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是爱国名士吉鸿昌死前留下的绝笔诗。 而这首诗也成了揭开他死亡真相的关键吉鸿昌或许是在告诉大家，他被捕乃至被杀，都不是因为抗日，而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1934年，吉鸿昌曾在天津国民饭店遇刺，但从第二天法租界报纸上发布的消息来看，被刺之人并不是吉鸿昌，而是一个广西人。  这件事当时轰动全国，但凶手一直未被缉拿归案。直到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才终于将凶手绳之以法，吉鸿昌被刺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 策划这场刺杀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吉鸿昌遇刺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刺杀当晚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正在民国饭店内与刘少南、李干三等人以打牌为掩护，商讨抗日大计。商讨之余，几人只听外面传来接连不断的排球声，但并未太过在意。 而后，门外有自称是送茶水的服务员敲开了房门。 门外拍球的小女孩不小心失手将球滚到了屋内。只见一个女人连忙冲进来，一边捡球嘴里一边说着：“对不起，真是不好意思。”之类道歉的话，眼神却时不时环视着四周。 那女人带着孩子退出去后不久，吉鸿昌就觉得这人好生眼熟，好像之前就在饭店门口见过一次。警觉的神经让他感觉到了事情的异常。 正巧此时牌正好打满了四圈，吉鸿昌就和刘少南换了位置。  四人才刚重新落座，只听房门“砰”的一声被踹开，两个人冲进屋内，对着刘少南连开三枪。 刘少南当场中弹身亡，倒在血泊之中，吉鸿昌的右手手臂也被反弹回来的子弹划伤。但别忘了，刚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是吉鸿昌啊，他们显然是冲着吉鸿昌来的。 门外的两人正欲再次开枪，吉鸿昌抢先一步将他们的手枪踢落在地，枪手见势不妙，往后厨方向逃走。 法工部局的人听到枪声上楼巡查，问到：“谁是吉鸿昌？” “我已在此等候多时了。”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 随后，吉鸿昌跟着巡捕前往医院对伤口进行简单包扎后，与众人一起被押到了工部局。 显然，对吉鸿昌遇刺并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而就在吉鸿昌遇刺仅仅4天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史量才也遭到了暗杀。  当时史量才正准备乘汽车返回上海，到达翁家埠时，被一辆突然出现的京字72号汽车别停，挡住了去路。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史量才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只得先跳车奔逃。 一群枪手迅速下车，先将司机击毙，后又对奔逃下车的史量才穷追不舍。史量才一路狂奔躲到了一个小木屋中，待枪手逼近时又从后门逃出。 但却因为不认识路而不知去往何处，只能在一个已经干涸的小池塘里暂避，但不幸的是没多久就被发现了，当场击毙。 这两场谋杀的事发地点虽然相距甚远，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公布的案情经过中，我们了解到，刺杀吉鸿昌和史量才的国民党的特务，那幕后黑手自然不言而喻，就是蒋介石。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蒋介石为什么要在此时刺杀吉鸿昌和史量才呢？  刺杀原因吉鸿昌原本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但他一直以来都不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不远听从蒋介石指挥“清剿共匪”。 1930年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的军阀斗争加剧，中原大战由此爆发。 那时吉鸿昌还是冯玉祥的部下，曾率部在河南东部地区作战，重创蒋军。但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队伍很快就被蒋介石挑拨的四分五裂，吉鸿昌被蒋介石收入麾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加大了“剿共”力度，吉鸿昌对此十分不满，他年少时投军，一心只想为国家尽忠，抵抗日寇。 但眼下蒋介石却频繁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吉鸿昌不忍见此，便拒绝执行蒋介石下达的命令。蒋介石闻此大怒，卸了吉鸿昌的兵权，逼他出国“考察”。 吉鸿昌在国外号召抗日，并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也多次上书蒋介石，要求出兵抗日，却屡屡碰壁。  1933年，眼见日军铁蹄踏碎我东北河山，又将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国难当头，吉鸿昌挺身而出，加入到了冯玉祥组建的抗日同盟军中，被冯冯玉祥任命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 吉鸿昌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仅出兵十日就收复了三座城池，又在7月份收复了被日军侵占数月的察哈尔省重镇多伦。 抗日同盟军此举极大的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但却彻底激怒了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 他们沆瀣一气，派出十万大军夹击抗日民众军，冯玉祥被迫辞职，他的亲信部队也被迫撤出战场。但吉鸿昌不甘失败，继续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虽然后来抗日同盟军失败了，但吉鸿昌却成了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  后来，他与我党早期成员宣侠父取得了联系，回到天津后积和组织一起，积极创办、散发抗日刊物，并秘密和张学良、杨虎城取得联系，购买军需辎重，培养军事骨干。 而史量才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申报》的负责人。九一八事变后，他将原本用于购买纸张的7万美元资金兑换成银，捐给了主动抗战的19路军。 而且，他一改《申报》从前的保守风格，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他还在《申报》上痛批蒋介石在“一二八事变”后为掩人耳目召开的“国难会议”称其不过是在糊弄民众，其语言之犀利尖锐，令人拍案叫绝。 因此，这两人便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蒋时刻都想将其除之而后快。  刺杀前夜1934年，蒋介石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命天津站长陈恭澍对吉鸿昌等人进行刺杀。 陈恭澍在接到命令后，觉得此事重大，于是便和情报组组长王文商量着再给自己找两个“帮手”。王文找了小半个月，也没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吕一民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 中原大战时吕一民曾是某军部的上校军需官，拿着十几万银元逃窜到日军租界向他们订购枪支弹药，从中捞得上万元油水。 后来，他抛弃家乡发妻，找了个风流少妇与其同居，一路从天津到上海，加入了“国民党别动队”，后又返回平津搞反蒋活动，企图等蒋介石下台了给自己谋个好出路。 他这个希望后来自然是落空了，深感升官无望的吕一民在走投无路之时遇到了王文。 总之，吕一民此人就是个见风使舵的软骨头，何处有利可图，他便倒向何处。  为了得到为蒋党效力的机会，吕一民不惜把自己的雅斋和夫人都献给了王文，还专门写了封表决心的信。王文看他这么有“诚意”，自然同意让他加入到刺杀吉鸿昌的行动当中。 可笑的是，在得到王文的任命后，吕一民竟扑通跪倒在众人面前，还三拜九叩行了大礼，一个反蒋分子就这样成了蒋介石的走狗。 在吕一民的帮助下，王文又很快为陈恭澍找来杨毓珊、吕问友两名帮手。 人都找齐了，他们就开始制定具体的刺杀计划。 吉鸿昌最初的住所在与英租界毗邻的中心花园侧面的红楼，吕一民等人再此蹲守几日后便准备动手，幸而吉鸿昌有所察觉，转移了住处。 陈恭澍见目标丢失，便将吕一民等人叫来大骂一通。遭到训斥后的吕一民加快了暗杀的步伐，决定跟踪吉鸿昌。 一日，他们接到消息，吉鸿昌将在国民饭店138号房间与中共党员见面。  为了让吉鸿昌放松警惕，陈恭澍派杨毓珊先带着一个小女孩到国民饭店附近查探情况。 杨毓珊经过饭店楼下时，看到一个身形高大魁梧的人，根据陈恭澍提供的体貌特征，他断定此人就是吉鸿昌。 吉鸿昌似乎是感觉到有人在盯着自己，于是一转身，与杨毓珊来了个四目相对。 目光交汇之间，杨毓珊强装镇定，微笑着颔了颔首，连忙带着小女孩走了。 过了好一会，她才又带着孩子回到饭店，来到138号房间门前。 她先是附耳倾听，却发现里面没有任何动静。于是，她便让小女孩故意将球拍在门上，企图给自己制造潜入机会。 但即便如此，门内也未见任何人应声，于是她便断定138号房间里没人。 杨毓珊只得失望而归，报告陈恭澍说目标跟丢了。这可把陈恭澍气得怒发冲冠，他不相信吉鸿昌会在他眼皮子底下失踪，于是命令杨毓珊再探。  正巧杨毓珊路过145号房间时，听见里面有打牌会客的声音。一直以来，吉鸿昌都用打牌来为谋划抗日救国之计打掩护。 因为145号房间和138号离得很近，杨毓珊害怕消息有误，便想要一探究竟。所以就有了上文中发生的一幕。 被押往工部局后，蒋介石命人秘密买通了工部局，将吉鸿昌押往北平。 在北平监狱，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对吉鸿昌进行了会审，企图从他嘴里得知中共地下党的情报网，但吉鸿昌宁死也没向蒋党透露半个字。 12月14日，吉鸿昌慷慨赴死。 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对吕一民等人做出死刑判决，以慰英灵地下亡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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