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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20 05:47李汝中
叶圣陶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钱杏邨曾评价他的教育小说的成就在他的创作中是最好的。从一九一二年开始，叶圣陶连任十年小学教师，又曾在五所中学和三所大学任教。他从一开始就把执教与创作结合起来，将文学家的生涯与教育家的生涯合而为一，这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最典型的代表。长年的教员生涯使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界的情形了解得深切详明，对学校生活的各个侧面观察得细致入微，对教员和学生的思想状态、希望欲求、心理活动了如指掌。他以教育界、以学校生活为题材创作的“教育小说”，在他全部的小说创作中约占三分之一，而且他的描写是那样全面、深刻、精细，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匹敌。本文拟就其教育小说的时代意义和思想意义作一些粗浅探讨，意在说明叶圣陶教育小说的文学价值。 一九一九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到了三四十年代其创作日少。本文的分析侧重他的早期作品。 一、叶圣陶教育小说的时代意义 五四运动的狂飙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科学与民主的召唤使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然而，五四的狂飙还不能使中国从此艳阳高照。五四运动后，中国又呈现出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状态，民生凋敝，社会黑暗的状态。 从五四运动到一九二四年，叶圣陶这时期的教育小说主要是通过对生活细节真切细微的描绘，来暴露中国教育的各种腐败黑暗的现象。《饭》中的小学教员吴先生是一个只知赚钱吃饭、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骨气、可怜可鄙的“小人物”。作品通过吴先生乞饭的艰难，揭露了他的上司学务委员虚报学生名额骗取经费，无理克扣教员薪俸，把学校当作赚钱谋利的学店的无耻行径；通过吴先生所教的六七个学生因遭遇严重水灾而陷入“不可推想的恐怖”中，反映了广大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社会现实。 由于不大注意社会背景和人物活动环境的描绘，因而这一时期的教育小说缺乏浓厚的时代气息，但它却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旧社会整个肌体的腐败，无疑具有着一定的时代意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工农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高潮，北伐胜利进军，军阀统治风雨飘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生活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的知识分子经历了痛苦的磨炼，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叶圣陶尽管没有直接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但“五卅”惨案血的事实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而，这时期的教育小说无论短篇还是长篇，都跃动着强烈的时代脉搏。例如《潘先生在难中》就直接取材于江浙军阀混战；《夜》是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野蛮杀戮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的及时揭露；《李太太的头发》中女校长剪发前后的复杂心理的变化，则直接受到大革命时期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的影响。 一九二八年完成的《倪焕之》是叶圣陶唯一的一个长篇，因它真实可信地描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茅盾撰写了著名的论文《读倪焕之》，肯定叶圣陶完成了一项“扛鼎的工作”，并指出：《倪焕之》是他的第一个长篇，也是第一次描写广阔的世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镇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 叶圣陶在《倪焕之》里为我们展现了广阔而鲜明的历史背景。从作品开始时倪焕之和蒋冰如寒夜初次见面就“谈到袁世凯想做皇帝”，谈到“民国里会串出帝制的丑戏”；可以推算出本书情节开始的时间大致是一九一五年底或一九一六年初，作品结束时倪焕之病逝在一九二七年春。这样，情节所经历的时间大致是十一年。而这十一年也正是国内政治生活剧烈动荡的时期。这期间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例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革命风暴、五卅斗争怒涛、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在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反映。作者把这些事件与作品主人公的命运密切联系成为直接影响人物性格发展的典型环境的一部分。例如，曾目睹辛亥革命失败的倪焕之，在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时，“表示他对于政治冷淡极了”，显示了刚刚出场的倪焕之的思想状况；《新青年》提倡文学改良，倪焕之就积极响应，立即试用白话文写信，编课本，这又反映了他对社会改革的积极态度；五四运动点燃了倪焕之心中的爱国热情，使他改变了几年来不问政治的倾向；五卅运动又使倪焕之初步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在大革命高潮中，他又以无比热情去迎接北伐军，并积极参加工作；而革命的失败则又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和失望。这一切说明，在倪焕之的性格发展中，深深地刻印着时代的烙痕。 同时，倪焕之性格的发展和道路的选择揭示着深刻的时代的内容和阶级的内容。中学时代的倪焕之就被辛亥革命的浪潮所激荡，但“他的辫子同校长一样剪掉了，此外就不见有什么与以前不同”。使他一度陷入幻灭的痛苦，不再热心政治，被迫当了小学教员，他没有就此幻灭下去，很快从对革命的失望中苏醒过来，满腔热情地献身于“教育救国”的事业。他的改革方案是用理想的教育和理想的家庭影响整个社会。倪焕之由主张革命转为致力改良，是一个退步。但这个“退步”因探索本身的难能可贵又具有进步意义。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已无力领导革命，而无产阶级还未登上历史舞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连孙中山都不知救国之路在何方，所以他的退步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就是这种退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也注定是要失败的。倪焕之教育理想破灭的原因是“有田有店”的开明士绅蒋冰如校长斗不过封建恶霸蒋士镳 。这说明，在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一切离开群众实践的所谓的改革，都是不能实现的。同时又说明资产阶级虽有反封建的要求，但又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从根本上同封建势力彻底决裂，这种革命与妥协的两面性注定了他们最终失败的结局。倪焕之和金佩璋从自由恋爱直至文明结婚，组织新式家庭，这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也是一种大胆的挑战。但他精心设计和经营的“甜美的窠”一经社会接触就被击得粉碎。“他现在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理想家庭的破灭，从表面上看是由金佩璋的怀孕引起的，事实上根本原因却是封建势力的压力。“她在城里女子师范念书”，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她能做到自由恋爱、文明结婚、支持倪焕之新教育法的试验），但新思想在他的意识中还未扎牢根子（如她仍钟情于文言文），潜在的封建意识一遇温床就会迅速地滋长。她怀孕了，她由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新女性变为沉浸于繁琐家务的俗气的家庭妇女。金佩璋的转变，深刻地反映了她同时代妇女悲剧命运的历史必然性，说明在整个社会没有改革，妇女经济地位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所谓理想家庭只不过是心造的幻影。小说又一次揭示了倪焕之改革失败的原因。 “幻灭的悲凉网住他的心。”两个理想的破灭使具有远大抱负的倪焕之第二次陷入痛苦。“五四运动犹如一声信号，把沉睡着的青年都惊醒了；起来擦着眼睛对自己审察一番。”五四运动以后倪焕之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时代的教育和革命者王乐山的帮助下，认识到过去所走的是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懂得了“要转化社会，要改造社会，非得有组织的干不可。”倪焕之的这个认识反映了五四运动以后，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觉悟。于是他告别工作多年的乡间学校，到上海参加了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他参加示威游行，上街宣传讲演，到工人区体验生活，制定乡村教育计划。在斗争中初步认识到个人的渺小，工农大众则是“非常地伟大”。但是并没有真正做到同工农相结合，也未能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而且对革命需要付出怎样重大的代价也缺乏思想准备，王乐山关于随时要为革命献出头颅的一番话使他做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梦。这一切表明，倪焕之虽有很大的进步，但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以，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感到“人是比兽更具兽性的东西”，痛苦极了，终于借酒浇愁悲痛死去。这表现了倪焕之思想的脆弱。倪焕之毕竟经受过革命思想的浸润，他不愿与黑暗势力妥协，在弥留时又渴望着黑暗尽头会有光明降临。相信“将来自有与我们全然两样的人”能够获得成功。很明显：在倪焕之身上存在着理智上向往革命和感情上脆弱的矛盾，他的世界观中的矛盾，典型地概括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说明小资产阶级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 进入三十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叶圣陶这时期的作品，数量虽少，却都是艺术精品，大多收入《四三集》中。例如《一篇宣言》、《寒假的一天》、《席间》、《英文教授》等。作品都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的民族危机为背景展开对各种人物的描写，因此，这类作品也同样洋溢着较强的时代气息。 通过以上粗浅的分析，可以看出，叶圣陶的教育小说或者透过教育界的黑暗暴露整个社会的黑暗，或者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反映时代特色，作为彼一时代浪潮的回响，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二、叶圣陶教育小说的思想意义 从五四到五卅到四·一二，叶圣陶逐步树立起了坚定的革命人生观，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革命。他本着作家应该“写出全民族的普遍的深潜的黑暗，使酣睡不愿醒的大群也会跳将起来”④的创作目的，在他的教育小说中全面地暴露了旧中国教育界的黑暗，深刻地批判了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这是他的教育小说的鲜明主题。 暴露旧中国教育界黑暗的内幕，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旧社会。叶圣陶说：“我做过将近十年的小学教员，对于小学教育界的情形比较知道得清楚点……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学教育界，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来讽他一下的路上去。”从这样的创作动机出发，叶圣陶在作品里无情地从学校、办学人、教员、学生等方面来揭露旧教育存在着的种种问题。迈儿要入学，但附近的几个学校不是破烂不堪、设备太差，就是教员不负责任，几易学校都不满意（《乐园》）；学款充军饷，教员陷入失业境地（《前途》）；教员置教学于不顾，或打牌赌钱，或勾引妇女，把学校闹得乌烟瘴气（《校长》）；军阀混战逼得教员疲于奔命（《潘先生在难中》）；反动当局对爱国教员的迫害（《一篇宣言》）；视学生为“低能力”，崇尚棍棒教育的教员（《小铜匠》）……叶圣陶在作品中所写的这些情形，勾勒出旧中国学校的真实轮廓，从一个侧面对旧中国的现实进行了透辟的分析。这里，作者认为道德败坏的教员和自私无能的校长、封建式的教育，都是使学校教育陷入腐败的重要原因。这些认识虽然未抓住旧教育的要害，但他对封建教育的否定态度以及喊出“非改弦更张不可”的呼声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揭出黑暗的根源，期望光明的“那一面”。叶圣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过：“当时仿佛觉得对于不满意不顺眼的现象总得'讽它一下。讽了这一面，我期望的是在那一面，就可以不言而喻。”⑤那么，他所期望的“那一面”是什么呢？《校长》叔雅所努力经营的“理想学校”；泽如所设想的《搭班子》；倪焕之试验的“理想教育”；也就是给儿童的自由发展提供具体的条件。这些被作者正面肯定的方法和措施，就是他所期望的“那一面”，其实也就是叶圣陶在他的教育论文里提出过的“替儿童布置个极适当的环境”的教育主张。毫无疑问，它同禁锢儿童个性发展的封建教育思想针锋相对，在当时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 我们又注意到，在《倪焕之》中，倪焕之的“理想教育”的试验失败了，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帮助下，倪焕之认识到过去所走的是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作品对主人公倪焕之曾经实行的新教育法的批判，也正是叶圣陶对自己过去曾经有过的某些类似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和主张的否定，这是叶圣陶思想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冷峻地解剖现代小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国民劣根性。叶圣陶是以描写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著称的作家。《饭》中的小学教员吴先生，《校长》中的小学校长叔雅，《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搭班子》中的新任校长泽如，《前途》中的小学教员惠之等等，这些人物心灵的污垢：软弱、自私、动摇、空虚，在叶圣陶的笔下都被剔抉而出。 《潘先生在难中》是描写小市民知识分子灰色人生的代表作品。小说以一九二四年军阀混战的动乱年代为背景，以平静冷峻的叙述，展现人物的生活细节，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惟妙惟肖地刻划了一个二十年代不觉悟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 “难中”的潘先生首先是惊惶失措，他既没有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严肃的思考，也没有找到自己在战争中应有的人生立场，只是本能地为保全性命奔逃。他带着妻儿好不容易从让里逃到上海，一旦逃到帝国主义保护下的租界，便又感到“乐哉乐哉”了。以苟全性命为目的的人生态度表露无疑；接着潘先生从报上看到顾局长“学自然照常要开的”话，就为自己的饭碗而忧虑，终于又撇下妻儿仓皇地只身返回让里办理开学的事务。校长的位置保住了，然而形势进一步逆转，既要保全性命又要保饭碗，潘先生表现出了很高的“智慧”。连忙加入红十字会，家中插上红十字旗，胸上别上红十字徽章，还为远在上海避难的妻儿各要了一个“救命的神符”，他又为保全了家财性命而窃喜了。然而风声更紧了，潘先生又为性命担起忧来：“这徽章虽说有用处，可是没有人写过笔据，万没有用，又向谁去说话？——枪子炮弹劫掠放火都是真家伙，不是耍的……”于是他丢下王妈，携带细软，逃到洋人的“红房子”。作者把潘先生自私、卑怯的性格勾勒得淋漓尽致。战乱结束后，潘先生为军阀题写了谄媚的匾牌，尽管他“仿佛看见许多影片，拉夫，开炮，焚烧房屋，奸淫妇女，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在眼前一闪”却无法阻挡他写下“功高越牧”、“威镇东南”等歌颂军阀和军阀战争的标语。作者独具匠心的结尾，进一步揭示了潘先生麻木不仁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在潘先生的形象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传统中国文化中受人景仰为人师表的教师人格。潘先生没有民族忧患意识，但也没有卖身投靠，完全丧失人格，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灰色庸俗萎琐却又自以为能。这也正是现代一部分小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的精神弱点。作者怀着一定的同情描绘了军阀战争给他带来的不幸，但对他那麻木不仁的灰色人生却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批判。 叶圣陶的教育小说正是通过这类灰色人物形象的塑造，揭露了教育领域中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痼疾，为鲁迅致力的“改造国民性”的命题又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批判灰色人生，也期望光明的“那一面”。像《城中》里的丁雨生、《抗争》里的郭先生，《一篇宣言》里的王咏沂，就是告别了灰色人生的代表。他们是有理想、有作为的新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丁雨生为达到从改造教育入手进而改造社会的目的，在流言与恫吓面前不动摇，执着地前进。郭先生则更进一步，懂得了要“抗争”就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出路”的真理。于是他发动起广大教师实行同盟罢教。王咏沂，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祖国土地的时候，勇敢地挺身而出，代表全城职员起草了一篇义正辞严的爱国宣言。反动的教育厅追查下来，解除他的职务，他“头也不回走出校门”。从这些艺术形象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叶圣陶所期望的，热情歌颂的“那一面”。 叶圣陶通过这些作品的艺术描写指出，不改变社会制度，要办好学校，搞好教育事业，是不可能的；要使黑暗的现实改变成为光明的世界，必须向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我们也看到，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社会矛盾异常复杂的时代，叶圣陶以自己的作品，有力地表明了他坚决与受难的坚强的人民站在同一立场上，鲜明地表现了自己的爱国立场。因此，叶圣陶的教育小说具有鲜明的、深刻的思想意义。 （李汝中，东营职业学院教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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