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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年，大唐国家出版社副社长邓隆非常郁闷：为唐太宗出版文集的提案，被唐太宗退回了。 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谓之三不朽。因三不朽皆须借立言传世，立言较之立德立功又最容易，所以世人皆重立言，有人甚至为此将日常只言片语都不忍放弃，一概记录在案。 他人矻矻一生拼凑文集以图不朽，而唐太宗却对唾手可得的机会不屑一顾。 唐太宗治下百姓安居，内外承平，府库盈余，出文集政府有财力；唐太宗雅好篇咏，诗赋词章都是亲历亲为，从无人捉刀代笔，论质量辞气壮伟，论数量日与群臣赓和，出文集本人有资格；唐太宗出文集是众望所归，万民祈盼，出文集口碑有基础。 邓隆想不出唐太宗拒绝的理由。 唐太宗给了他答案。 唐太宗说：“身为君主，实行的政令有益于百姓，史官必有记录，这就已经是不朽了。如果是折腾祸害，即使文章繁花锦簇，只会给后代留下笑柄。你看看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哪一个不是著作等身，但都因德行不修，导致身灭国亡。文章有那么重要吗？”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 唐太宗不但不出文集，甚至连重要指示都很少。他说：“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 当朝大臣对唐太宗的做法也存有争议。有人认为，唐太宗的治国理念远追尧舜，应该将之发于文辞，以方便今人学习、后世效法，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这个观点在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反驳的，知道的是，唐太宗的治国理念在《贞观政要》里基本保留了下来，后来的统治者也都宣称要以之为范本，但也都前赴后继地用实际行动进行了反驳。 唐太宗不出文集，对邓隆来讲，是有损失的。自己的岗位本来就不容易出业绩，缺少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给唐太宗出了文集，那么既有了个人业绩，又能博取人主欢心，一举双得，从此乘风之上、身价日显也未可知。可惜，唐太宗没给他机会。 唐太宗虽然没有文集，但其点滴言行存于《贞观政要》，足以芳泽百世而不朽，而多少煌煌巨制，一朝付梓即被束之高阁，甚至投于烟火、没于灰尘瓦砾。 誉则全红，不吝傅粉掩痣；毁则全黑，唯念搓屑寻瘢。不能怪世俗无情，统治者德行不修，而溺于辞章，纵然能令一时纸贵，也难逃后人指摘。文集有风险，出版需谨慎。 所以，唐太宗拒绝出文集，是睿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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