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权22岁中举以后，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书院度过，以教书为生。他先后主讲徽县正兴书院、宁远（今武山县）新兴书院，文县兴文书院，秦州天水书院，陇南文昌书院。晚年辞官回乡后又受陇南书院任其昌之邀，在陇南书院任教席九年时间，因此，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院度过，为陇南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晚清秦州文风鹊起，科第联袂的兴盛局面，主要得益于王权、任其昌二人，这一时期的进士多出自二人门下，或与二人有一定的渊源。 王权所处的晚清时期，陇南地区有名的书院有秦州天水书院，巩秦道文昌书院和陇南书院，清水县原泉书院、秦安县景权书院、伏羌县朱圉书院、宁远县兴文书院、徽县正兴书院，文县兴文书院。而王权先后曾经在其中的六所书院任山长或担任教席授课。 徽县正兴书院，王权在该书院兼任教席时，为正兴书院学生写下了《正兴书院劝学诗》五首，这是研究王权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也可以佐证王权曾经在徽县正兴书院讲学。而王权在正兴书院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1853年至1856年之间，因为王心如《帝余斋诗集序》有云“丙辰岁,授经新兴书院”。丙辰，即咸丰六年(1856)春，王权到武山新兴书院。后来人们都把正兴书院当做宁远（武山）的书院，其原因就在于李克明撰《县志稿》收录了该诗，并将武山新兴书院误作正兴书院，以致以讹传讹。此讹误经过漆子扬教授考证得以纠正。 兴文书院是文县县立书院，王权是在武山担任新兴书院山长几年时间后调任文县教谕，在此期间曾经在兴文书院讲学。 文昌书院，为巩秦道道属书院，地址在今岷县。同治三年（1864年）在战火中焚毁，王权在文昌书院教学的具体时间也不可考，但是根据其诗文作品，可以断定曾经在这里讲学。 天水书院是清代秦州州立书院，前身是公元1762年知州费廷珍在州署东南创设的汉阳书院。六年后，书院移建于东关文昌宫东侧即今天水市实验小学之地，更名为天水书院。王权在天水书院的时间应该是担任巩秦道林之望（字远村）幕僚的这一段时间，即1863年至1867年这一段时间。王权和林之望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的诗作里有《次林远村方伯留别秦州元韵，即送其解兵之任》五首，这首诗是林之望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离开秦州的时候与林之望的唱和诗。在林之望去世后，他以沉痛的心情撰写了祭奠林之望的《祭林远村方伯文》。这两篇文章都是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文章，对研究晚清甘肃地方文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陇南书院是清代分巡巩秦阶道从岷县搬迁秦州以后，从新建立的道立书院，由道首董文涣于同治十一年即公元1872年开始创办，四年后的五月建成。院址初在道署内，后迁大城丰裕仓。如今的秦州区政府的办公大院就是当年陇南书院的旧址。清末废除科举考试的前一年，陇南书院改为甘南中学堂，后随着历史的更替，逐渐演变为如今的天水一中。 陇南书院建立的时候，王权在陕西任知县，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在兰州建立了省立书院兰山书院，有意延请王权出任山长，但是因为他“旋以其权秦中令，不果来。”（《答吴学卿学使》见《左宗棠全集》书信二）而王权的好友，在户部担任主事的任其昌，这时候辞去官职回到家乡，被董文涣聘请为陇南书院山长。王权在1885年辞官回乡后，又被任其昌聘任到陇南书院做教席。在这里完成了《秦州直隶州新志》，学者赞其“体例内容，皆精审翔实，峻峭清严，为陇右诸志之冠。” 秦州被称为“三陇人文蔚萃之区”，但是考察清代秦州文风之兴起，其实在同治之后。主要的推动者当属王权和巩其昌，他们二人可以说是天水近代教育承前启后的人物。1762 年清乾隆二十七年，费廷珍主持修建汉阳书院后，曾经在《立汉阳书院记》中慨叹：“今自康熙举二人后，已阅四纪，乃无一焉”，可见秦州当时的文风衰落的状况。从甘肃进士名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秦州在康、雍、乾、嘉四朝没有一名进士，道光、咸丰两朝，各中进士一名，而在同治朝，上升到三名，光绪朝更达到15名，秦州的进士人数，进入到甘肃前二名，仅次于皋兰。王权的学生中的佼佼者张世英，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官员。张世英（1844-1916），字育生，号佩莪，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初任翰林院庶吉士，历任陕西甘尔、蒲城、城固、渭南、宁羌、凤县、扶风、眉线、凤翔知县和商州，邠州知州，西宁府知府、甘肃军政府总务长、民国甘肃省税务厅厅长。在任期间，清积讼，断冤屈，惩奸盗，减税赋，助农桑，办学校，廉洁奉公，勤政爱民，被百姓呼为“青天”。他的吏治生涯深受王权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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