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譬如初学作文者常听到一句“文似看山不喜平”，就出自袁枚的《随园诗话》。另有更常用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亦化用《诗话》“人能吸诸家之精华而吐其糟粕”句。再者坊间劝人不要太贪小利，常说金钱财物“生时招不来，死时带不去”，这出自他的小诗《钱》。此外又有《苔》诗，得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被用来称赞在平凡岗位上勤勉敬业，取得出众业绩的普通人。至于那旧时士子津津乐道的“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夜读书”，虽非出自其手，却是女弟子席佩兰写来为他祝寿的应景之作。 毋庸多引，单就以上童叟皆知的诗文句，就大致可以勾勒出袁枚的文风性情。风流自诩，援翰写心，比喻俏皮而不喜生僻典故，方家看来未免失之浅近流俗。众所周知，袁枚生活的清朝乾嘉时代，对学问的追求十分严谨，文化氛围也因文字狱盛行而颇紧张。袁枚诗文的旨趣是否能与主流合拍，当时和后世学者是怎样评价他的呢？  袁枚像·清 罗聘 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 誉谤交加 首先来看赵翼的说法。赵翼是文史两兼的大才，又身膺探花高第，虽然年龄比袁枚小了十岁，但久在军机处供职，熟习中枢政治，官场地位较袁枚这个早早卸任的知县优越不少。二人相交四十余年，虽然见面不多，但互相引为知己。赵翼初见袁枚文字，即大为叹服，赞曰：“八扇天门跌宕开，行间字字走风雷。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来。”晚年应邀为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作序。序诗曰：“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做宦不曾逾十载，及身早自定千秋。群儿漫撼蚍蜉树，此老能翻鹦鹉洲。相对不能惭饭颗，杜陵诗句只牢愁。” 因为共同倡导诗歌要书写性灵，反对泥古不化，赵翼在诗学旨趣上对这位诗坛前辈是支持的，又对他的才情艳羡不已，将那些非议之声嗤为“蚍蜉撼树”。不过在做人方面，赵翼显然比袁枚正统不少，对他利用才名攀依权要，特别是广收女弟子的行为，半嘲半讽地批评，称其：“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在罗陈，皆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为名教罪人。” 时代稍晚的名士洪亮吉和舒位，对袁枚的评价截然相反。洪亮吉虽然也主张性情，但批评袁诗过于油滑取巧，甚至失之淫艳。他在《北江诗话》中说：“袁大令枚诗，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诗固忌拙，然亦不可太巧。近日袁大令枚《随园诗集》，颇犯此病。”“袁大令枚诗，有失之淫艳者。” 舒位则对袁诗极力推崇，他将乾嘉时期主要诗人按照《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排座次的方式排列起来，予以点评，取名《乾嘉诗坛点将录》。在《点将录》中，舒位将袁枚排列在一百单八将之首，也就是宋江的位置，誉之：“及时雨袁简斋，非仙非佛，笔札唇舌，其雨及时，不择地而施，或膏泽之沾溉，或滂沱而怨谘。” 晚清近代国势日衰，有识之士欲挽狂澜于既倒，反映在诗坛上，便是更强调“诗言志”的载道观，标榜诗歌的社会功能，反对风花雪月的审美情趣。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袁枚及其所代表的性灵派诗人加以批判，言“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执信）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赵当为赵翼，非执信）。鲁迅一面将其置于 “有骨气者不屑为”的帮闲文人之列，一面肯定其“帮闲”的本事高超，笑骂曰：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 在当代，袁枚和他的诗文作为古代文学领域的研究对象，基本脱离了意识形态批评。在蒋寅等学者看来，诗歌发展到清代，题材、格律、典故的使用已经非常标准化了，如果一味因袭这些外在的技术层面要求，就很难摆脱古人影响，写出反应当下生活和情感的文字。于是乎，以袁枚为领袖的性灵派诗人，特别强调诗歌创作的主观要求，即诗人的真情、个性与才华。相反，对诗歌题材、教化作用、音韵格律、典故意象的要求放得很松，尽量减少诗人在技术层面的束缚。这是传统诗风的重大改变。 乾嘉年间还有一个重要诗派被称为“肌理派”，代表人物是以义理学问著称的大学者翁方纲。他主张以经术、史料入诗，提倡写诗要像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将经史、金石的考据勘验融入其中，常在诗句中密密加注。对于翁方纲这样的“学问诗”，袁枚很是不屑，以 “天涯有客好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相嘲讽，责备他没有灵气，不知诗之真味。 廿四贡玉堂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主人，杭州钱塘县人。他生于康熙五十五年，逝于嘉庆二年，享年八十一岁，经历了康乾承平之世的一多半时间，算得上一位“人瑞”。他一生除了短期在桂林、北京、西安游幕、任官外，绝大多数时间都活跃在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南京、苏州两座城市。 袁枚以天才少年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他在诗中描述自己的青年时代：“子才子，颀而长。梦束笔万枝，桴浮过大江，从此文思日汪洋。十二举茂才，二十试明光，廿三登乡荐，廿四贡玉堂。尔时意气凌八表，海水未许人窥量。自期必管乐，致主必尧汤。” “举茂才”，就是进学，获得秀才身份。《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身在科举竞争难度中等的广东，进学时已经五十四岁。而袁枚生活在读书人数量最多、科举竞争最激烈的杭州府，家境又止小康，童蒙教育主要来自母亲、姑母。如此竟得 “十二举茂才”，说是神童绝不为过。这件事令袁枚颇为自喜，还刻了一方闲章，叫作“十二岁举秀才”，钤在诗稿上。
“二十试明光”，这更是一桩让他扬名立万的大事。乾隆元年，年仅二十岁的袁枚受到广西巡抚金珙举荐，参加了清朝立国后第二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博学鸿词科作为特科，与寻常的科举考试不同，具有搜罗宿儒，展示政权文化形象的意义。康熙年间的第一次博学鸿词考试，网罗了许多不肯仕清的故明遗老，对清廷合法性构建产生重要作用。乾隆帝再开特科，令督抚重臣举荐朝野贤达齐聚京师，参加考试。在一百九十三名应考者中，年仅二十岁的袁枚年龄最小，而且小得离谱。所以，他一到考试场地保和殿，就被王公大臣团团围住，争看少年才子。这当然是比十二岁举秀才更令人得意的事。不过，大约因为资历太浅，袁枚没有得中博学鸿词科，但借此名声大噪的他结识了不少高官名流，并在朋友的帮助下捐纳了国子监生身份，获得两年后在京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 乾隆三年顺天乡试发榜，袁枚考中举人，是所谓“廿三登乡荐”。半年后会试、殿试连捷，高中乾隆四年二甲第五名进士，又荣膺“馆选”，成为翰林院庶吉士，正应着“廿四贡玉堂”。至此，袁枚已经达到明清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梦寐境界，他的“己未翰林”之印，就是为此而制。在科举路上一片坦途的袁枚，也有着水涨船高的仕途前程。明清时期，多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换言之，如果一个读书人能以翰林起家，就有了做到一、二品高官，甚至中枢重臣的指望。那一句“自期必管乐，致主必尧汤”，足见他的踌躇满志。 九年循吏，仍是七品县令 不过事与愿违，袁枚的仕途并没有自己憧憬的那样光明。庶吉士只是科举胜利者们成为正式官员的岗前预备，要想成为翰林院的正式职官，还要经过一次严苛的散馆考试。可惜考路顺遂的袁枚早早暴露了风流才子本色，整日沉醉于文人墨客的风花雪月，宴饮唱和，旁事都抛在九霄云外。三年期满，散馆考试时间一到，袁枚的诗赋时文尚足以应付，满文翻译却是两眼一抹黑，以至于考试成绩列入末等，外放江苏溧阳知县。 在如今看来，二十几岁就主政一县，实在是不得了。但在袁枚所处的时代，事情并非如此。以翰林清贵外放去当知县这样的风尘俗吏，升迁机会大减，获咎可能骤增，实在是下下之选。是以南下途中，袁枚心态颓废，诗句中多有“三年春梦玉堂空”“生本粗才甘外吏”“玉颜如此竟泥中”之类。 不过，袁枚的家族一直以做师爷为业，他从小耳濡目染，并不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无用书生，反而颇有吏干之才。他先后在江苏溧阳、江浦、沭阳做了几任知县，口碑上佳，不但被百姓称为“循吏”，还得到老父亲的认可。这让袁枚体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成就感，对屈才外任的抵触情绪随之缓解。离开溧阳时，见到夹道送行的本地城乡父老，他也百感交集赋诗曰：“任延才学种甘棠，不料民情如许长。一路壶浆擎父老，万家儿女绣衣裳。早知花县此间乐，何必玉堂天上望。更喜双亲同出境，白头含笑说儿强。” 时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是袁枚的会试座师，也是他大半生的伯乐与靠山。尹继善欣赏袁枚是个文吏两兼之材，将他调到总督衙门所在的江宁府，担任首县知县。首县虽然体面，却是个极难做的差事。当时有一句俗话，叫作“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做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首县如此难当，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省城高官如云，又多地当要冲，知县作为基层官员，既要应酬上司，又要迎来送往，趋承奔走，站班随侍，无一日无之，卑躬屈膝也在所难免。再者省城人口众多、流动性强，税赋征收、刑名官司，都较其他地方复杂繁冗得多，为官之人做多错多，一不小心就要受到处分，平安做满一任十分不易。 江宁乃是两江三省首府，在江宁做知县，又比一般省城的附郭县管理难度更大。袁枚是个心高气傲的才子，对伺候上司一事十分难挨，故而写诗诉苦：“书衔笔惯字难小，学跪膝忙时有声。晚脱皂衣归邸舍，玉堂回首不胜情。”想自己也曾是翰林清贵之选，如今低声下气，情何以堪？更令他气恼的是，自己知县做了七年，好不容易得到恩师尹继善的举荐，拟升高邮知州，却被吏部驳了回来。理由是江宁县乾隆十年的税额没有完成，袁枚作为知县受到处分，处分解除之前不能晋升。 为官九年的袁枚兢兢业业，仍是七品芝麻官。而与他同榜登科的状元庄有恭，却从翰林院一路高升，已经官居二品，又即将到袁枚所在的江苏省担任巡抚。这样的落差，让心高气傲的袁枚实在无法接受。乾隆十三年，三十三岁的袁枚主动辞去官职，虽然许多人替他惋惜，在仕途上意气消磨的袁枚仍选择抽身而退，并很快开始了个性十足的新生活。 睥睨天下 去官后的袁枚在江宁城内营造了他后半生的精神沃土——随园，过起了中隐于市的潇洒生活。他纵横游历，遍览东南盛景；收藏文物，集聚古籍字画。又采访掌故，饕餮美食，甚至开风气之先，前后招揽了四十余位女弟子授以诗文，其中不乏大家闺秀、官员妻妾。  斜倚薰笼图·清 禹之鼎 藏于大英博物馆 袁枚虽然常年在野赋闲，但长袖善舞，靠着一支妙笔，成为江南文人圈的核心人物，许多达官显贵附庸风雅，都以和他熟识，并以请他替自家长辈撰写碑传墓志为荣。他的乡试房师邓时敏曾经感慨，别人做考官录取了学生数百，而我只有一文一武两个学生，就足以睥睨天下。邓时敏所说的一文，就是袁枚；一武，是乾隆后期的第一重臣，参与平定新疆、金川、缅甸的大将阿桂。江南名士钱维乔曾给袁枚写信，也曾将他与时任军机首辅的阿桂并提，信中说：“夫相公（阿桂）固当代钧轴中第一流人，而足下亦领袖风雅、负海内盛名者也。古人谓得一知己可以不恨，仆何修？而得之于两公哉！”可见袁枚虽然远离仕途，其能量却是寻常在朝官员不能企及的。 袁枚一生著作宏富，诗文集被大量刊印，存世版本种类极多。但是他的手稿，特别是手书诗稿存世却很有限。今浙江图书馆藏有袁枚手稿一部，被该馆著录为《随园诗稿（不分卷）》（下称“手稿”），共收入袁枚诗作十五题四十首，卷尾有袁枚自跋。其墨迹淋漓、装潢精美，是名人手稿中的精品，故于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而将《手稿》中的诗作与袁枚诗集刊本对读时就会发现，它们大多被作者自己修改得面目全非。我们从心灵史的角度，文史互证，观察其诗作的修改、加工过程，可以对其不同人生阶段的诗趣转移与心态变化产生同情之理解。  2023年《古典文学知识》开始征订啦！ 点击图片可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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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星河岁月 > 《读书藏书，书人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