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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发行量最大的《三国演义》版本，应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三国演义》了，我第二次购读的是2010 年10 月第30 次印刷本，书前是《三国演义》研究专家何磊先生写的〈前言〉，文末署：「一九七三年八月」，「一九八二年八月修订」，这「一九八二年八月修订」时，应是何先生的新观点了。我基本同意这篇〈前言〉中的说法，但也有不同的意见。我特别同意何先生对罗贯中及其《三国演义》中不少错误的批评，我在这里作一部分介绍。何先生批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何先生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何先生批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通过其『正面』人物来赞扬、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王道』。」「把刘备美化成一个『仁慈』的、备受人民『爱戴』的统治者，也正是把他作为『王道』的化身来进行歌颂的。」何先生举了小说中的一些编造的「描写」的例子之后说：「这种描写，企图使人们去憧憬刘备这样的施行『王道』政治的封建统治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不可能会出现这种鱼水般的融洽关系；历史上，也没有存在这种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通过刘备鼓吹『王道』的同时，还把他写成封建王朝的『正统』代表。」「《三国演义》作者批判董卓、曹操等人物，跟他的歌颂『正统』、鼓吹『王道』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也正是从这种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三国演义》对农民革命直接进行了诬蔑。小说所写的黄巾军，是汉末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但作者却一再诬蔑他们是『黄巾贼』，并通过小说中所谓『正面』人物之口，公然主张把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暴露了『王道』的虚伪性。正如鲁迅所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封建统治阶级吹嘘的什么『仁慈爱民』『广布恩德』，全都不过是欺骗人民，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虚伪口号，在这些口号的背后，是对人民群众极端残酷的屠杀和迫害。大肆宣传『王道』『仁政』的《三国演义》，同时却又公然主张把起义人民斩尽杀绝。」何先生指出：《三国演义》「宣扬了错误的有害的封建思想。」广大读者应该「剔除它的封建性糟粕，明确认识作品所歌颂的『王道』『仁政』完全是不真实的。」《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就写「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这「四五十万」人，是「四方百姓」，基本上是农民群众，黄巾军是农民起义革命军。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主张把这四五十万「四方百姓」、人民群众斩尽杀绝，这有什么「仁慈」「王道」可言？曹操、刘备、关羽、张飞，都是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起家的。罗贯中（约1330-约1400）的思想认识，远远不能和他之前一千多年的政治家曹操（155-220）相比，也远远不能和他之后五百多年的历史学家郭沫若（1892-1978）相比。郭沫若曾据《史记》说过，战国时仅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秦赵长平一战，秦白起军就把赵括军被俘虏者活埋了四十余万人，极其凶残。但他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说：东汉末年，统治者们互相残杀，人民脱离土地，不能聊生。黄巾农民起义的目的是人民要粮食，要土地，要活下去。人民要活下去，所以不得不起义。但起义军没有军粮，只是靠沿途掠取粮食过活，这是断难持久的。郭沫若说：「和军事行动不可分开的必须有粮食，这是常识问题。故『足食足兵』是相联带的事。」我认为，郭沫若说的这个「常识问题」，曹操懂得，郭沫若当然也懂得，而罗贯中未必懂得。黄巾军有几十万人，每天都要吃粮食，如果几天不吃粮，就会统统饿死。曹操、刘备、关羽、张飞都是靠镇压黄巾起义军起家的，曹操的军队也好，刘备的军队也罢，将士们也是要每天吃粮的，如果几天不吃，也会饿死。这就是常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表面上写得很热闹，打呀、杀呀，今天和这个打，明天和那个杀，后天又和别个打或杀，如此下去，没完没了，这么多的军人们是靠哪里来的粮食吃饭的呢？其实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语）。他打败了黄巾军，俘虏有三十余万人，但他并没有把这三十余万人活埋，而是「把精锐部分组织了起来」（郭沫若语）。当然首先得让这三十余万人有饭吃。罗贯中却主张把几十万人的黄巾军斩尽杀绝，也就和把这几十万人的「四方百姓」统统活埋是一样的意思，斩尽杀绝也好，统统活埋也罢，也就是要让这来自「四方百姓」的「四五十万」人全部死亡，罗贯中对他们有半点「仁慈」吗？《史记‧秦本纪》中说秦昭襄王四十七年（西元前260 年）秦国白起率军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史记‧赵世家》说赵括以军降秦，卒四十余万皆被活埋，与「尽杀之」的意思一致。比罗贯中早一千多年的曹操在这一点上倒是比罗贯中仁慈得多，仁义得多。郭沫若说得好：曹操在打败了黄巾之后，他把精锐部分组织了起来。史书上说：初平三年（192 年）冬，他击破黄巾于寿张东，追至济北，「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魏志‧武帝纪》）。这就是曹操起家的武力基础……如果曹操完全是嗜杀成性、胡作非为的人，那几十万的青州兵、百多万的农民男女，怎么能够听他指挥呢？不是倒过来把他干掉，便尽可以一哄而散，然而不是这样。曹操有了青州兵，但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同时解决，那就是军粮的问题。这个问题推迟了三年，在建安元年（196 年），终于被解决了。那就是他采用了枣祗、韩浩的建议兴立屯田。郭沫若据王沈《魏书》中说，曹操曰「定国之策，在于强兵足食……」建安元年「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郭沫若分析判断曹操于初平四年（193 年）破黄巾军之后，「男女百万余口」的黄巾农民就被曹操组织起来垦辟荒土，解决吃饭问题了，「只是屯田制度是迟了三年才见诸实施而已。」也就是说，「男女百万余口」的黄巾农民先垦辟荒土，郭说：「有曹操先设法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到建安元年（196 年）才正式实施了屯田制度。有了屯田措施，这在曹操说来就具有了青州兵，『足食足兵』的基础，所以他能够……把陶谦、吕布、袁绍、袁术等都逐步扫荡了。」郭说：建安九年（204 年）曹操把袁绍破灭了，九月就下令，使河北人民不出当年的租赋，人民都高兴。他据王沈《魏书》中记载的曹操的令文，详见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陈（建安九年）（曹操）「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寿文中说：百姓喜悦。」郭沫若说，曹操「能够恢复封建制度下的生产秩序，把人民从流离失所的情况扭回过来，从历史发展过程上来说，在当时倒是进步的事业。」郭沫若说：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在建安十二年（207 年）五月，千里远征，一直到东北辽河流域去平定了三郡乌桓，消除了当时主要的外患，而救回了被俘掳去做奴隶的汉民十余万户，总得有好几十万人。这样多的人沿途是要粮食吃的，连出于敌对意识、由吴人写成的〈曹瞒传〉，都说他曾经「杀马数千匹以为粮」（《魏志‧武帝纪》注引），可见他是重人不重马。我们如果体贴一下那被解救了的十几万户人的心理，他们对于曹操是会衷心感激的。郭沫若说：「曹操平定乌桓是反侵略性的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在曹操的武功中，我看就有两件事体最值得惊异。一件是他打了黄巾，而收编其精锐的『青州兵』，成为他武力的基础。另一件是他打了乌桓而乌桓的骑兵在他麾下成为，『天下名骑』。……他不是纯粹地以力服人，而是同时在以德服人。」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一文写得很长，我只是摘引复述了其中的一部分，请广大读者详读其全文。何磊先生说罗贯中通过《三国演义》中「所谓『正面』人物之口，公然主张把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但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是「反面」人物，历史上的曹操并未把黄巾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相反地倒是把黄巾军「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万余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成为他武力的基础，使「男女百万余口」的黄巾农民（起义军人及其家属们）有饭吃、垦辟荒土、支持曹操统一北方。罗贯中具有极为浓重的封建正统观念，他要极力美化冒牌的「皇叔」刘备，就必然要在小说中极力歪曲、丑化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塑造」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假曹操，瞒和骗历朝历代的广大读者。何磊先生说：《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这不是观察曹操的正确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何磊先生批评了《三国演义》中有许多描写都是不真实、不可信的。除了以上的一些例证而外，又如「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何先生说：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锦囊妙计」……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余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能」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状诸葛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鲁迅、何磊等等先生批评《三国演义》中有很多描写是不真实的，是胡编乱造的。何磊先生批评、分析得好，他说《三国演义》中多次「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可见罗贯中「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何先生指出：《三国演义》「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的。何先生还说：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何先生还指出：《三国演义》在描写战争方面也有错误，「作者的鲜明倾向是：『将帅』决定战争的一切，『兵士』几乎是虚设的，人民更是毫无地位。这种颠倒历史的现象，是『英雄』史观的一种表现；有些情节，则反映出作者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观点。」何先生的这篇〈前言〉很长，我不可能一一述说，请广大读者认真细读他的全文。以上我引述了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翦伯赞、易中天、李传军、宣炳善、马宝记、程晓菡、姜鹏、何磊等名人、专家、学者对《三国演义》中许多错误的批评，它在写历史真实方面远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这其实也是一个「常识」。我认为《三国演义》的发行量之所以远远超过了《三国志》及裴注，主要原因是《三国志》及裴注是文言文写的，广大读者很难读懂，我至今尚未见到有白话翻译本，而确实很需要有白话翻译本，使广大读者掌握正确的历史知识。而《三国演义》是用通俗的白话写的，又写得故事性很强，一般读者并不清楚罗贯中在小说中胡编乱造的故事情节内容极多，「美化」「神化」「丑化」「歪曲」的历史人物及史实也极多，大大小小的错误有上千处，几百年来给了上亿的中外读者大量的错误知识，京剧中一些骂曹操的戏基本上来自《三国演义》，误导了中外上亿的观众，应该推陈出新，有新版的《捉放曹》（曹操并未杀吕伯奢）等等。京剧早晚都是要改革、要进步的，我不相信五百年、一千年都不改革，都不前进！我在1959 年至1961 年上大三、大四时已读完了《鲁迅全集》，知道了鲁迅为曹操翻案之事，也听说了毛泽东为曹操翻案的事，并且读了郭沫若、翦伯赞为曹操翻案的文章，受到了许多启发。 文章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收录于《鲁歌<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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