄于五四运动；空间上涵盖大陆、台湾和东瀛的留学生圈；民族上包括汉、满、蒙、回、藏、壮、白、彝、侗、土家、布依、维吾尔、哈萨克等中华民族大家庭；一般文学史著作重视不够的少数民族文学方阵、翻译文学方阵、女性文学方阵，在其中有着较高的显示度。透过这幅地图，近代中国文学关涉到的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文与白、雅与俗、传统与现代等重大理论命题与文学史问题，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见仁见智的思考与回答。

《文集》提供了一套成体系的中国近代文学百科条目，兼具普及与提高的双重特质。大条目如“中国近代文学”等宏观概念，中条目如“桐城派”等文学流派、“南社”等文学社团、“宋诗运动”等文学运动、“诗界革命”等文学思潮、“龚自珍”等文学大家，小条目如数以百计的文学作家、数以千计的文学作品等，乃至很多生僻的作家、翻译家、报人等，都能在《文集》中找到其踪迹与身影。对于近代文学初学者和爱好者来说，《文集》提供了入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线索；对于近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文集》树立了学术规范与榜样，指示了学术正道与门径，分享了治学经验与心得。

《文集》勾勒了百余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学术名家、学术重镇、学术特色与学术趋向，为前人和学界总结经验与教训，为后人和研究者指示路径与方向。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20年代初，从近代文学研究界一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兵到“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老将，从业一个甲子有余的郭延礼先生，对学术史、学科史、学会史等的亲历、观察与总结，有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与学生合影

中国近代文学百科全书视域下的《郭延礼文集》，让无数的读者和后学在获得丰富的近代文学知识的同时，也从著者的学术境界和学术品格中得到精神的洗礼与学术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