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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西泠艺丛》2023年第4期总第100期 |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本文对现存于浙江图书馆孤山馆区的68块《淳化阁帖》刻石，逐一进行专业照片拍摄记录，同时依据相关文献加以考察帖石内容，详细著录其尺寸、卷次、刻石顺序次第、每块刻石排列顺序等数据。并对所存帖文进行释读整理，兼及刻石残缺破损等碑刻特征做具体描述，对照以往研究成果分析，俾为学术界提供研究之第一手资料。 【关键词】 浙江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刻石 《淳化阁帖》碑刻特征 《淳化阁帖》帖文释读
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炅命翰林侍书王著选内府所藏历代帝王、名臣、名家102人的书法作品420件，编纂而成《淳化阁帖》，摹刻于枣木板上，展示出自秦汉到隋唐一千多年间书法发展历程，是我国最早的各家书法集帖，因而被称作“法帖之祖”。《淳化阁帖》在宋代翻刻虽多，但宋刻初拓今天存世亦不多见，更不用说宋刻原石，所以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藏之宋刻《淳化阁帖》原石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淳化阁帖》的流传及帖学的历史传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就帖石相关研究做一条述，并以目见浙江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刻石现状为基础，与前此研究成果相互印证，着力于继续深入推进《淳化阁帖》之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帖石宋刻之相关问题 此批原石自刻成后一直未见著录，直至清代杭州藏书家寿松堂主人孙仰曾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乾隆四十七年（1782，壬寅）两次购入收藏［1］，拓印于同好，始为世人所知。此后，帖石一直为孙氏后人所宝藏，清末庋藏于宝石山下宝石山庄，后山庄毁弃，则存于寿松堂后人孙炳奎家。在传藏过程中，帖石已略有断烂缺失。［2］孙炳奎为孙峻之父，孙氏父子与八千卷楼主人丁丙交往较为密切，对于杭州历史文献的收藏研究有重要贡献。［3］这批阁帖刻石于1933年7月24日、11月3日，分两次由寿松堂主人孙峻（康侯）连同寿松堂所藏其他碑帖刻石赠送浙江图书馆，暂存于当时的浙江图书馆总馆大学路馆舍地下室。［4］孙氏捐赠时明确说明是“《淳化阁帖》古石八十一块”，又其他“二十五块”，共计石106块，构成现在孤山路28号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内“文澜石墨”碑廊所藏碑帖刻石的主体。关于此批刻石如何进入浙江图书馆，可参阅吴志坚博士《宋刻淳化阁帖石入藏浙江图书馆述略》。［5］ 这批刻石第一次鉴定是在孙氏获得刻石的时候，参与鉴定的有收藏者孙仰曾，及见到刻石的两位同好孔继涑、梁同书。现在按照浙江图书馆藏孙氏旧藏拓本中三则题跋的先后顺序略为介绍乾隆年间对于帖石鉴定的证据及结论。乾隆四十六年腊月，梁同书在跋中提出自己的鉴定意见。跋云：
梁同书跋语中所谓旧拓石本《阁帖》，是其叔祖梁文泓［6］所藏。同书以阁帖拓本校以孙氏新得帖石拓本，从银锭纹、字迹波磔、石片剥蚀等方面，鉴定此石为宋刻原石。又以犹疑的口吻推测，此帖石为宋代权相贾似道之门客廖莹中自贾府所藏宫中赐本而上石摹刻，故留有银锭纹。这也是后来浙江图书馆编目著录时，写作“贾似道刻”的原因［7］，也是有研究者认定是“世綵堂”本之依据。因为贾似道之刻书刻石，皆由其门客廖莹中承担。［8］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孔继涑跋云：
孔氏所云最为重要者是，推定宋时刻帖，木石皆有刻，而民间爱好者又取官帖上石摹刻藏于家，而此批帖石即为私人所摹刻。孙仰曾在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两次得到帖石后，也有一跋，既叙述得石缘起，也提出自己的鉴定意见。跋云：
孙氏跋中有两事须注意：孙氏两次得石，最后是完整的。孙氏据校的拓本就是梁同书据校的梁文泓旧藏拓本。此拓本的提供者非梁同书，而是同为藏书家的汪瑜［9］。孙氏获得之石，虽说最后是完整的，但是也有“断裂”，孙氏获得后进行过“联缀”修补。再据吴庆坻所记录，石在孙炳奎家里时有所缺失，而今仅余二十多块，则历年既远，损毁遗失，又在所难免。对于这批刻石，此后有人称古刻，有称旧刻，也有称宋刻原石，即是继承沿袭了此前的判断意见。［10］ 《淳化阁帖》刻石的第二次鉴定，是在2004年以后。鉴定者主要是故宫博物院施安昌、尹一梅，上海图书馆仲威，以及浙江图书馆吴志坚、施建等。其中以施安昌先生的鉴定最具代表性。仲威2004年就已经关注到浙江图书馆孤山馆区的这批刻石了，并携带明万历肃府刻本《淳化阁帖》到浙江图书馆对照刻石校读后，发现这批刻石跟肃府本差异太大。2006年6月1日，故宫博物院著名碑帖专家施安昌先生应邀至浙江图书馆鉴定馆藏碑帖，在参观孤山馆舍之际，发现这批刻石在书法风格上与故宫所藏的懋勤殿本大体相同。同年9月，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尹一梅来杭州调查馆藏碑帖和刻石，并与懋勤殿本比对，认为同版。11月，施安昌再次来杭州，以所携懋勤殿本逐一比对，从书法笔意、帖文内容、银锭纹、石花裂纹状态等角度，考证了浙图藏帖石与故宫懋勤殿本与上海图书馆藏潘祖纯本同属一个版本。［11］仲威还根据银锭纹的有无指出，在宋代拓制潘祖纯藏本时就已经有银锭纹，而懋勤殿本拓制时还未刻银锭纹，故懋勤殿本要早于潘祖纯藏本。浙江图书馆现存残石上还能找到银锭纹两处，可以说明浙图藏帖石与潘本相近，晚于懋本。又，懋勤殿本每卷末皆有“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旨摹勒上石”篆书刻款，而浙江图书馆藏帖石目前发现的篆书题记只有两则，且存在有的刻石石尾尚留有大量空白没有刻题记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浙江图书馆藏帖石又要早于懋本。如此，则浙图与潘本近，而与懋本稍远。根据两家文字校勘的结果基本可以确定，浙图藏帖石与懋本、潘本两种拓本之间，应该是同一个系统，至于懋本、潘本是否自浙图藏帖石传拓而出，尚需要进一步的证明依据。帖石刻于杭州地区，且有直接认定即是贾似道所刻者，就目前所见之资料，石不能言，仍难遽定。［12］ 二、现存帖石之情状 浙江图书馆孤山馆区“文澜石墨”碑廊所藏《淳化阁帖》刻石，因其存藏原因，大多专家学者未能对现存刻石进行完整揭示；又因当年建设碑廊之时，囿于历史条件未能按照应有帖文之卷次、刻石之顺次排放，故至于今日，所存刻石究竟有几卷几块、各卷存残情况如何，亦莫衷一是。本文根据现在浙江图书馆孤山馆区之“文澜石墨”碑廊所收储并树立为碑廊、外加玻璃罩保护的《淳化阁帖》刻石29块60面，进行逐一普查著录，测量其尺寸，著录其完残，排列其次序，释读其文字，描述其特征，以期为《淳化阁帖》研究提供第一手石刻文献资料。［13］ （一）关于现存帖石的数量 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院内“文澜石墨”所藏《淳化阁帖》刻石究竟有所少块，一直没有准确的说法。根据1933年《浙江图书馆馆刊》所载，当时接受捐赠的石刻一共81块，又25块，又1块，又4块。［14］总计是111块。这里应该是总算各种石碑，而帖石只是其中一部分。帖石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是计算石头的块数，不论是单面还是双面都是计算物理意义上的一块石头；一是计算石头的面数，即合计刻有文字的帖石内容。施安昌通过文献数据分析，认为帖石比较完整的应该有一百余石，至1933年孙康侯捐赠时还剩81块。［15］仲威通过调查，认为帖石现存25块，计46面（含单双面），且推测全套刻石应该是40块左右。笔者通过仔细辨析“文澜石墨”碑廊内所镶嵌在水泥固定墙体上的石碑，进行归总统计，发现是7块单面，其余都是双面。以正面正中之《浙江藏书楼之碑记》为方向标准，左首6块单面：甲二、丙八、丙九、丁九、丁十、辛五；右首1块单面：第一卷第一块（东晋明帝书）。双面石26块，合计是29块、60面帖石。完整的一块帖石平均尺寸是长100厘米，宽30厘米左右，厚10厘米左右。 （二）关于帖石原定排序方法及现状 浙江图书馆所藏《淳化阁帖》刻石上所刻画之卷号、版号（即每块石头按照内容排列的顺序号），目前发现有三块帖石没有卷版标记号，或者是残缺遗失。其余都有一个或者两个的标记，最多的是四个标记号。这些标记号内容非常复杂，有用卷表示的，如“十卷九”，即第十卷第九块刻石；有用天干十个字（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表示十个卷次的，数字表示版次，如“甲九”表示第一卷第九块刻石、“乙五”表示第二卷第五块刻石、“丙二”表示第三卷第二块刻石等；也有直接用数字表示卷次版次的，如“五二”表示第五卷第二块刻石；有用“又”表示新分的版次，如“癸又一”表示第十卷第二块刻石，恰好该石另标有“十卷二”的号码，与之相合。一般的卷版标记号都浅刻在石面的第一行上方空处，或是刻在第一行、第二行之间的上方空处，这类情况最常见。使用天干与数字组合，计58处；在右端或者左端则使用数字与数字组合，刻在右端的有22处，刻在左端的有10处。 （三）关于倒置安放的碑面 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中倒置有11处，其中整个碑面倒置的有11面，一处是三行倒刻的帖文。倒置的11块碑面是甲七、乙一、丙三、丙六、戊五、戊六、戊七、己十七、卷十末石、卷九四石、壬九。卷十第三块刻石是诸石中最为独特的，在碑廊中倒置，经翻转调正后，右端前有三行倒刻，为补刻卷十《阿姨帖》末三行“耶彼郡今载甚不/能佳不知早晚至当/遂至郡深想望”帖文，且有小字注语云：“补十卷之五前三行。”此三行中，于第一行上空处刻“癸四”，即属第十卷第四块刻石。正刻帖文第一、二行之间上空处刻“癸六”，即为第十卷第六块刻石。施安昌先生认为此处三行倒刻“反映出宋时刻帖的真实情况，这是从古旧拓本或文献中见不到的”，仲威则把这种倒刻现象作为论定此帖石为私刻非官刻的一个依据。综合观之，整块碑面倒置，对面则为正面，模拟雕版印刷术中的双面刻版，一是充分利用材料，能适用刻字的石刻材料向来比较有限；二是减少版的数量，方便储存；三是椎拓拓片时可以一面操作完成，另一面及时跟上，极大地提高单页拓制效率，节约时间成本。至于表现出来的不规范不严谨，应该也是私家摹刻阁帖的一个特性。 附录一：浙江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刻石登记数据表 本次对浙江图书馆孤山馆区“文澜石墨”碑廊所藏《淳化阁帖》刻石进行普查登记，测量每块刻石的尺寸，因为由水泥塑成，厚度难以测量，故省略。长度和宽度均测每块刻石的最大值，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单位为厘米。
附录二：浙江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存残登记 著录体例：先按照卷次排列帖文顺序，再按照帖文内容及石上所刻之卷版标记排列刻石顺序。 根据石刻帖文释读文字内容，参考明万历肃府本《淳化阁帖》释文。［16］凡是可以完整释读的，省略。补足有残缺、残损的文字，残缺整行文字者不作补充。凡是对于该文字有说明其残缺、残损、石花、漫漶、破裂等情况的，该字都加上“□”，以示与完整可辨识文字的区别。 （附录二所录资料，含浙江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刻石及其释文，详见下方二维码）
［1］《淳化阁帖》孙仰曾跋，浙江图书馆藏本。 ［2］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六“《淳化阁帖》宋刻原石”，中华书局1997年版。 ［3］石祥：《晚清藏书家丁丙与寿松堂孙氏交游考》，《图书情报工作》2011年第1期。 ［4］浙江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馆刊》1933年第二卷第五期。 ［5］吴志坚：《宋刻淳化阁帖石入藏浙江图书馆述略》，《文献》2008年第二期；施安昌：《浙江图书馆藏宋刻〈淳化阁帖〉石考》，《书法丛刊》2007年第3期；陈训慈：《〈杭州孙氏寿松堂捐赠浙江图书馆书目〉序》，浙江省立图书馆1936年。 ［6］梁文泓，字深父，号秋潭，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诸生。工书法，小行书在赵孟頫、董其昌之间。 ［7］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前辈毛春翔先生将这批帖石著录为贾似道刻，见《浙江图书馆金石拓片目录》第一编，浙江图书馆油印本。 ［8］仲威：《〈淳化阁帖〉宋代刻石的研究与发现》，《书法》2007年第5期。 ［9］汪瑜，字季怀，自号天潜山人，家富藏书，有藏书楼振绮堂名于世。与孙氏寿松堂同为清乾隆年间对《四库全书》编纂有重大贡献者。 ［10］《浙江省立图书馆宋刻原石精拓淳化阁帖发售预约》，《浙江图书馆馆刊》1933年第二卷第六期，扉页。其广告云：“ 乾隆间经梁山舟学士鉴定，谓系宋刻原石无疑。” ［11］施安昌：《浙江图书馆藏宋刻〈淳化阁帖〉石考》，《善本碑帖论稿》，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 ［12］仲威指出，此帖刻于浙江杭州，如此众多、笨重的帖石从他处移到杭州的可能性不大。此套帖石可能私刻而非官刻，理由是：首先，此帖存在同一面颠倒刊刻的情况（一卷内容刊刻结束，其后尚有余石，就颠倒刊刻他卷内容），比较节约石材；其次，双面刻石文字有的正反颠倒（为传拓方便，颠倒的帖石翻一面正好是正面），有的不颠倒，不够统一严谨。基于刊刻在杭州又属私刻，笔者推断为“世綵堂本”，刻于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系贾似道门客刻帖高手廖莹中摹刻，因置于世綵堂而得名。据传贾似道门客廖莹中精于摹勒、王用和工于镌刻，曾令翻刻，故“世綵堂本”亦属“贾刻本”体系。参见仲威：《〈淳化阁帖〉宋代刻石的研究与发现》，《书法》2007年第5期。 ［13］仲威《〈淳化阁帖〉宋代刻石的研究与发现》一文附录有这批帖石的细目和版号以及石头的残缺情况。然限于各种条件，尚未能做到每一卷每一行每一字进行著录和释读、并对其非完整状态下的准确描述。 ［14］《浙江图书馆馆刊》1933年第二卷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 ［15］同［11］。 ［16］《淳化阁帖》，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明肃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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