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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现代学术界，法国思想是一个独特的类别，总是以前瞻与深刻的方式面对世界的新变化，并提出系统的理论。近些年，现代性批判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逐渐消失，法国思想界希望从全新的视野分析这个世界的变化，既包括宏观视野，例如动物与人类中心主义、技术与现代人的处境等，也包括微观视野，例如异化与个体叙事、日常生活与历史本体论等。在创造理论的过程中，法国思想界表现出了多学科的思维，试图消除分科制度所导致的弊端，将现代人的存在状况作为分析前提，从而回应现代人所面临的新情况。 / 关键词 动物；技术；日常生活；人类中心主义；法国思想 / 20世纪后期以来，尤其是近20年，法国思想领域出现了很多新方向，其中一些并非首次出现，而是延续了之前的问题意识，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仍然有开拓性。这些新方向有别于现代学术分科制度，具有多学科和综合性的视野。一般而言，现代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分析方法是不同的，写作语言也是不同的，他们之间也缺少交流的愿望。尽管分科制度能降低分析问题的难度，提高研究效率，但不利于发现问题的本质，也就不能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如今，分科制度已经成为一种限制思考的无形存在。但法国人并未完全受制于此，他们仍然用综合性的或符合人类生活状况的视野思考问题。这是一个长时段的思想特点。18世纪中期，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达朗贝尔（Le Rond d’Alembert）在编写《百科全书》时实践了综合性的分析视野：“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它应该尽其所能地展示人类知识的谱系与传承；作为一部关于科学、艺术与工艺的理论词典，它应该包含各类科学与艺术的普遍原理和最基本的细节知识，无论是关于启发心智的还是介绍机械原理的知识。”虽然这只是一种尝试，却是法国思想风格的展示，对于现代研究具有示范意义。由于这种视野，不同学科的交界处一直是让人充满期待的空间。20世纪末，现代性批判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已经减弱，西方思想进入悬停状态。法国学者同样受到这种状态的影响，但得益于综合性的分析视野，很多新理论在不同学科的边界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世界性的变革。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文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学术规范，确立了问题意识。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重视创新精神并致力于本土话语体系建设，希望以独立的姿态与世界对话。但由于分科制度的影响，相关研究局限在某一领域之内，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专业各司其职，学科边界既清晰又坚固；另一方面，各个学科内部也在加速分化，同一领域里的人缺少交流融通的意愿。这种状况不利于把握现代社会的全貌，也不利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因为分科制度导致了分析视野和解释方法的不对称。鉴于此，本文将从当代法国的新思想中选择三种，即动物理论、技术批判理论和日常生活理论，进一步解释这些问题的内涵，并从实践角度说明它们的方法论意义，尤其是对于当下流行的分科制度的变革意义。 一 动物分析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边界 在人类历史上，动物从来就处于附属地位，有的甚至受到轻视或被奴役。动物也有情感，但不稳定，没有法律约束，而且随时会中断，因此与人类情感不同且不具备人类情感的功能。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中，动物获得了越来越清晰的定位，但它们的处境却没有丝毫改变，仍旧处在被衡量、被展示的状态，或是从物种角度，或是从经济角度。动物要无限度地服从人类的意愿，人类对动物的感觉和情感并不会向外无限延伸，而且往往不具备充分的实践性，所以人类对动物生存处境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思想和理论的层面。 20世纪末，关于动物问题的分析有了新的可能。现实中，动物的命运仍旧无法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却在人类的情感和伦理体系中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思意愿。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延伸，尽管这种延伸缺少充分实践的可能，因为自然伦理与人类伦理的对立状态并未彻底改变。但由于这种反思意愿的出现，现代思想家开始关心与动物有关的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动物，人与动物的关系等。波米安（K.Pomian）将动物看作是哲学意义的存在，“当我们试图定义人类的身份、地位时，我们也需要用这种方式定义动物”。 这种反思尽管无法达到“人是什么”的深度，却使动物研究作为一个问题进入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机制，有的思想家希望构建一种类似于“动物形而上学”的分析类别。近些年，法国学术界出现了研究动物的潮流，并出版了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动物应该获得哪些权利，如何将动物研究界定为独立的思想类别，并据此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即“是否能在忽略人类的情况下思考动物，也就是说不考虑理性，也不考虑意识或文化”。 其中，塞尔纳（Pierre Serna）在法国革命时代的动物研究具有代表性。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在研究法国革命时更关心的是人的命运和公民权问题，而塞尔纳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即动物生存状态。政治革命搅动了人的生活，牛、马、驴、狗等实际上也受到巨大影响。法国革命颠覆了人类的旧秩序，也颠覆了其他生灵的秩序，“一种新的象征形式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了，一种新的等级秩序出现了”。鉴于此，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人的革命导致了动物领域的革命”。他的分析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支配的历史，具体包括“支配关系如何形成”“人们如何接受支配，如何忍受支配”“成为支配者或者被支配者，这些都意味着什么”。 总体而言，法国思想界在两个方面推动了人类对于动物的认识。首先将动物视为独立的生命体，认为动物自身也应该享有权利。2015年，动物权利首次被写入法国《民法典》，其中第515-14条涉及一个基础观点：“动物是有感受力的生命”。尽管这些条款没有具体的实践指南和严格的法律约束力，但在思想意义上，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次是将动物看作人性的阐释者。人类要更好地认识自己，除了传统分析逻辑之外，还要观察动物及其行为模式，“这种双重关系意味着我们可以分析人类社会与其环境的关系，也可以分析人类与社会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动物地理学”（géographie animale）这一新概念，埃德尔（Glen Elder）、沃尔奇（Jennifer Wolch）、埃姆尔（Jody Emel）等为之确定了一个分析前提：“动物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如何进入人类社会。”在此基础上，很多概念被应用到动物研究领域，例如空间、等级、景观、权力等，与之相关的是多种研究方法的使用，例如档案调查、土地分析、地图绘制等。 除此之外，另一个新方向是动物语言学。自古以来，人类的语言都是以人类为中心，表现人的理智和情感。但在动物研究中，人类语言的表达范畴远远不够，因为动物没有独立的语言系统，也不会以平等的角色进入人类语言系统，更不具备人类语言的语法和表述方式。鉴于此，戈代（Laurent Godet）认为有必要采用一些新词汇，描述人与动物共生的不同方式，例如“synanthropie”“commensalisme”“anthropophile”，“在词义学上，synanthropie源自希腊语的sun，意思是与人共存；commensalisme与synanthropie相似，即动物与人的共生，强调人的主导性；anthropophilie由anthrôpos（homme）和philos（amour de）两部分构成，具体指那些在人类身边生活、不会伤害人的动物，例如鸟类”。 动物语言学研究存在一个根本性难题，即动物不能言，也不能与人类建立清晰的交流方式，更不能将它们的心理表现为可见的叙事。所以，这个方向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尽管如此，动物语言学的出现使动物在人类思想中的境遇得以改善。对于那些饲养类动物，这种改善不会为其带来丝毫的命运改变，但人类中心主义叙事至少开始向这些不能言的生命开放，在人类面前，它们同样是有血有肉、能感觉、有情感的生命。 这是现代观念的重要改变。17世纪的人并不承认这个问题。对于笛卡儿而言，动物是机器，没有感受力，没有情感，笛卡儿以及笛卡儿学派的一些重要观点均源于这种认识。笛卡儿据此定义动物的存在状态：“作为一种生命，动物与人的身体功能相似，却没有语言与理性能力，同时缺少思考或没有思考的能力。”17世纪后期，笛卡儿学派坚持认为动物是机器，不能感受到快乐与痛苦。为此，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做了一个实验。他打了自己的狗，狗感到疼痛，于是狂叫，马勒伯朗士据此提出了一个奇特的观点：“这是机器受到撞击时发生的现象。”这一解释对于人与动物的关系有重要影响，并推动了动物实验，尤其是活体实验的普及。由此，动物的生命具有了另一种用途，为使人类受益，动物成了没有表达能力的无限牺牲者，“如果认为动物的感受力是不存在的，那么动物在实验中忍受的痛苦也就是不存在的，至少没有人类想象得那么严重”。 17世纪末，动物活体实验加速了生命科学的进步。佩罗（Claude Perrault）最初研究植物史，之后转向动物学领域。他认为自然学家不能只关注那些死去的动物，如此只能发掘动物基本的生理结构，相反要研究动物的生命机制，例如血液循环等。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动物活体实验，据此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动物学。 18世纪启蒙时代，法国人对动物的认识不断推进，并在动物是否有感受力的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辩论。这一辩论是对现代理性内涵的修订，笛卡儿学派的观点被彻底推翻，笛卡儿的理性论也受到了质疑。它的重要性在于，尽管还有人认可“动物是机器”，但在整体意义上，动物已经被视为有感受力的生命。 其中，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明确反对笛卡儿的观点。在《心灵论》中，他认为“动物是有感觉的存在”。在《人是机器》中，他引用了解剖学的证据，特别是英国医生威利斯（Thomas Willis）关于人与动物的大脑解剖报告，据此认为猴子和人在身体结构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心理和感受力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了回应相关质疑，拉美特利又发表《动物不是机器》（Les animaux plus que machines）一文，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果人是超越机器的，那么动物也应该是超越机器的。” 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也是笛卡儿学派的反对者。他认识到动物解剖的残酷性，并将之归咎于笛卡儿理念的误导，即“将复杂的东西分解成最简单的部分”。在《自然研究》中，圣皮埃尔试图从审美角度理解其他生命，并提出一个新概念，即“植物动物学”（zoologie botanique）。他认为动物之所以被视为没有感觉的机器，是因为人类长久以来对于其他生命的刻意忽视。鉴于此，他要在整体意义上研究一个物种，因为“动物是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彼此之间有联系”。 卢梭没有从理论意义上研究动物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将动物看作是有情感能力的生命，尤其是狗。卢梭有一只叫苏尔坦（Sultan）的狗，它有不寻常的智力，能识别音律，伴着节拍跳舞。在艰难的生活中，他视其为可以信赖的朋友，1766年前往英国避难时便将它带在身边。1767年回到法国后，苏尔坦得了病，他立刻请来兽医诊治。长期以来，卢梭与这只狗相互依靠：“我把它当作伴侣和朋友，它比大部分自称为朋友的人更配称为朋友，它对人有亲热的禀性，又有感情。” 对于卢梭与狗的关系，现代学术界有一个主流的分析思路，即将其作为卢梭公共交往的重要线索。英国学者埃德蒙兹（David Edmonds）和艾迪诺（John Eidinow）写作了《卢梭的狗》（Rousseau’s Dog），从卢梭与狗的关系的角度分析1766年卢梭与休谟的矛盾。刚到英国时，休谟邀请卢梭参加宴会，但苏尔坦叫得很凶，卢梭以此为理由拒绝参加。休谟对卢梭此番言行的不得体一定是不满的，所以埃德蒙兹和艾迪诺认为卢梭要为二人之后的争论负责。 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是卢梭风格的追随者，也是动物命运的同情者，他的作品《巴黎图景》（Tableau de Paris）和《新巴黎》（Nouveau Paris）都涉及动物问题。梅西耶认为人的心理存在动物性的因素，由此他批评了人类对动物施加的暴力和对动物权利的剥夺。他提出一个观点，即“动物在人类社会中应该具有社会、法律、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身份”。尽管这个观点不具备实践的可能性，动物也无法享有人类的权利，但在动物研究的意义上，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在启蒙思想中，动物不再被认为是没有感受力的生命。在启蒙时代后期，“动物—机器论”（animal-machine）基本上被否定了，“感性动物论”（animal-sensible）取而代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动物与人类有相似性，体现在包括感受、情感、语言、理性、适应力、语言等方面。 这个观点在启蒙时代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关于人的感受力的讨论不同于以往，特别是18世纪后半叶，这个影响更明显，“感受力表现为道德的变化，也就是在动物面前展示人类的怜悯或慷慨”。此后，在现代思想领域，以人的感受力为基础的动物研究随之开启。其次是人类中心主义叙事范围的扩展，例如动物受苦问题，这是分析恶的起源或人类中心主义的新角度。狄德罗认为“人与动物有相似性”。在《达朗贝尔的梦》（Le rêve de d’Alembert）中，他又提出动物不只是冰冷、呆滞的机器，它们有情感，也能感知痛苦。 尽管如此，一个古老的矛盾仍旧是难以回避的：人类认识到动物的生命状态，并将之纳入现代思想，但在日常生活中，它们仍旧是人类的食物。作为食物，动物的生命会因为人类的需要而在瞬间终结。现代学者加利亚尼（Renato Galliani）在伏尔泰的思想与行为中发现了这个矛盾。1762年定居瑞士后，伏尔泰称自己变成了素食主义者，他开始关心动物，认为它们所受的痛苦是人类的恶造成的。在《论宽容》中，他提出“由于感受力的存在，我们对于动物应该有同情心”；1775年，他在一封信中又提及类似的观点：“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是不人道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伏尔泰不是坚定的素食主义者。梅尔沃（Christiane Mervaud）认为他没有实践自己的观念，因其经常用火鸡、鸭子、野兔、圃鹀鸟等山珍海味招待访客，“他的消费账目中有很多购买肉类的支出”。可见，现代人认识到自己对于动物生命的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往往缺少实践的可能。 19世纪，动物境遇吸引了更多群体的注意，包括教师、医生、律师、教士等。里昂兽医学院的格罗尼耶（Louis-Furcy Grognier）写了很多关于动物的作品，例如《家养动物的繁殖与养育》。法国革命之后，人类权利成为现代政治思想的关键词，而动物权利仍旧是模糊的。法国街头经常有动物被宰杀，没有人予以阻止，相反很多人前去围观。1802年，有人在动物保护主题的比赛论文中写道：“经过蒙塔基（Montargis）的时候，我看到一头牛的后腿被绑在柱子上，它试图反抗即将到来的死亡，它被刺了一刀，但屠夫刀法很差，差不多15分钟后，它才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 20世纪后期，关于动物心理、权利和伦理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现代人完全相信动物是有感受力的，它们能感觉，也有情感，甚至有一个隐秘的精神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对于人类而言是难以理解的，但动物机器论失去了作为一个问题的价值，并在一些方面成为反思现代理性弊端的依据。 与之相关的是一系列新概念的出现，例如“动物本体论”（ontologie de l’animal）。这个概念具备抗衡或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谈论动物时，也是在谈论我们自身、我们与动物的关系，以及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异化状态。相比而言，这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如何谈论动物本身，即动物的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包括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德勒兹（Gilles Deleuze）、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在内的法国思想家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分析方法，目的是创造一个与英国动物伦理学对等的学科，即“法国动物哲学”。 德里达的多部作品涉及动物问题，包括《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柏拉图的药店》（La pharmacie de Platon）、《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海德格尔的手》（La main de Heidegger）以及《野兽与主权者》（La bête et le souverain）等，其主要特点是从动物本体论出发，“将动物看作是独立的存在，尝试从动物角度谈论或想象”。他谈到了自己养的猫。当这只猫看到德里达赤身裸体地出现在浴室或卧室时，它会停下来仔细观察，或者跑开。对于猫而言，“这是一种经验，一种具有示范性和决定性的经验……这种经验涉及的是动物理论”。 在《野兽与主权者》中，德里达提出“动物政治学”（zoopolitique）的概念，以此从动物角度反思人类政治状态：“人是一种被政治控制的生命，这一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一样，即人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生命。”而动物到底是什么？是否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生命？这是“动物政治学”要回答的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对于人类和动物的固有理解，而德里达正是要解构人类和动物的传统区分方式（包括物种区分、伦理区分、思想区分），从而打破“有生命的人与有生命的非人类之间存在的最严酷的偏见”。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偏见是动物所遭受的无限暴力的根源。 列维纳斯在“动物本体论”领域也有独特的建树。他主要通过《奥德赛》阐释这个问题的内涵，认为荷马用变形的方式消解了人与动物的固有关系，“这种方式进入了20世纪人文科学对于文化危机的思考范畴”。在分析时，列维纳斯发明了一个寓言类型，有人称之为“文本寓言”（fable littérale），也就是以第一人称自传叙事的方式重构尤利西斯与狗的故事，并阐释其中的象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维纳斯被关在纳粹集中营，一只狗跑了进来，它将囚犯看作是正常人，而不是卑贱的囚徒，于是它对这群人而言也变成了自由与希望的象征。鉴于此，列维纳斯认为“动物性对于人类不是一种异化的形式，而是对于差异的表达”。这是对现代文化危机的独特解读：当现代文明导致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最激烈的对抗时，动物没有陷入对抗情绪，仍旧一以贯之地对待人类。在现代人失去理智的时候，动物却为人类提供了原始的温暖。 然而，“动物本体论”出现后并没有获得普遍关注，相反一些人表达了讽刺之意，比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认为德里达展示了一种“异常的哲学低俗主义”（monstrueux provincialisme philosophique）。与此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动物的命运更加悲惨。在庞大、高效的生产机制中，动物被简化为一个食物类别，“动物饲养的理性化，以及提高动物的经济收益等，都加剧了动物的物化状态”。这些现象不断瓦解着“动物本体论”。 尽管如此，“动物本体论”以矛盾的方式创造了很多新话题。近些年，这个问题进入了历史研究领域，并很快成为一个有冲击力的研究方向，因其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导的档案生成机制。动物生存状态被归入一种不可见的、难以自我显现的历史，或是从未被历史学家理解的历史。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分析存在很多盲区，如果不加以重视，历史研究就是不完整的，既是空间意义的不完整——历史上的很多空间并未进入历史，同时也是自然伦理的不完整——很多动物比人类出现得早，但它们不具备语言能力，没有留下文字档案，所以总被忽视。 二 技术分析与现代生存状态 在现代历史上，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存在状态。在分工制度中，人的身体功能被分类，并在技术辅助下被赋予了象征性的内涵。现代人的感觉也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对色彩、空间、时间、速度、力量、季节、温度等外在条件的变化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些改变并非源于人类身体与感官的进化，而是基于技术的推动。总之，在区分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时，技术已经成为基础的要素。 在自我认识之路上，人类有了一个对照性的参考。尽管技术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但当由钢铁、塑料、电子等构成的技术综合体具有类人化的活动方式时，它们不但从人类手中承接了繁重的工作，而且展示了一种思想的功能。此前，动物承担了这种功能，即动物性作为思考人性的另一种角度。在人类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机器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这种功能，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媒介，人类就像对着一个虚拟的镜子观看自身的工具性、情感性或技术性。 对于这种情况，现代思想家已经完成了一些理论预设，具体包括两个类别：一是对技术力量的批评，二是对技术力量的认可。相比而言，关于第一个类别的研究更深入，涉及工具理性、人的异化、消费社会等，人类中心主义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这一内涵充满矛盾，它一方面表现为人体力量的技术性扩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技术所导致的部分人体功能的消失或减弱。20世纪后期，对于技术的分析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仍然强调技术的负面作用，但近些年，技术分析的第二个类别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之相关的是，我们要接受技术在人类社会中大规模存在的现状与未来，降低技术的负面影响，尽力发掘技术的正面价值。 18世纪以来，技术发明在物质、心理和伦理意义上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本面貌，并在一些时刻改变了现代历史进程，例如战争方式、城市化、分工制度等。19世纪早期，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降低了奴隶制度的存在价值，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它的消失。与此同时，技术所塑造的社会阶级状况孕育了现代革命，改变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语言的表述方式。技术的进步极大扩充了名词的数量。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技术慢慢具备了复杂的功能，并以局部、单向或隐秘的方式进入语言学领域，塑造了一系列内涵独特的词汇，例如“machine”“mechanical”等。17世纪之前，“mechanical”与“machine”并不是对应的，18世纪末两者的对应关系才逐渐明确，即机械的、与机械相关的。19世纪初，两个词的内涵完全对应，“机械文明”（mechanical civilization）之类的用法由此出现。 技术是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但在现代思想中，技术不是独立的分析类别，其主要原因是技术不具备语言能力，也就无法进入历史档案生成机制。即使技术在一段时间里以可见的形式存在，但仍然不会成为理论分析的对象，“原来仅呈现在书本中的数据流，后来刻录到唱片和胶片上，隐没于黑洞和黑盒子之中，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转化为未知的高级指令，从而离我们越来越远”。 19世纪，现代人从思想意义上分析技术并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包括如何适应技术对现代生活的改变，例如阶级结构、个体身份等，以及如何应对技术所导致的心理变化，例如加速感、焦虑感、紧张感等。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已经感受到技术的巨大影响。在照相机出现之前，画家掌握着图像阐释权；而照相机出现后，图像阐释权被技术取代。很多画家失业了，但这个世界的图像却越来越多，线条、色彩也逐渐脱离了画家的笔，成为一种纯粹的技术的呈现。在与摄影家纳达尔（Félix Nadar）对话时，巴尔扎克提到自己面对摄影术时的恐慌感：“如果人类的身体由许多层无限薄的'幽灵’组成，如果人类的精神不能无中生有，那么达盖尔银版照片一定是个阴险的恶作剧：它将幽灵的每一个分层固定并窃走，直到将幽灵和被拍摄的身体全部掏空。” 这是对于图像生成新方式的陌生感，并非真正的恐慌，所以不会造成实质意义的后果。相比而言，技术对社会生产、阶级结构、国家管理方式的巨大改变才会在社会心理层面引发恐慌，而且部分恐慌会有实践力量，可能以革命或战争的方式表现。这种情况与技术进步或大规模使用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有关。现代文明出现了很多未知状态，在技术的冲击下，传统生活与思考方式也有失序的可能，包括生产失序、社会结构失序、权力运行失序、国际竞争失序等。 除此之外，技术还会导致一些隐秘的改变，例如思维模式、时间观念、语言表述等。在剧烈的改变中，哲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等都会感受到其中的不确定性。1932年，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生产不能理性化，就会引发战争，正如不能将工作理性化一样。”20世纪的历史表明，这并非毫无根据的猜测，而是对于技术与战争状态的预言。 从表面上看，历史研究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历史研究在一些方面仍旧受到了技术的间接影响，尤其是技术对时代精神的改变。一方面，技术改变了现代历史进程，制造了很多新奇事物，也会让很多人失业、转行。这些人想要表达不满，但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们难以找到明确的行为主体。如果将技术看作是困境的起源，他们仍旧无法缓解自己的不满。另一方面，技术创造了很多脱离历史档案生成机制的领域，例如工厂、生产线，以及越来越具体、影响也越来越大的分工制度。现代语言不足以描述技术的力量，所以很多技术导致的社会变革也不会进入档案，大量的新物质或新功能没有获得命名，历史研究的未来也就处于不确定之中。1987年，乔治·杜比（Georges Duby）认识到历史学家在快速变化的现代文明中遇到的困境：“我们走到了尽头，我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在现代历史上，对于技术的担忧一直是存在的，但现代人并没有被这种情绪压倒，也没有对其置之不理。相反，一些处在人类中心主义叙事边缘的思想家试图构建技术文化，从更加完整的意义上解释现代文明。马克思在这一领域有开拓性的研究，他将技术问题视为阶级斗争的核心因素。鉴于此，他重视机器或技术与政治革命的关系。资产阶级掌握了现代技术的节奏，并控制了技术的改造力，而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控制，也被技术或机器的节奏控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机器所具有的类人化的力量：机器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 20世纪初，机器开始全面渗入人类的生活，包括阶级结构、消费模式、身体功能等，技术成为现代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出现了，现代技术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阶级对抗，一种以技术为主的政治与生活秩序出现了，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称之为机器的统治：“由于那提供人的生活的基本必需品的庞大机器把个人变成单纯的功能，它就解除了个人遵循传统规则的义务，这些旧时的传统准则曾经使社会得以巩固。” 二战后，现代思想界强化了“机器统治”的批判功能。马尔库塞重视的是技术与极权统治的密切关系。马克思认为，19世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属于阶级矛盾的范畴，但马尔库塞认为这是源自机器—技术的极权主义状态，人变成了被技术控制的工具，从而产生了一种“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技术就此改变了生产领域的内涵，其中还存在着剥削，但不是人对人的剥削，而是机器对人的剥削，人要完全服从机器的节奏和行为模式，人的身体功能为此要做出调整，于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出现了：“生产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于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 在技术极权主义的逻辑中，人没有选择权，他的生产能力是被规划好的，他的娱乐生活是被规划好的，他的视觉、听觉、触觉的反应机制在某些时刻也是被预设的。马尔库塞据此提出了新的异化论：“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这种一致化的过程并非虚构而确是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又构成了异化的更高阶段。” 上述分析是对技术问题的批判性阐释，主要目的是说明技术的负面作用。在现代历史上，技术引起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一些变化导致了人类生存状况的恶化，例如分工制度导致单调感和创造精神的萎缩；但另一些变化对于现代文明却有积极意义，因为技术的中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逻辑无法企及的社会变革，例如物质的丰富所创造的平等生存权。一味批评技术负面影响的分析视野并不完全正确；相反，如果采取相对客观的态度，充分考虑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影响，我们对技术的分析会有不同的结论。 法国思想家对此进行了研究，例如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他们并未否认技术对于人类生存的负面影响，而且试图将技术看作是现代文明的必要部分。这在现代思想中创造了一个新领域，同时也为人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共生的分析思路。 人与技术之间的确存在着对抗的因素，例如现代生活的加速、身体的工具化以及个体心理所产生的无用感等。这些状况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人与技术的对抗是客观存在的。除此之外，人与技术之间也有共生的可能，这一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被提出来了。这里的“共生”不是人类对于技术的无限妥协，而是对于技术世界的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寻找人类技术化生存的理想形式。 20世纪后期，法国思想界提出的一系列见解将“技术性的共生”变成现代性批判的新角度，其主要方向是总结现代社会的特点，说明技术对于现代人格塑造的重要性，然后在古代历史与现代历史的对比中发现人与工具的不同关系。在古代，人是工具的发明者和控制者，而在现代，机器逐渐取代人的地位，人的生产功能降低，消费功能增强。这在现代历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鉴于此，西蒙栋呼吁创造一个新知识类型，即技术学或机械学，以解释现代人的技术化：技术学或机械学“并不理所当然地属于工程师的知识范围，因为工程师所关心的是技术的整体”，“它也不属于工人的知识范围，因为工人关心的是技术的部件。这个专业需要的专家既要懂得技术的单个分子，又要能够把技术作为具体化过程来把握”。 在相关分析中，有一个困难很快出现了：无论一个人有多么强的分析能力，技术不具备语言能力。这是一个不可能突破的难题：“技术物体自身不具备任何赋予其活力的因果性，技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本体论的支配下，一直被放在目的和方法的范畴中来分析的。换言之，技术物体没有任何自身的动力。”总之，现代因果关系在面对没有主观欲求、没有语言能力的技术时失效了。 任何想通过技术理解现代历史的人最终都要面对单向度解释的问题，即无论怎么解释，都得不到反馈。他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机器的历史功能，对其质疑、批评、赞扬或客观分析，但始终无法得到来自技术的反馈，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主体性的研究对象。现代人与技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现代人对于技术的支配有没有限度？如果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也就无从应对现代技术所导致的危机：“哲学从一开始就在技术和知识之间划分的界线也成了问题……技术问题成了当代哲学论战的根本问题。” 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就此出现，即对于技术的语言学分析。这同样是一个难以深入的领域，因为技术无法与人进行情感和心理交流。在描述技术时，现代人创造了大量新词汇，用于指代机械化、电子化和抽象化的物质。这是一种单向度的指代行为，现代人在技术领域实践语言学权力，但这种实践并不充分，因为现代语言的名词类别远远不够，大量新技术或新功能没有获得命名。 尽管如此，这个角度仍旧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一个新方向，即在技术主体性欠缺的状况下，如何对待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导的单向度阐释学的不足。这个问题既存在于人与技术之间，也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人类有时候会在孤立的状态中实践思想的阐释权，他们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却无法获得研究对象的反馈。所以，现代思想对于动物和技术的研究既有相同目的，也面临着相同的困难，即如何对待那些不能言的分析对象——它们的确存在过，但由于没有语言能力，它们会在历史上彻底消失，而且不会留下一点踪迹。 三 日常生活分析：现代性批判的实证领域 20世纪后期，日常生活已经成为西方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分析领域。在现代性批判的宏观和抽象语境中，日常生活提供了具体与微观的角度，作为现代性批判的事实基础。长期以来，日常生活在现代思想中是一个边缘性的问题，被主流话语所忽视或掩盖。但随着20世纪后半叶日常生活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问题变成了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核心问题：这种边缘性是反霸权话语生产的中心，我们不仅在语言中，而且在既存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中，发现那种话语。同样，这里不是在谈论人们希望丢弃的那种边缘性，而是谈论人们驻留甚至依靠的那种边缘性，因为它增强了人们的抵抗能力，给了我们激进视角的可能性，人们以那种视角观察或创造，想象一个替代的世界。 相比于传统意义的文化批判，这是一种全新的和实证的分析视野。日常生活对于多数人而言是最基本的存在，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存在。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理性与感觉并不具备明确区分的条件，很多情况下是混合的、交错的。现代因果逻辑往往回避这种状况，日常生活由此被人忽视。如果脱离日常状态，思想分析可能会陷入乌托邦语境，尽管逻辑严谨，却不具备充分实践的可能。就此而言，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视意味着现代实证主义进入新阶段，也就是在一些场景中脱离学院式的思路，直接面对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据此阐释现代精神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布坎南（Ian Buchanan）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一个“时空体”（chronotope），反思古典哲学、现实主义文学和宏观历史研究的底层视野，然后构建“新的社会文化图景”。 由于日常生活问题对于资本主义主流话语具有批判力量，西方思想界称之为“日常生活转向”。这一转向有长时段的思想根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观、中世纪修道院文学的日常风格、现代早期文学和艺术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等。19世纪初，德国学者博伊塞雷（Sulpiz Boisserée）再次阐释这一转向的意义，即那些被人忽略的、有意义的小事，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视就是对不引人注意之事的虔敬。这一转向与20世纪西方现象学派的理念密切相关，因为日常生活是现象学派的理论来源，虽然该学派最终回归形而上学风格，但我们仍然无法回避两者的密切关系，因为现象学的目的是重视日常生活的意义。 20世纪后期，“日常生活转向”在法国思想界引发了一系列改变，日常生活最终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析领域。1981年，巴黎阿森纳图书馆举办“构建生活”（Construire pour habiter）展览，总结了法国思想界理解日常生活的方式与目的，涉及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鲁斯·贾尔（Luce Giard）、皮埃尔·桑索（Pierre Sansot）的研究。这次展览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独立的领域，并具备了相应的分析方法，“日常生活理论突破了刻板的实用主义，扩及空间、节奏、客体与实践等主题”。 法国思想界在具体分析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也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并在整体意义上推动了“日常生活转向”。这一转向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包括社会学转向、历史学转向、哲学转向以及文学转向等，其主要方式是从抽象理论和形而上学转向实证研究，在现代思想中引领了一个开拓性的学术潮流。 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理论构建方面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尽管我们不能断言其他思想家的观点直接受惠于列斐伏尔，但他的成就有标志性的意义，即用一种符合法国思想特点的方式阐释日常生活理论，使之区别于德国的现象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以及英国文化学派。 在区分英语和法语关于日常生活的内涵时，列斐伏尔采纳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在语言学意义上阐释了法国日常生活理论的特点：“'everyday life’不是对'la vie quotidienne’的完美翻译，'quotidienne’指生活的可重复性，'everyday’更倾向于平常，而不是可重复性，相比而言，'everydayness’强调可重复性，与海德格尔早期观念中的'Alltäglichkeit’相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列斐伏尔完全认同德国的现象学派，他更多的是将日常生活视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领域，强调日常生活的实践性，拒绝将之变成纯粹的思辨或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试图从中发现现代精神的特点：“日常生活状态是个体化的自我创造，其中有一种存在的感觉，希望抛弃那些受到逻辑主导的日常生活，这就意味着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具有异化和再生产的特点，而且也有自我创造的特点。” 在资本主义快速扩张的时代，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出了一个概念，即“日常生活的统治”。这是一种不同于政治意义的统治，因其主要依靠的是诱惑与想象。这种统治不是通过法律、警察、监狱等方式执行，而是借助于日常生活中的物质与景观。在此基础上，德波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景观社会”。资产阶级在日常生活领域塑造了很多迷惑性的景观，以此展示资本主义的繁华：“景观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这是一个商品的世界，它统治着所有被经历的东西。而商品世界就这般展示为它所存在的样子，因为它的运动等同于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其总体产品之间的远离运动。” 这产生了很多负面后果，即思想和道德的堕落。在景观社会中，现代人变成了被诱惑的对象，他们接受了诱惑，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表面上，诱惑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但在本质上是隐藏着堕落的政治目的的商业行为。被诱惑的人服从于其中的商业目的及其背后的政治目的，他们最终变成了被物化的人（homme réifié）：“正如在狂热教徒的激情中，或在古老宗教拜物教治愈的病人身上，商品拜物教能够到达某些痴狂兴奋的时刻。”在此基础上，德波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即日常生活政治经济学：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即劳动的手工分工和面向全球市场的大生产，商品确实表现为一种真正占据社会生活的强权。正是在这时形成了政治经济学，它既是一门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也是关于统治的科学。 在分析日常生活时，法国思想在很多方面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思想。尽管如此，在具体分析时，法国与其他地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现代人认识到这个领域的重要价值，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却无法说明这个领域的基本状况。无论处于何种时代，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却又总是被忽视。我们有时会抱怨日常生活的杂乱，并希望摆脱它，然后进入纯粹的理性领域，但它总是围在我们身边，并以庞大、坚硬、连贯、隐秘的逻辑存在着。 尽管如此，法国思想界仍没有放弃这个领域。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试图以实践回应这个问题，以直接和客观的视野深入日常语言与行为中。这个出发点与他提出的“实践感”（sens pratique）密切相关，这是“世界的内在性，世界由此出发，将其紧迫性强加于我们”。他所主导的《世界的苦难》的写作计划是一个发现新知识的实验，它致力于构建日常生活叙事，深化现象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传统认识论对于知识探索的阻碍，包括学科分化和知行分离的问题”。 法国文学家不再为了完整的故事情节而任意切割日常生活，相反他们愿意沉浸其中，以实证的方式写作。所以，列斐伏尔认为文学确定了日常生活的概念，而佩雷克则将日常生活看作是现代文学创作的基础，以此写成了《人生拼图版》，该书描写的是一幢公寓楼在一个短暂时刻的日常生活，目的是“重塑文学事件（événement littéraire）的社会、交流和制度意义”。这与乔伊斯（James Joyce）在《尤利西斯》中的态度相似。乔伊斯用一个人一天的活动说明现代城市文明的基本状况。 除此之外，法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同样在实践着“日常生活转向”。马菲索里（Michel Maffesoli）以日常生活理论为思考的起点，试图构建“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里实践涂尔干关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统一的研究思路。马克·奥热（Marc Augé）在人类学领域做出了变革，试图融合社会学与人类学，并提出一个新概念，即“当代西方社会人类学”。由于多学科的研究努力，“日常生活转向”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日常生活在实质意义上已经成为新理论的发源地。 四 结论：多学科分析的意义 法国现代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多学科分析。这个特点在启蒙时代已基本成形，之后一直影响着法国思想的方向。然而，分科制度是现代人文研究的重要背景，塑造了不同的学科及其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但在法国思想界，对于一个问题的多学科分析仍旧是主导方向，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在方法上相互渗透，以综合的视野应对现实问题。 20世纪末，对于现代思想有重要影响的年鉴学派坚持多学科的原则，尽管他们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但仍旧尽力吸取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开拓足以涵盖人类存在状态的综合视野。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创办《年鉴》杂志的目的是打开历史研究的边界，使之符合社会科学的总体要求。1929年，布洛赫在法兰西学院竞聘会上阐述了研究规划：“社会现实是一体的，一个人要解释一个机构的功能，就得将当代精神状态中的思想、情感、神话联系起来。”1941年，费弗尔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演讲中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决心致力于历史研究，我要明确地告诉他们，要勇敢地面对过去，首先要让自己有生命力，从历史多样性中发现思想的生命，因为历史学家又是地理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同时也不要无视那些以令人眩晕的节奏变革物理学的运动。 20世纪后期，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继承了这个愿望，既表现在研究领域，也表现在教学领域。以身体研究为例，高等研究院围绕这一有意义的新问题从跨学科角度开设了多门课程，例如“节奏的历史”重视人的节奏感，以及分析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节奏感知识的推动；“身体的历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综合不同的身体经验，说明身体功能及其有效性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医学史与身体知识”涉及医学意义的身体结构与功能；“舞蹈、健康和性别”参考文化史、医学史、哲学和美学理论分析舞蹈场景，以及相关的语言和想象，继而分析舞蹈与社会性别的关系：“芭蕾舞剧被视为模仿艺术，舞蹈类型有明确的分界，对于男性那是创造性的想象，对于女性那是不正常或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表象。”经过多学科的积累，多卷本《身体的历史》问世，从而确定了现代身体史的基本理论结构。 总之，在学术分科的潮流中，法国人坚持跨学科思考，以多元化的思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态度源于从整体意义上理解人类存在状态的愿望，这个愿望即使不是崭新的，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即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以什么样的方法面对它。现代分科制度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但人类生活是一个无法区分学科的实践领域，没有人会以历史学家、哲学家或文学家的逻辑去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越了学科边界。近些年来，在西方思想界，长时段理论和宏观叙事再次回归，实际上也是对多学科综合思考方式的一种期待，目的是打破现代性批判之后思想的悬停状态，进而更全面地理解这个剧变中的世界。 作者信息 徐前进，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130024。 来源 《世界社会科学》（原名《国外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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