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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被吴佩孚、张学良、蒋介石、毛泽东竞相青睐。张学良曾两度将东北军托付于他。他率部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等抗击日军的重大战役，战功卓著。他叫于学忠。 于学忠的父亲于文孚，曾在淮军宋庆部下任营副。于学忠从小随父从营，18岁考入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注：毅军属淮军系统），毕业后任排长、连长。辛亥革命爆发后，毅军将领黎天才率第9师起义，该师团长赵荣华却投靠了袁世凯。赵自幼失怙，于学忠父母将其抚养成人。赵升任旅长后，将于学忠招致到手下当炮兵营营长。 1921年，川军熊克武攻打宜昌，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命令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却被川军打个落花流水。吴佩孚乘舰到宜昌前线视察，发现只有于学忠的一个营尚与川军对峙。赵荣华说吴到了前线，急忙收拾溃兵返回第一线，使局势转危为安。吴佩孚当即对赵荣华说：“叫于营长跟我去当团长!”在吴佩孚手下，于学忠被迅速擢升，短短几年，便成为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总司令。1926年7月，吴佩孚的14省联军被北伐军击败，吴逃至河南邓县于学忠部，企图带于部入川。于对吴说：“大帅带重兵入川，恐怕会让人觉得喧宾夺主，不如只带卫队团，入川后尚能得到川军将领的欢迎和保护。大帅入川后，我亦解甲归田，与大帅共进退。”吴佩孚遂照办，于学忠也脱下军衣，骑上大马回蓬莱老家了。不久之后，在张作霖的力邀下，于学忠率旧部投靠了奉系。后来，吴佩孚携眷及随员数十人由四川回北平定居，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于学忠常去吴家看望，并常有接济。细究起来，张作霖与于学忠的父亲于文孚乃是故交——曾为“马贼”的张作霖，后被招安至宋庆部下当差，与于父有共事之谊。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张作霖说：“你是故人子弟，不是外人。我知道你对吴子玉（吴佩服）的忠义，希望你能像对吴子玉那样对待我就很好了。”于学忠遂被任为奉系第20军军长，归张学良指挥。 “9·18”事变后，张学良背负“不抵抗”的罪名下野。在赴欧美考察之前，张学良把东北军中的9万人交由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掌握，另外17万人统统交由于学忠掌握。由此，于学忠真正成了东北军中权力最大的核心人物。南京政府根据张学良的推荐，任命于学忠兼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并兼天津市市长。后来他又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主席，成为一方大员。于学忠手握军政大权，成为日本积极争取的对象。他们利用在天津的亲日分子，以取代张学良的地位和提供军事装备为诱饵，拉拢于学忠，结果遭到严辞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决定将其除掉，收买刺客，多次进行暗杀活动。因于学忠防范严密，最终未能得手。后来，国民政府屈从于日本的压力，将于学忠调任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不久，他又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于学忠毫不犹豫地支持张学良，并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留下的信中明确提到，西北大局听杨虎城的，东北军要听命于孝侯（注：于学忠字孝侯）。张学良相信自己能回来，于学忠也相信他能回来。他一直把张学良的战马养在身边，他不骑，也不准别人骑，以示忠诚。抗战爆发后，张学良致信于学忠嘱咐道：“东北军一切，弟已嘱托于兄”，望率部“在抗日战场显我身手。”于学忠没有让张学良失望，率东北健儿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后又与八路军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屡挫日军，打出了东北军的威风。于学忠曾对部下说：“张副司令叫我照顾东北难民、守住华北、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我都做到了。我要等他自由了，将东北军交还给他。”张学良90岁寿辰时，他辗转听到这些话后不胜感慨，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当时的东北军，除51军军长于学忠外，还有53军军长万福麟、57军军长缪瀓流、67军军长王以哲、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他们虽然都是军长，但在军中的地位和于学忠相比都低一等。 这五个军长，在东北军中都是拥兵一方的重臣，也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臣。当时，于学忠的两个副总司令：一个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同时兼任山东游击司令部司令；一个是韩德勤，兼任第89军军长、江苏省政府主席。这两人都不是东北人，沈鸿烈家在湖北天门，韩德勤家在江苏泗阳。这两人虽说是于学忠的副总司令，但政治取向与于截然不同，他们都是和共产党搞摩擦的专家，屡次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制造反共事件。韩德勤还被新四军俘虏过。 另外四个东北军的军长，他们的立场和结局也不尽相同。57军军长缪瀓流担任过江苏省政府委员、热河省政府主席等职。由于他一直与共产党为敌。在全国解放前夕，逃往台湾，病死于台湾。53军军长万福麟，曾率部参加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失败后，卸任53军军长一职，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转赴台湾，病逝于台中。何柱国是一位有思想头脑的战将。他在西安事变时拥护中共和平解决的主张。1937年任骑兵第二军军长，协同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日。何柱国曾两次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热情接待。战争抗日胜利后，何柱国突然双目失明，蒋介石令他退出现役。1949年，他拒绝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新中国成立时，热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祝贺。曾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85年9月3日，何柱国病逝于北京。67军军长王以哲曾与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交过战，结果损失了一个整团，后奉令进攻陕北，在洛川、延安地区，所部一0师被红军消灭大半。当王以哲得知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他积极向张学良陈说，劝张学良接受中共的主张，积极与红军合作。张学良听其言，于1936年3月赴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会谈；4月又与周恩来在延安庙几沟天主教堂会谈。王以哲一直伴随张学良左右，促成了与中共合作的积极成果。1937年“七七”事变后，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奉命率部守卫山东海防。次年1月，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先后参加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屡立战功。1939年，任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 于学忠进到鲁南山区，沈鸿烈也在那一带。沈是原东北军的海军司令，一度是张作霖、张学良的心腹。抗战初期，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皖南事变后，沈鸿烈公开打出“防共、限共、反共、剿共”的旗号，结果使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1941年秋被迫离开山东。于学忠便把沈鸿烈担任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鲁南游击总指挥揽于一身。抗战后期，因为于学忠和共产党不断加深友好往来，他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1943年夏，蒋介石电令于学忠出鲁，令第92军军长李仙洲率四个师进入山东，代替于部。于学忠部出鲁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按照部队换防原则，等李仙洲部入鲁后，于将防区移交给李后再行撤离。一种是不等李仙洲部入鲁，便率部自行撤出。按前一种办法，国民党部队仍要进来，山东的形势将更加复杂；按后一种办法，八路军有可能将国民党部队拒之境外。那样，八路军就可以集中力量抗日。因此，于学忠怎样率部出鲁，直接影响山东大局，是共产党当时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出所料，于学忠没有按照换防守则办。接蒋介石电报后，他没有与李仙洲联系，马上率四个师进入皖北。一路畅通无阻，八路军非但没有截击，还发动群众为于学忠部队送去很多鞋子，以示欢送。于学忠部这样撤出，使八路军得到了集中兵力的机会。李仙洲部入鲁计划，在没有部队策应的情况下，被八路军彻底粉碎。1944年3月，于学忠失去兵权，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49年，蒋介石要于学忠去台湾，他觉得这是胁迫，选择了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先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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