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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哲辨析了毛叔郑就是文王太姒幼子冉季载；老子就是毛伯得；老子祖父就是《左传》中与周公楚、王叔陈生先后争政的（毛）伯舆；奉周之典籍随王子朝奔楚的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这三人都是毛氏族人；宣幽王时的尹吉甫（兮甲）、皇父（毛公函）也是老子的先祖，所据者皆是出土铜器铭文并系联传世文献以考。唯目力所及，感慨有太多毛氏族彝器未被古史研究者确认族属，有意纲罗散失，逐一辩考，将毛氏相关宝器一一归档，以备后人参考。 又，听取了一些宗亲的意见，《毛氏族青铜器档案资料库》系列不再作付费阅读处理，皆免费向公众开放。唯一些新发掘的毛氏族属青铜器辨析鉴定，依据的都是本人多年以来对出土铜铭的研究结论，以及对毛氏先秦历史的更新认知，很多是一家之言。对此，肯定会有争议。有持不同观点的，欢迎共同辨析，通过争辩出真理。 铜 器 资 料
毳卣
毳卣 
【古文字研究】33〈毳尊卣銘文考釋〉四-1
【古文字研究】33〈毳尊卣銘文考釋〉四-2器名
| 毳卣 | 銅器時代
| 西周早期（成王五祀）
| 出土年代
| 不详
| 出土地點
| 现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毳簋似为同人作器，传出土于河南省洛陽市，疑为同一处。
| 現藏
| 山东某私人收藏 | 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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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
| 通蓋高24.5、口長徑16.5cm |
毳卣铭文拓本1
毳卣铭文拓本2 資料出處
| 《古文字研究》33〈毳尊卣銘文考釋〉 | 銘文位置
| 器內底及盖内各一
| 銘文字數
| 42 | 曹锦炎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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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錄 | 【古文字研究】33 |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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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同为山东私人收藏的毳尊及其铭文实物照片 
毳尊 
毳尊铭文
毳尊毳卣仅见于曹锦炎先生的《毳尊卣铭文考释》一文，是山东某私家收藏的青铜器，铭文与何尊铭文记载的事情发生在同一天，对研究西周早期成王时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根据哲的研究，何尊和毳尊卣中的“成王五祀”并不是成王亲政后第五年，而是在成王亲政元年（前1036年）。且哲认为，初迁宅成周指的成王自丰迁镐，以镐京为王都，时在成王亲政元年（前1036）。毳尊卣毳与薛公之子丽是好朋友，薛公是文王母亲大任娘家人，周初的宗小子其实是包含了王之母族。毳在卣盖铭中写作毛，哲以为，毳就是毛叔郑次子中旄父，也就是成王顾命毛公（名隥，字中旄父。又名盩伯毛，南中）为宗小子时作器。周初，毛叔郑季载任职司空，彝铭制作是其份内事，毳可能已经在协助父亲。毳是毛叔郑次子的名讳，表字为中旄父，成王十三年大封建，中旄父“以名为氏”，更称毛伯。之后，毛字作为专有氏称，是极少被人用作名讳的。系联盩伯毛鬲铭文，可以推定，毛叔郑妻子，也就是顾命毛公（毳）的母亲就是铭中的王母媿氏。 ——小子哲识于2023年6月29日
毳尊毳卣仅见于曹锦炎先生的《毳尊卣铭文考释》一文，文章公布了两件私人收藏的青铜器，铭文非常重要。据曹文介绍，山东某藏家收藏有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尊和卣（曹文释作毳尊毳卣），上面各铸有周成王在成周初次举行祼祭、在京宗赏赐宗族小子贝的铭文，且有“唯王五祀”的纪年，弥足珍贵。“隹（唯）王五祀”还见于𣄰尊（《集成》6014）。铭文内容与毳尊、卣铭文所记年、月、日以及周王于成周举行祼礼、在京宗接见宗小子并赐贝等内容完全相合。作者曹锦炎认为，两者皆明确记载成王迁都成周是“唯王五祀”的事情。值得指出的是，成王迁宅成周不是迁居东都洛邑。也就是说，终西周280年间，没有一个王将洛邑作为王都。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西周时期是否建都洛邑的看法，至少在司马迁看来，洛邑在西周时期并非是都邑性质的存在，司马迁也从没把洛邑等同于成周。《鲁周公世家》中确实有“周公往营成周雒邑”的文字，但这是指周公往营成周、雒邑两处地方，不是指成周城就是洛邑。《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代成王治，当国。蔡叔疑周公，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武庚作乱时，洛邑都没营卜，此成周显然指镐京，这和司马迁的观点是一致的。西周早期金文所言成周，絕不是洛邑，也不在洛邑，“成周雒邑说”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第一大乌龙事件”。西周铜铭多见“成周、宗周”并举，可见宗周不是成周，成周亦不是宗周。雒邑在金文中別稱“新邑”，而新邑”名词的出现要晚于“成周”。除了周成王在十八年定鼎洛邑，巡视东国期间，有可能在“新邑”小憩短暂停留之外，没有一个周王以“新邑”为都的相关文献记载。王季文王以程邑为都（王季宅程，文王自商归于程），前后经营了大致七十余年，是个名副其实的大邑。文王晚期作邑于丰，后自程迁居于丰，程邑后称为京邑。典籍中，文王在丰，武王在丰，周公在丰，太姒在丰，记载比比皆是。所以宗周不是指程，但也不是指丰，应该是指王季文王武王等葬地毕陵上的周先王庙宫殿群所在。文王作丰，武王营镐，成王以镐为王都，始有成周宗周之分。史载凿凿，在周武王灭商后，成王未迁宅镐京前，丰邑作过一段时间的王都。周成王迁宅成周镐京后，将丰邑赐予了嫡亲小叔父毛叔郑季载为采邑。班簋铭记：“皇公（毛叔郑）受京宗懿釐”，哲以为，此釐就是丰邑，是毛叔郑依宗周邰城（斄）而新造字，表示自己受父兄福荫，在此邑奠守先王陵寝（克商后四年，文王幼子毛叔郑季载随武王嵩山祭天，有功受爵郑伯，为王室大祭司）。丰+邑即金文邦字，丰邑即周邦。因“毛+邑”与“丰+邑”易混，故毛叔郑以邰（斄）为例造釐字，寓意治邦在邰（斄）。因釐为毛叔郑封邑，故人亦称氂城。于是有古文“釐氂同一”的讲法。古文釐氂同一。以封邑为氏名，则季载（毛叔郑）应该是称釐季载或氂季载，省称作釐季或氂季，而不是文献所说的冉季。太史公将文王幼子写作冉季载，可能是釐字的音误。文献载：“成王朝步自周，至于丰。”可见周初的王都丰邑距宗周近的很，走路就到。成周是相对于宗周而言的，成王迁宅于成周镐京后，镐京称成周，原来的都城丰邑和毕陵合称宗周。宗周一词明显就是周王庙王陵所在，王季葬毕，文王葬毕，武王葬毕，太公葬毕，周公旦葬毕，此毕即毕程之毕，原是毕公家属地。尚书《毕命》表明，毕公家自原封地别封到现在的咸阳原之毕陌。故成王命毕公高率成周之众保卫釐城的东郊，这样定位下来，釐必在成周镐京的西部。显然可以推定，宗周在周原（邰城），成周就是指镐京。成周不是指雒邑，这本应该说不是问题，争论早就应该在一千多年前的晋代终结了，晋代出土的战国文献《汲塚纪年》已经写的清清楚楚，无奈天下识字者不少，真正能读懂书的人并不多。周成王”五年，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六年大蒐于岐阳。七年周公复政于王，春二月王如丰，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城东都。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大蒐于岐阳：在岐阳检阅军队。春獵為蒐。】此文献"成周"与"东都"对举，显然成周不是指东都洛邑。故何尊铭文记载的成王五祀，“唯王初壅，宅于成周”，这里的成周指的是“镐京”是确凿无疑的。毳尊卣和德方鼎等涉及到的成王祼祭、在京宗赏赐宗族小子贝亦是在成周镐京。另外还需要特别指出，何尊和毳尊卣中的“成王五祀”并不是成王亲政后第五年，而是在成王亲政元年（前1036年）。断代工程是将此年认作是周公反政之第七年，是非常重大的错谬。据哲的研究，＜洛诰＞、＜召诰＞是作于“成王亲政始年”，也即“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后一年。传统说法，都认为＜召诰＞、＜洛诰＞所记为成王七年事，实际是成王继位后九年事（即周公反政次年）。＜洛诰＞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在十有二月。”从文意上可以看出，此年为成王亲政后第一次主持祭祀。成王既在此年三月命召公相宅，又在年底主持祭祀，则右史显然不会将此年还作为周公摄政之年。《洛诰》篇后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对周公于上年反政，共计摄政七年的简单史家说明。《汉书．律历志》说“是岁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哲以為，謬也。是刘歆的历日计算有误，他对＜洛诰＞文意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是岁十二月戊辰是朔日。周家祭祀一般都在初一、十五、十六，不会选择在晦日。“周公以反政”若写作“已反政”则才是接近了史实。分析可知，＜洛诰＞的发布时间是公元前１０３５年１月２６日（乙巳年夏曆十二月初一戊辰日）。《召诰》中：“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既望在十六，越六日为“乙未”，则知既望日为己丑，朔日在甲戌。知“成王至丰”时在公元前１０３６年２月２７日（乙巳年夏曆二月廿二日乙未日）。过去，哲对庚嬴鼎曆日也做过一番研究，且认为庚嬴鼎曆日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史实，即周人既没有将武王去世次年作为成王元年，亦没有将《今本竹书纪年》所称的成王八年亲政作为成王元年，而是将《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作为成王始年。这个发现虽然亦令哲讶异，但亦不算是意外，因这亦恰恰反映了成王间纪年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断代工程改<庚嬴鼎>的年份以曲就历谱是最被人诟病的地方。庚嬴鼎铭文保存完好，清晰可辨为二十二年器，可是工程简报将之改为二十三年，因为不改，就不合工程所定的康王二十二年（公元前９９９年）的朔日干支。很明显，这一年是不会有四月既望已酉的。只好曲解为铭文刻错，实际是二十三年（前９９８年）。于是工程定：“四月壬辰朔，已酉十八日”。没想到这样的学术恶习竟会出现在堂堂国家学术工程中，哲简直无言以对。如庚嬴鼎曆日，既望干支在己酉，则朔日干支在甲午。查张培瑜先生《史历表》中恰在该年的王五月，而实际正是周王年的四月，正和铭文曆日合。该年的４月１３日，农历五月十六，就是铜铭曆日的绝对时间。如果铭文曆日认读无误，那么可推知公元前１０４０年方为周人眼中的周成王元年。这个结论应该是出乎大多数学者的意料之外的，就连哲自己也吓一跳。因为这个结论不光颠覆了断代工程的结论，并且似乎和我判定的成王年也有出入。经过一番仔细的对比后发现，原来庚嬴鼎曆日表明，周人是将《竹书纪年》所记“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作为成王始年的。且和我的成王年代考证结果没有任何冲突，反而更加丝丝入扣，能够互为补征。《礼记正义》卷２０《文王世子第八》记载：“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祚而治。”既然王能始朝庙，则可知是成王已始祭祖祀，可见周人是以能践祚祭祖看作是成王已能为王标志的，这也是符合当时人观念的。成王年间的纪年确实复杂，在哲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出，成王期间有成王继位一年，周公摄政始于成王继位次年的结论。也有成王亲政作为成王元年的史家记录（如《毕命》曆日就是以成王亲政纪元），而庚嬴鼎铭文曆日的研究揭示了周人还曾以成王始庙（周公摄政四年）作为成王元年的史实。而这些都与现有的成王间的文献记载高度和榫合锲。理清了以上这些关键，我们对毳尊毳卣铭文的解读，会有一个全新的认知。而且哲要特别指出的是，作器者毳并不是如曹锦炎等学者认为的是薛公家族人，而是毛叔郑季载次子中旄父，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成王顾命六卿之一“顾命毛公”。毳尊毳卣当是顾命毛公作为宗小子时为好友丽（可能是薛公之子）作的赠送礼器。薛公是文王母亲大任娘家人，周初的宗小子其实是包含了王之母族。在过去写的系列考证文章中，我多次强调，毛字是西周始有，殷商甲骨卜辞出土现世大概已有十四万余片，并无一个毛字。毛字本是毛叔郑次子的名讳，是父亲毛叔郑给儿子取名所用的新造字。商人并无表字的习俗，周人尊尊亲亲，始有以“名讳+父”作敬称，如周公长子禽父（伯禽），武王丈人师尚父（太癫）之类，禽、尚都是人名。像毛叔郑次子又称“盩伯毛”，此毛也是名讳，是毛叔郑次子为盩师帅，代管叔驻军柬地而有的称谓。成王十三年大封建，毛叔郑次子中旄父“以名为氏”，更称毛伯。之后，毛字作为专有氏称，是极少被人用作名讳的。毳尊毳卣器铭文中，毳，显然是人名，卣盖铭更是省写为“毛”，器铭仍作“毳”。毳系列器，除了新见毳尊毳卣，《金文集成）旧收录有毳簋（4件），毳盉（一件），皆被定作西周晚期器。而毳盤，毳匜也各收录一件，却被定作西周中期器。可见年代考定是存在错谬的。同被误读的还有召伯毛鬲（实际是盩伯毛鬲），铭文记：“盩伯毛乍（作）王母尊鬲”。哲过去已经考证，此鬲亦是毛叔郑次子中旄父作器。而毳簋、毳盉、毳盤、毳匜铭文皆同，均写作：“毳乍（作）王母媿氏（饙）（簋），媿氏其（眉）壽萬年用。 ”过去，哲认为盩伯毛鬲是毛叔郑次子中旄父给祖母王姒作的礼器，如今结合毳系列器铭文看，“王母媿氏”应该是毛叔郑的妻子，也就是中旄父之母亲。盩伯毛鬲、毳簋、毳盉、毳盤、毳匜都是儿子给母亲作器，只是盩伯毛鬲的制作年代可能迟于毳簋、毳盉、毳盤、毳匜诸器。毳尊毳卣的史料价值非常大，对吾毛氏历史来讲亦是，从中可以寻迹毛氏受氏乃是出自叔郑次子的名讳，并能考证出毛叔郑妻子乃是媿氏，文献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哲在此略略解释，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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