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凤至，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字翔舟。1897年农历五月初八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原怀德县）南岁子乡大泉眼村。于凤至的父亲于文斗在双辽县郑家屯以开粮栈为生。于凤至八九岁时就上私塾念书，这在当时是鲜见的。这位小姑娘一入学就显示出不凡的天资和出众的记忆力。她以孜孜不倦的毅力，把所念的书背得流利通畅，深受老师的赞许。父亲见她有这么好的天资，就接她到郑家屯官学念书。于凤至中学毕业后，考入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在学校是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才生。于凤至是一个既懂事理又温文尔雅的好姑娘，窈窕身材，鹅蛋形的脸庞，细眉毛大眼睛，闪现出秀丽聪慧的神采，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父母爱如掌上明珠。 正当于凤至在郑家屯念书的时候，张作霖带领巡防营进驻郑家屯。张作霖当时在奉天督军徐世昌手下当统领（营长），因蒙匪经常到郑家屯一带抢劫骚乱，奉命前来进剿，他的指挥部就设在于文斗的粮栈院内。郑家屯一带得到了安定，于文斗对张作霖欢迎备至，时常宴请张作霖，俩人经常在客室里饮茶闲谈。由于彼此交往甚密，张作霖每看到于凤至，都满口称赞凤至姑娘聪明贤惠，标致大方。有一天，于文斗请来一个算命先生，给女儿凤至“批八字”。这个算命先生高声奉承地说：“这个姑娘是凤命，这命太好了。”恰好张作霖走到门外，听得一清二楚。这位特别迷信的军官，在队伍里专门聘请了沈阳出名的算卦先生，一走一动都要算算阴阳八卦。当他听说于凤至是“凤命”，就急忙走进屋内，拿起桌子上刚算完的卦帖，随即说：“我手下有位王先生，是沈阳有名的神算，我拿去让他给核对一下。”经核对确是“凤命”，张作霖喜上心头，学良是“将门虎子”，凤至是“凤命千金”，真是天赐良缘。张作霖遂托自己的亲信向于家提亲。于文斗虽然感到张作霖身为统领，将门出虎子，孩子将来也错不了，但又产生疑虑，就对张作霖说：“你们当官的，将来都得三妻四妾，我闺女嫁到你家，以后受气怎么办呢？”张作霖当时下了保证：“只要你姑娘嫁到我家，我儿子保证不娶二房。”（以后张学良真没有明娶二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张学良10岁、于凤至12岁时即订婚。不久，张作霖把张学良接到郑家屯。于文斗夫妇看见张学良长得五官端正，两只大眼睛机智活泼，见着生人一点也不腼腆，有一股豪爽大方的英气。老两口从心里高兴，便给小姑爷做了一身黑缎子棉袄棉裤。 张学良15岁、于凤至17岁时，于家把姑娘送到沈阳结了婚。婚后，于凤至回家省亲，回到了大泉眼老家，看到家乡还没有成立学校，回去和张学良一说，张学良当即给于凤至家乡汇款建校，先后两次汇来两万元现大洋，修了两栋砖瓦结构校舍，命名为“新民小学”。学校聘请于凤至的哥哥于凤翥为董事长，刘春田为校长，教员有周祝三、葛东升等人。学生一律免费入学，教师工资和学校经费由东北边防司令部教育秘书处直接拨发。  于凤至结婚后不久，张作霖就任奉天省督军，权高势大，门庭显赫。而于凤至从没有因家势显达而盛气凌人，仍然温雅如初，手不释卷，常赴东北大学听课，以求新知。张学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在军队里从团长、旅长升到军长，并代替父亲张大帅处理某些日常事务。每当张学良统兵出征之前，于凤至都拿出自己的积蓄购置物品，亲往军营慰问；战时又亲赴后方医院，慰劳受伤将士，因而深得将士们感激，在战场上莫不奋勇当先，效命捐躯。 对于公益事业、慈善团体，于凤至积极提倡赞助。她尤为重视教育，热情鼓动张学良在各地开建小学和中学。每逢奉天省举行体育运动大会，于凤至均以私蓄资助奖品，并亲自登台颁发，深得众望。当时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特别是妇女界多要求她出任要职，但于凤至从不为荣誉所动，平居治家，诸事俭约，对公婆孝敬恭顺，对丈夫相敬如宾，对佣人和蔼善良，因此深得张作霖的器重和张学良的敬爱。张学良一向把于凤至称为“大姐”。两人伉俪情深，从没有任何反嘴的情形。因于凤至是长媳，府内许多事务均由于凤至出面料理，件件都做得精心周到，不出一点差错，从没有因内务事给张学良带来烦恼。张作霖的姨太太多达五六个，没有一个不喜欢于凤至的。帅府的佣人很多，于凤至像家人一样对待，甚至把帅府的金银库钥匙都交给佣人王妈掌管。 赵四小姐到沈阳后，张作霖的几个姨太太有的说三道四。于凤至跟张学良合计，在帅府外购置了一幢小楼，专门给赵一荻住。于凤至看到赵一荻成为张学良的得力助手，就像自己能为汉卿分忧解愁一样感到异常欣慰。赵一荻对于凤至特别敬重，像张学良一样称于凤至为大姐，两人情同姊妹，从没有发生任何不睦。张学良对这样贤惠善良的妻子更是推心置腹，备加亲爱。每遇犯难的事情都要跟“老大姐”商量商量。于凤至在帅府内外显示出不可或缺的作用。  1928年6月3日傍晚，张作霖坐专车从北京回沈阳，路过皇姑屯时被日本埋设的地雷炸亡。当张作霖的尸体运回帅府后，张作霖的寿夫人（即五夫人）和于凤至、参议长臧式毅、医官杜泽生密议：对外只说大帅身受轻伤，不日即可痊愈，帅府只许进不许出。当时，日本人在沈阳附近已调集重兵，如果大帅死讯传出，张学良又不在家，日本人就会趁机进兵。由于帅府内保守机密，诸般事项一如往常。于凤至按时“给张作霖送饭”，饭量日渐增加，每逢送完饭，于就对帅府内的人员说：“父帅的伤快好了，用不了几天就能下地啦。”日本人急等张作霖的死讯，摸不到底细，特意派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夫人和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夫人以探病为由，到帅府观察动静。她们进入帅府后，但见平静如常，尤让她们感到意外的是寿夫人和于凤至竟然盛装出迎，满面春风。两个日本夫人目瞪口呆。本庄和林久大失所望，致使剑拔弩张的日本人不得不偃旗息鼓。 张作霖死后，手握重权的奉军参谋长兼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霆从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与其心腹常荫槐（黑龙江省长）串通一气，处处与张学良作梗。张学良意欲易帜，归服南京中央政府，一则维护国家统一，二则以免自己孤立无援，一旦与日本人打起来，有了中央政府便有了后盾。而杨、常因别有用心，则坚决反对。日本是外敌，杨、常是内患，内患不除，里勾外连必然酿成大祸。但杨宇霆在东北军里是有功之臣，去留难以决断。一天夜里，张学良久久不能入睡。于凤至深知张学良的焦急心情，为了帮助他早做决断，便对张学良说：“汉卿，我用银圆给你算一卦，看看如何？”说着拿起一块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站起来说：“如果人头像着地就除掉杨、常；人头像冲上就留。”她手一撒银圆落地，恰恰是人头像着地。于凤至说：“汉卿，你看，人头像着地啦。”张学良漫不经心地说：“我不相信那一套，那能顶什么用。”于凤至说：“你不相信，我再扔一次看看。”第二次扔完，仍然是人头像着地，又扔第三次，还是如此。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鬼使神差，而是于凤至有意使用这个办法，促使张学良早下决心，除掉杨、常。于凤至有意将人头像冲下，当然三次都是人头像着地。张学良下了决心，以少帅和夫人请杨、常过府打牌为名，请来杨、常，使其饮弹毙命，根除了内患。东北的政治局面为之一振，杨、常的分裂势力遂告瓦解，人心统一，张学良易帜的愿望得以实现，保护了国家的统一。  于凤至用来占卜的这块银圆，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走时把它放在卧室的保险柜里。当日寇进占沈阳时，日军如狼似虎地闯进大帅府，一日本军官率领数名日军直奔二楼卧室，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打开保险柜，里面却空空如也，只有一块银圆和一张收据。这张收据是日本当时在野的“政友本党”得到张学良50万元资助经费的收据。张学良夫妇意在告知日军：你们侵华的结果，只能是大失所望。 由于蒋介石下达了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撤进关内。东北沦陷，3000万家乡父老当了亡国奴，举国上下民怨鼎沸，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住在河北保定的张学良心神不安，内疚不已。这时，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使张学良有所觉醒，内心里产生了向往。张学良将军在《张老帅与张少帅》一书中说：“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仅是对良个人，并已动摇了大部分东北将士。”于凤至跟随张学良抛弃家乡父老，沉痛异常。她深知张学良的沉重心情，期望张学良能看清时局，找到抗日救国的出路，因之时时在观察张学良的情绪，总想找机会劝说张学良。 一天，于凤至的姑娘张闾瑛做了一件红裙子穿在身上，高兴地给妈妈爸爸看。于凤至见景生情，问闾瑛：“你喜欢红色？”闾瑛天真地回答说：“我喜欢红色，妈，你喜不喜欢红色？”张学良在一旁看见母女一问一答，若有所思。闾瑛又撒娇地问她爸爸：“爸爸，你喜不喜欢红色？”张学良深沉地点了点头说：“我也喜欢红色。”在当时，共产党的军队称为“红军”，国民党把共产党人称为“赤色分子”，视赤如虎。蒋介石给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日军，把东北军调进关内，是在实行他“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目的是把东北军调往大西北“围剿”红军。而张学良的志愿是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东北国土。蒋介石的决定使张学良难伸抗日救国的大志，因之对蒋介石耿耿于怀。而对坚决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内心里备加赞许。张学良深知夫人于凤至话中的含义，随口应声，托词而出，表示出夫妇二人心心相印。这为以后发起西安事变埋下了思想伏线。 日本侵占了东北，国内群情激愤，民怨难平。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包袱，五内俱焚。而蒋介石却利用这个机会，另做打算。蒋介石特意到保定见张学良，说现在民怨难平，就像一只小船载了两个人，遇见了险情，必先下一人方可无虞，现在不是你下台，就得我下台。张学良将军甘愿承担“失土之罪”，辞掉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兼陆海空副总司令职务，飞往南京养病去了。他走前没跟任何部下打招呼。养病月余，于1933年4月，张又带于凤至到意大利考察去了。当时蒋介石的居心是把张学良调离东北军，自己好直接下令调东北军去“围剿”陕北红军。因张学良临走时没露任何声色，东北军将士们都不知道。当蒋介石派人调遣东北军时，将士们表示必须张学良将军亲自下令才能开拔。蒋介石只好拍电报追回张学良，并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到西安之后，张学良对蒋进行了兵谏，软禁了蒋介石，迫蒋抗日，从而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在南京的宋美龄和宋子文惊恐万分，束手无策。这时他们自然想到了于凤至。他们认为于凤至曾认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找她给张学良写封信，叫张学良放回蒋介石，她必然应允。当派人到意大利找到于凤至时，于凤至当即回答说：“西安事变，我没在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说，汉卿从来不让我过问他的政事，就是写了信也没有用。”于凤至拒绝了写信，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张学良。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联共抗日，一致对外”的重大决策。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对张学良怀恨在心。当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到南京后，蒋背信弃义，立即把张学良监禁起来，并通过军事法庭以“污辱领袖罪”给张判了刑，将张秘密软禁起来。于凤至接到电报急忙回国。蒋介石把张学良和于凤至秘密押送到湖南沅陵县凤凰山上的一座古庙里。一个特务头子领着妻子同张学良夫妇同住一间大屋子里，一言一行都受到严密监视。于凤至对张学良百般慰藉，为了排忧解愁，于和张学良共同写诗画画，打打网球，保护了张学良的身体健康。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夫妻情谊，使张学良深得宽慰。此间，张学良曾给于凤至写了一首诗。此诗被当时张学良的副官陈大章记在心里。在西安事变50周年的1986年，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陈老，将原诗公之于世：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诗中表达了张对于凤至的挚爱，并隐露出对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愤慨。 当张学良被蒋介石押往台湾的时候，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于凤至忍痛割舍了与张学良的夫妻深情，就让赵一荻陪同张学良去台湾，自己领着赵一荻生的儿子和自己的女儿去美国，担负起抚养子女的重任。在美国的几十年里，于凤至把孩子们都抚养成人，成家立业。赵四小姐的儿子已成为电脑专家。于凤至曾几次去台湾看望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由于张学良信奉了基督教，要求接受洗礼。教中的规矩，接受洗礼的教徒必须是一夫一妻。张学良为此给于凤至去信征求意见，于凤至回信说：“我同意和你办离婚手续，愿你早日和一荻补办婚礼，成为合法夫妻。这不但为了接受洗礼，更重要的是因为赵四小姐在你身边多年，尚没有个正当名分，这对孩子们也有某些影响。我在晚年能成全你和一荻的好事，我也深感欣慰。”1964年7月4日赵一荻51岁时，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台北补办了婚礼。温雅贤惠的于凤至为张学良将军做出了无我的奉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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