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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新世纪的乡土叙事与本土化问题（节选） 中国文学发展到21世纪，无疑面临着强劲的挑战与深刻的转型。然而，中国文学依然以它承继传统的方式去面向新世纪的挑战。现实主义或乡土叙事既然是当今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那么它的变化也就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态势。自从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或乡土叙事在多元化的格局中虽然不再是起支配或主导作用的力量，但无疑还是中坚的或基础性的力量。相对于其他的艺术种类来说，叙事类文学是最为保守的，而在这保守的文学种类中，乡土叙事又是更为保守的。如果在这里发生某些深刻的变异，足可见当今文学或文化发生了更为真实和内在的变革。 乡土文学叙事在21世纪最初几年的深刻变异，已经预示着转型的趋向，而这一转型更激进的意义在于，乡土叙事趋向于终结。这个终结有以下几点含义：其一，传统的乡土文学的经典性叙事已经终结，例如，把乡土作为精神归宿式的那种叙事已经不再具有代表性意义，或者说已经完全式微了。其二，乡土文学也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农村文学的概念，它已经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其三，乡土文学叙事已经不具有历史整全性，只是怀着对乡土的特殊感情去书写乡土中国历史的终结。其四，新世纪的乡土文学也叙述与之相关的乡土文化的终结。其五，乡土叙事在美学上发生了变异，已经具有解构乡土美学的意向，也就是说，它成为一种内含变革的先锋性叙事或后现代叙事。 一个时代的文学所达到的高度是由它的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来标明的。在我看来，在中国21世纪初的乡土叙事方面，莫言、铁凝、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就是这样的标志性的作家。 刘震云：故乡的变质与后现代的恶之花 刘震云对中国当代乡土叙事所做出的反叛是无人可比的，他是最早对乡土中国叙事动大手术的人。从《故乡天下黄花》到《故乡相处流传》，可以看出刘震云在9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重新改写乡土中国叙事的意义，他把反讽引入到乡土叙事中，完全改变了叙事的格调。1998年，刘震云用六年之力，写了一部四卷本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彻底把对故乡的重写推到一个荒诞的境地。 《故乡面和花朵》没有明晰的故事可以归纳，小说的时间或许在21世纪中期，讲述小刘儿、孬舅、白石头、孬衿、瞎鹿等等，来自农村的一群人在城市混迹的种种怪象。小说叙事摆脱严格的时空限制，把过去/现在随意叠加在一起，特别是把乡土中国与现阶段历经商业主义改造的生活加以拼贴，以权力和金钱为轴心，反映在乡土中国漫长的历史转型中，人们的精神所发生的变异。刘震云的叙事如同对历史行使一次“解魅”（disenchant）。在那些看似混乱不堪的表述中，其实隐含着作者对一些崭新而奇特的主题介入的特殊方式，例如，对个人与本土认同关系的复杂思考，特殊的怀乡母题，对乡土中国家庭伦理的解构，乡土中国历经的后现代洗礼及其未来学，对权力的嘲讽，外来文化在本土荒诞的变形，等等。刘震云通过把乡土中国强行引入后现代的消费现场，顽强地把乡土中国与后现代情景重构在一起。 小说的开头写了2050年舅甥两人路过时代广场，有些人在广场上骑着小毛驴。这是非常典型的修辞性的叙事，使刘震云可以任意打捞乡土历史来拼贴后现代城市碎片。它通过舅甥二人在一个21世纪的后现代广场上的行走与对话来展开小说的场景，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时空被严重戏谑化的场景。这里出现的是乡土中国的关系，舅甥关系，但就是这个虚拟的关系，重建着未来世纪的人伦，这就隐含着强烈的反讽。而毛驴，这种最没有时间和空间特色的动物，却被当做了时尚。这是对未来的嘲讽，在刘震云看来，未来只是一幅可笑的漫画。 当然，乡土中国的家庭伦理文化几乎都被解构了，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亲友关系都被他颠覆。当然也有不被戏谑化的记忆，在戏谑中还偶尔有温馨闪现出来，比如小刘儿就保存着一份关于姥娘的美好记忆。 这部小说建构了一种乡土与后现代都市超级的时空关系。在空间结构关系中，时代广场是后现代的都市和故乡遭遇的一个场所。故乡是什么？虽然直到第四卷他才真正回到故乡，但故乡在他的叙述中始终是在场的，所有都市的场所，都被故乡的人际关系填满，亲友的活动不断勾连起故乡的存在。在时间关联方式中，重叠着一个未来时和过去时。第一卷的情节中一个明确的时间是1969年。1969是作者叙述的基点，他在此基点上把时间的秩序随意转换，但在文本中又总是不断回到1969。在时空关系上这部小说看似混乱却有构思方面的精细。 在叙事艺术上，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反时间叙述。小说在后现代城市中重建了乡土关系：城市被乡村的人所占据，所有关于城市的写作又是对乡土的写作。农民在城市发财致富，但他们都来自乡村，始终脱不掉家乡习性和家乡的人伦亲友关系。在双重背景上使时间与空间的表现被反讽化了：第一，城市被乡村占据，这是一种双重颠覆，城市消失了，乡村也消失了，在此是一种历史的空档的状况；第二，以虚拟叙事为基础的修辞性表意，完全是话语的奔放，进入语言自身的碰撞。虚的语言中总有实的关系，现存的权力关系、真理与权威秩序都在修辞性的废话中涌现出来。刘震云并不直接在完整的人物性格、人物命运和故事的结构中对现实进行批判和抗议，而是在语言碎片中进行直接的抨击。第三，将反讽描写、戏谑、冷幽默、恶作剧融为一体，是一种语言暴力式的修辞，或者说是“内爆式”的修辞。语言本身可以构成一种对立，一种冲突，完全不同的东西捏在一起构成一种“审丑”冲力。在每一个叙述单元中都包含正与反、肯定和否定、美和丑、善和恶。作者有意使这些对立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让它们本身去产生冲突，从而不断生产出语言自由播散的动力，这是语法与修辞的一次彻底自由的解放，还是无所顾忌的破坏与疯狂，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做出更为恰当的判断。 这部作品的美学特点是荒诞与虚无。用荒诞来解构世界，使所有的东西都陷入不真实和荒诞感中。尤其是最具人性内在性的家庭伦理和人伦亲情关系都被加以荒诞化的处置。刘震云用同性关系去探讨人类的未来社会，他觉得异性关系已经出现危机，而发展到同性关系是世界末日的灾难。作者似乎怀着一种潜在的愿望去寻求母系社会，在同性关系的背后，这实际也是在寻找一种人类的变形记。它是一个反秩序的倒退，也许人类社会发展到未来，一切社会关系都会变成这样的文化返祖的债务关系，人类最终要面对这样一个丧失人伦关系的巨大的虚无事件。这部小说仿佛是对后现代时代的激进化的寓言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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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阿年282 > 《刘震云（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