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诗传
武陵后学少白轩撰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人。年十岁时，塾师以「一路春鸠啼落花」为题，答曰：「春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师异之，翌日复以「一览众山小」相难，应声曰：「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师叹为天才，乃语其父母云：「此子相貌五秀格，必非池中物，他日当光大门闾。」
少有大志，颇思树立勋名，尝取万国公报及制造局所出之书以尽读之，究心时务，不喜义理考据之学。年二十四，以乡试第一补廪膳生，次年拔贡。广东学政使幕宾周朗山琨奇其文，昌言于众曰：「过岭以来所见士，君一人耳。」遂与订交。越四载，屡试不售，乃有「平生揽辔澄清志，足迹殊难出里闾」之叹。然则数年奔走，所知愈广，虽屡伤坎坷，弥以风节自砺，忧心时局，识者莫不嘉之。光绪初，海禁大开，外人足迹如履户庭，遵宪以国家非留心外交，恐难安枕，尝谒李鸿章于烟台，毕陈形势。鸿章许以霸才。是年以举人入赀为道员，旋充使日参赞，外交生涯，遂由兹始。
遵宪初为诗，即不拘常格，慕其乡宋湘之诗风，兼取客家山歌之长，尝作《杂感》云：「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盖不满于陈陈相因之习，大言骇世，后不遽为常轨，《致周朗山函》有论曰：
遵宪窃谓诗之兴，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虽有奇才异能英伟之士，率意远思，无有能出其范围者。虽然，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夫声成文谓之诗，天地之间，无有声，皆诗也，即市井之谩骂，儿女之嬉戏，妇姑之勃溪，皆有真意以行其间者，皆天地之至文也。
不能率其真，而舍我以从人，而曰吾汉、吾魏、吾六朝、吾唐、吾宋，无论其非也，即刻画求似而得其形，肖则肖矣，而我则亡也。我已忘我，而吾心声皆他人之声，又乌有所谓诗者在耶？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言。必执一先生之说，而媛媛姝姝，则删诗至《三百篇》止矣，有是理哉？是故论诗而依傍古人，剿说雷同者，非夫也。
吾今日所遇之时，所历之境，所思之人，所发之思，不先不后，而我在焉。前望古人，后望来者，无得与吾争之者。而我顾其情，舍而从人，何其无志也？虽然，吾身之所遇，吾目之所见，吾耳之所闻，吾愿笔之于诗，而或者其力有未能，则不得不藉古人而扶助之，而张大之，则今宪所为，皆宪之诗也。先生顾其情，性情意气，可得其大概。至笔之于诗，则力有未能，则藉古人者，又后此事。惟先生教之！
盖为遵宪平生论诗之纲目也。又以科举为无用之学，尝作《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论曰：「祖宗养士恩，几费大官钱。徒积汗牛文，焉用扶危颠。到此法不变，终难兴英贤。中兴名世者，岂不出其间。」丙子中试后犹曰：「试思科第定何物，长此羁贫却恼公。」直以科甲为覆瓿耳。十二月，何如璋充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要其同行。遵宪亦以国事糜烂不堪为，遂决意赴日。次年八月始成行。临别，题半身写真分赠诸友云：「如此头颅如此腹，此行万里亦奇哉。诸公未见靴尖趯，待我扶桑濯足来。」
遵宪长于外事，才敏达而志果决。尝语如璋曰：「世伯处事，诚不我若也。」如璋惊问其故。徐曰：「世伯每决一事，必顷易其谋，某则必察其周详，乃定其办法，一以贯之，决不改易。」如璋欣然称善，公事遂统付遵宪主办。琉球事作，使署往返案牍十馀函，出遵宪手者，十七八也。六年，与何如璋、曾根俊虎、宫岛诚一郎等创兴亚会，又尝为《朝鲜策略》，为彼谋防俄、亲中、结日、联美之策。八年，移旧金山总领事，作留别日本友人五首云：
远泛银河附使舟，眼看沧海正横流。欲行六国连衡策，来作三山汗漫游。唐宋以前原旧好，弟兄之政况同仇。如何瓯脱区区地，竟有违言为小球。
占此江山亦足豪，凌虚楼阁五云高。人饶春气花多媚，山入波流地尚牢。六代风流馀蜡屐，百家磨炼惜名刀。廿年多少沧桑感，尽日凭栏首重搔。
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王母环来夸盛典，吾妻镜在访遗编。若图岁岁西湖集，四壁花容百散仙。
海水南旋连粤峤，斗星北望指京华。但烦青鸟常通讯，贪住蓬莱忘忆家。一日得闲便山水，十分难别是樱花。白银宫阙吾曾至，归与乡人信口夸。
沧溟此去浩无垠，回首江城意更亲。昔日同舟多敌国，而今四海总比邻。更行二万三千里，等是东西南北人。独有兴亚一腔血，为君户户染红轮。
盖德川氏秉政以来，日人不复见中国士人久矣。遵宪既至，执贽造之者盈户。或笔谈请益，或招饮从游，皆以得一语之评骘为荣。遵宪尝曰：「文章之佳，由于胸襟气识，寻章摘句，于字句中求生活，是为无用人耳。」「诗之为道至博且大，若土地焉，如名山大川，自足壮大，则一丘一壑，亦有姿态，不可废也」。日人咸服其论。又每与其士大夫讲当时之务，以日本效欧美设议院、立新法，富强之速，为万国所未有，而中国士大夫向不措意于外事，故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兼取其国俗遗风、民情琐事，衍为小注，丳之以诗，即《日本杂事诗》也。既刊，风行东国，以为较本邦记述，尤加详焉。后埋稿于东京源氏桂林阁之园中，亲题稿冢。居东四年，与日本士人倾心以交，故临行惜别如是。
抵美时，排华之风尤炽。以华工勤俭，惠于土人，夺彼工作，遂致深嫉。三月，美国会议准《排华法案》，自此华人往美务工之例遂绝。美吏尝藉口卫生，禁虐华侨，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右于侨居邪？」美吏嘿然。乃释之。又屡有虐辱华人之行，皆依美国法律力争之。华侨利益，稍赖保全。
时美人大选，民主、共和两党鬨争。作《纪事》数首。志其乱象，意含讥讽。初，日人尚民权之说，遵宪取卢梭、孟德斯鸠尽读之，乃悟太平世必在民主，语如璋曰：「中国必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要之必变。将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既使美，睹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举总统则两党相争，大几扰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且然，况民智未开者乎？因于所著《学术》中论墨子，以申其意。
十一年，以亡母葬期在迩，乞假归国。侨胞以其折冲保全之德，致送万民伞、德政碑。八月十五夜，念去国十载，于太平洋舟中怅然有怀，望月作歌。歌云：
茫茫东海波连天，天边大月光团圆。送人夜夜照船尾，今夕倍放清光妍。一舟而外无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登程见月四回明，归舟已历三千里。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祇作寻常数圆缺。舟师捧盘登舵楼，船与天汉同西流。虬髯高歌碧眼醉，异方乐祇增人愁。此外同舟下床客，梦中暂免供人役。沈沈千蚁趋黑甜，交臂横肱睡狼藉。鱼龙悄悄夜三更，波平如镜风无声。一轮悬空一轮转，徘徊独作巡檐行。我随船去月随身，月不离我情倍亲。汪洋东海不知几万里，今夕之夕惟我与尔对影成三人。举头西指云深处，下有人家亿万户。几家儿女怨别离，几处楼台作歌舞。悲欢离合虽不同，四亿万众同秋中。岂知赤县神州地，美洲以西日本东，独有一客欹孤篷。此客出门今十载，月光渐照鬓毛改。观日曾到三神山，乘风意渡大瀛海。举头祇见故乡月，月不同时地各别。即今吾家隔海遥相望，彼乍东升此西没。嗟我身世犹转蓬，纵游所至如凿空。禹迹不到夏时变，我游所历殊未穷。九州脚底大球背，天胡置我于此中。异时汗漫安所抵，搔头我欲问苍穹。倚栏不寐心憧憧，月影渐变朝霞红，朦胧晓日生于东。
中秋对月，诗家之常调。惟其不惮以新理想入旧格调，故能逾古人之藩篱，造未有之境。赴美时，尝作《海行杂感》一组，为其诗境之一大变。其六曰：「星星世界遍诸天，不计三千与大千。倘亦乘槎中有客，回头望我地球圆。」古人以诗情暗合科学之理，遵宪以科学之理而助诗情，因势凿辟，与古为新，使今人读之，尤当有悟焉。
九月，舟抵香港，有感山河之异，作诗云：「水是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官仪。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十月抵乡。邻里各携壶浆造其门，争询海外事，具答之，如是者数月。
遵宪使美数年，政务靡密。前年遭母忧，夺情不赴，兼以限华之例，祸争不已。既归，乃决意不出。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张荫桓命仍充旧金山总领事，虑不胜任，力辞。两广总督张之洞又命为巡察南洋诸岛，以《日本国志》稿本草创，弃置可惜，谢不往。前以使美故，几于中辍，家居有暇，乃闭门发箧，重事编纂，自比王船山之著《黄书》，次年五月始成，凡五十馀万言，亟申穷变通久、物竞天择之理。寻入都，呈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图自进。鸿章荐于总署，不省。南下呈之洞荐之，仍不用。抱郁京尘，与袁昶、沈曾植、文廷式、丘逢甲等过从。昶尤以国器许之。时薛福成将使英，昶密荐遵宪，遂以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充驻英二等参赞。临行，作《自香港登舟感怀》云：
又指天河问析津，东西南北转蓬身。行行遂越三万里，碌碌仍随十九人。久客暂归增别苦，同舟虽敌亦情亲。龙旗猎猎张旃去，徒倚阑干独怆神。
既抵英，与福成相能。下行文牍，悉以任之。是年伦敦大雾频仍，白昼燃灯，咫尺不辨，遵宪后补作《伦敦大雾行》记之云：
苍天已死黄天立，倒海翻云百神集。一时天醉帝梦酣，举国沉迷同失日。芒芒荡荡国昏荒，冥冥蒙蒙黑甜乡。我坐斗室几匝月，面壁惟拜灯光王。时不辨朝夕，地不识南北。离离火焰青，漫漫劫灰黑。如渡大漠沙尽黄，如探严穴黝难测。化尘尘亦缁，望气气皆墨。色象无可名，眼鼻若并塞。岂有盘古氏，出世天再辟。又非阿脩罗，搅海水上击。忽然黑暗无间堕落阿鼻狱，又惊恶风吹船飘至罗杀国。出门寸步不能行，九衢偏地铃铎声。车马鸡栖匿不出，楼台蜃气中含腥。天罗磕匝偶露缺，上有红轮色如血。暖暖曾无射目光，凉凉未觉炙手热。吾闻地球绕日日绕球，今之英属遍五洲。赤日所照无不到，光华远被天尽头。乌知都城不见日，人人反抱天堕忧。又闻地气蒸腾化为雨，巧算能知雨点数。此邦本以水为家，况有灶烟十万户。倘将四海之雾铢积寸算来，或尚不如伦敦城中雾。
为中国诗人目击近代工业污染之先声。又作《今别离》四章，以火车、轮船、电报、写真四时物入于诗，皆得其宜，脍炙一时。义宁陈三立盛许之，谓其「质古渊茂，隐恻缠绵，盖辟古人未曾有之境，为今人不可少之诗。」
遵宪以时事自任，不屑诗人之名。四十以前所作随手散佚，既使欧，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始荟萃成编，藉以自娱。十七年，《人境庐诗草》成，自序云：
余年十五六，即学为诗。后以奔走四方，东西南北，驰驱少暇，几几束之高阁。然以笃好深嗜之故，亦每以馀事及之，虽一行作吏，未遽废也。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藉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诗》有之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聊书于此，以俟他日。光绪十七年六月在伦敦使署，黄公度自序。
稿成，旋充新加坡总领事。保侨促教，一时文风起振。尝奏开海禁，给予在洋商民护照，任其回国置业，往来从便，以坚华侨内向之心。英人责其逾权，遵宪引国际法沮之。未几，甲午变起。朝廷锐意用兵，卒不敌日，平壤既陷，日人乘势内侵。而遵宪悬于海外，徒致悲愤。次年奉命归国，充江宁洋务总办。与同人祭沈葆桢，作《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诗云：
管弦合沓钟鼓喧，左炉右鼎腾香烟。翩然被发乘云下，知公未遂神龙蟠。凭阑东望大江去，旁通闽海百由延。增城赤嵌矗弧岛，下有膏沃千良田。柘浆茶荈作银气，红尘四合城郭阗。生番攫人食人肉，侧有饿虎贪垂涎。当时倭奴轶我界，公统王师居中权。大官媕婀主和议，公唾谓不值一钱。侧闻近者议输币，乃竭水衡倾铜山。南门管钥东流柱，摇摇竟如风旌悬。流求两属忽改县，举族北辕王东迁。公言尺寸不许让，兴灭继绝兼保藩。毡裘大长议分岛，公尚摇手谓不然。岂期舐糠遂及米，神州亦竟污腥膻。巍峨钜舰古未有，凿破混沌成方圆。考工作记智述物，云房石栈相钩连。后来汉帜成一队，椎轮筚路推公先。病中呢喃造铁甲，欲聚众铁城三边。东沟一战炮雷震，轰轰洞击七札穿。人船兵甲各糜化，虫沙万数鱼鳖千。威海刘岛据坚要，漆城孰上池难填。蝝息蜷伏不敢出，如引铁锁封喉咽。天骄横肆地险失，坐令蚍蚁咸无援。曹蜍李志奄奄气，仰求敌国垂哀怜。言为众生乞生命，手书降表黄龙笺。恐公闻此气山涌，妄语诡公船犹全。就中邓林二死士，躬蹈烈火沈重渊。愿公遣使携葆羽，垂手接引援上天。金戈铁马英灵在，倘藉神力旋坤乾。吁嗟公去十六载，今日何月时何年。捧觞再拜席未散，又闻奔命囊书传。（自注：是日闻澎湖之警。）
备述当时之事，抒尽悲慨。是诗结构尤奇，盖以今昔交次穿行，昔沈文肃力主造船，今则船毁师亡，昔于日人寸土不让，今则输款割地，主权沦失。今虽祭公，亦不敢告公今日之事。盖沈文肃晚年心血，尽在造船一事矣。戊戌返乡后，补作《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等，以连章之法，次第纪实，极沉郁之致，而绝无蹊径雷同，实为古来史诗所罕有。
及马关约成，益痛恨于时局。值袁昶往江宁，语遵宪曰：「君《日本国志》，可抵银二万万。」遵宪怪问其故，昶曰：「此书稿本，关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文廷式、张謇二人。使彼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彼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亦可省矣。」条约既许以苏州、杭州为租界予日本，授受之际，遵宪适主其事。日人欲设专管租界于苏州，遵宪乃拟章程六条，阳示退让，阴靳其权，日领事竟莫能难，归报其国政府，不许。张之洞亦严斥其六条多不合宜，且未禀请督抚，遽换照会，失之急率。兼有蜚语中其受外赂以便日人。遵宪乃知事不可为，决意去职，清廷亦终屈，前拟章程遂悉废之。
十月，奉旨入觐，上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答曰：「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也。」上初甚惊，旋笑颔之。将以使英，英使赫德与遵宪有怨，谗之，遂改使德，德人以英拒之使使德，亦尼其行。乃株守待命。湘乡曾广钧读遵宪诗，序之曰：「古今以诗名家者，无不变体，君诗可谓善变。」遵宪酬之云：「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其自张新派诗之旗帜始此。
赴湖南长宝盐法道任，署湖南按察使。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遵宪与之。凡与民利民瘼相丽，而为一方民力能举者，悉属之，领以民望，而官辅其不及焉。办时务学堂与南学会，倡民治于众曰：「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之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南学会实兼学会、议会之体也，故尤重之。又略仿西国巡警之制，参以周官之法，设保卫局，整顿刑狱，删陋俗，定罚规，尝出示禁女子缠足，与设湖南不缠足总会于长沙小东街。民甚感之。湖南之治遂称天下，而谣诼首祸亦始此也。
初，康有为筹开强学会于沪上，遵宪力为襄助，尝曰：「此会之设，若志在译书刻报，则招罗名流十数人，逐渐扩充，足以集事，乃欲设大书藏、开博物馆，不能不集款，即不能不兼收并蓄。」旋遭劾禁。遵宪谋再振之，乃办《时务报》，拟招天下文士以主笔。初，遵宪阅公车所上书，喜其明白晓畅，问何人所作，或以新会梁启超对，故电召之。及晤，欲试其才，乃与论中外大势及办报新学之要旨，相谈至夜，属其归而记之。翌日天未曙，启超即来谒，出所记四五万言，遵宪大惊，起而检之，喜曰：「子真吾理想中之主笔也。」遂加录用。遵宪办报为文，务取简达，不苟为夸饰。章炳麟尝致所为文，以其多古语涩字，不利报章宣传，乃退还之。炳麟大恚，由是常詈公度。既入湘，复办《湘报》《湘学报》，倡言改革，规划周详，不数月湘中风气丕变。上闻之，谕各省效法仿行。戊戌，命以三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以久病未遽就道。甫抵上海，又因疾致养。未几，京中政变作，康梁出奔。有奏遵宪为康梁党徒者。缇骑围室两日，几受罗致。时袁昶密言于枢部，谓万不可再事钩求，致成党祸，兼以前日相伊藤博文为之缓颊，乃得旨放归。作《九月朔日启程由上海归舟中作》云：
月黑霜凝点客衣，寥天雁影乍南飞。一池水问干何事，万里风劳远送归。测镜回看星贯索，解装待问石支机。旁人莫误三能望，遥指银潢望紫微。
又尝作《雁》一首，一抒惊魂未定之慨：
汝亦惊弦者，来归过我庐。可能沧海外，代寄故人书。四面犹张网，孤飞未定居。匆匆还不暇，他莫问何如。
钱仲联评曰：「咏物至此，真得唐贤三昧。」
既返乡，重葺人境庐，以二百万钱购其邻废屋广之。遵宪粤人，尤善治生。尝治业于南洋、武昌等地，昔梁鼎芬辞钟山书院之席，遵宪意颇不然，致函曰：「许鲁斋言士夫须知治生。虑公无啖饭处耳。朋辈中受此累者多矣。惟遵宪颇舒卷目，如一日挂冠，便可归去，即杜门不出，永不求人，亦无不可。百事不如我公，此一节差足傲人也。」殆非虚言。
家居无事，乃著书讲学。常短衣楚制，独行山野间，颇以自适。惟生平驰驱少暇，诗亦不常作。乃效龚自珍作《己亥杂诗》八十九首，备叙所历。意犹未足，乃择向时闻见而欲笔之于诗者，详搜材料，俱以长篇出之。兼其一以诗史自任，故所作多为数十年间史事。甲午诸篇外，若《西乡星歌》《流求歌》《冯将军歌》《逐客篇》《番客篇》《罢美留学生感赋》《台湾行》《度辽将军歌》等，皆此时所作。又有记事若《伦敦大雾行》《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等，皆出入古今诸家之间，而不为之囿。黄景仁、龚自珍尤所办香。使英时，尝过锡兰岛，盖古师子国所在也，见卧佛一尊，乃作《锡兰岛卧佛》六首，为集中五古之最奇伟者。梁启超评曰：「煌煌二千馀言。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荷莎弥田诸家之作。余未能读。不敢妄下比骘。若在震旦。吾敢谓有诗以来所未有也。以文名名之。吾欲题为印度近史。欲题为佛教小史。欲题为地球宗教论。欲题为宗教政治关系说。然是固诗也。非文也。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人境庐集中长篇奇构，概出于此时也。
庚子，李鸿章督粤，屡电召之，以事无可为，一谒即旋。然终不能忘天下之事。拳变作，深以为忧，作《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三首、《述闻》八首纪之。未几，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遵宪心尤系之，每闻车驾所至，如己相从，累诗纪其实。体皆七律也。盖遵宪于此体，素少用心，向日所作，多以单行气行之，要皆变体。十一年归乡，乃为一变。若《小女》《即事》二首云：
一灯团坐话依依，帘幕深藏未掩扉。小女挽髯争问事，阿娘不语又牵衣。日光定是举头近，海大何如两手围。欲展地球图指看，夜灯风幔落伊威。
墙外轻阴淡淡遮，床头有酒巷无车。将离复合风吹絮，乍暖还寒春养花。一醉瞢腾如梦里，此身飘泊又天涯。打窗山雨琅琅响，犹似波涛海上槎。
范当世评曰：「七律最难于伸缩自如，转变不测，吾于此二律，尤三复味之不厌也。」
而此后作诗弥少。至戊戌放归，乃厥词大放，如《感事》八首之「谁知高后垂帘事，又见成王负扆时。」「东市朝衣真不测，南山铁案竟无名。」「心肝谁奉藏衣诏，骨肉难徵对簿词。」「柏人谁白孱王罪，改子终伤慈母恩。」「忍言赤县神州祸，更觉黄人捧日难。」《寒夜独坐卧虹榭》之「今时何时我非我，中夜起坐心旁皇。风声水声乌乌武，日出月出团团黄。」《腊月二十四日诏立皇嗣感赋》之「十世忽遭阳九厄，再传失纪仲壬年。」《庚子元旦》之「汉厄愁看正月卯，代来几协大横庚。」《有以守社稷为言者口号示之》之「要知四海为家日，终异诸侯失国时。」《闻驻跸太原》之「兵甲谁清君侧恶，衣冠各自贼中来。壶浆夹道民争献，愿祝桥从万里回。」等，皆穷极正变，无不可为。《中秋夜月》一首云：
曾闻太姆会群仙，霞缛云絪敞绮筵。齐唱人间可哀曲，却忘天上是何年。横争丛博拚孤注，醉掷陶轮碎大千。剩取山河月中影，不成沧海不成田。
沈郁悲壮，末联尤尽家国之痛。又有《京师》一首云：
郁郁千年王气旺，中间鼎盛数乾嘉。可怜一炬成焦土，留与东京说梦华。鸲鹆来巢公在野，鸱鸮毁室我无家。登城不见黄旗影，独有斜阳咽暮笳。
盖感国都之陷也。又闻俄罗斯寇东三省，夜不能寐，作《夜起》一首云：
千声檐铁百淋铃，雨横风狂暂一停。正望鸡鸣天下白，又惊鹅击海东青。沈阴曀曀何多日，残月晖晖尚几星。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梦几人醒。
以「海青击天鹅」之典，谐音俄国。其用典精审如此。三首要皆集中杰作。至此七律乃独树一帜。丘逢甲，遵宪京华之故识。甲午后，割台议起，逢甲力倡自主，事不成。乃内渡。造人境庐。抚时感事，倾心而谈。归后以七律相往还，乃至八叠，时人目之为两雄相争。丘黄并称，当始于此。或谓遵宪长于大篇，七律当放出逢甲一头。观此八唱之作，壁垒弥新，虽逢甲无以过也。
辛丑之变，纪事之诗达数十首。又拟成一空前之长篇，曰《拳团篇》，未果。及和约讲成，李鸿章殁。遵宪作《李肃毅侯挽诗》四首，其三云：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
末联自注云：「公之使俄罗斯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其四云：
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颜眼惯看。满箧谤书疑帝制，一床踞坐骂儒冠。总无死士能酬报，每驳言官更耐弹。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
末联自注云：「光绪丙子，馀初谒公，公语郑玉轩星使，许以霸才。」二十八年，遵宪再订《人境庐诗草》，成十一卷，诗六百馀首，亲以李侯挽诗四首殿之，盖有意以此收束生平，于国运、身世并深致感慨也。其弟遵庚以此后所作二题五首补续之，失其本意也。故今日所传之《人境庐诗草》皆以《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殿之。
晚年以办学育才为救国之法，尝遍览西人学术，作致梁启超书曰：「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一对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对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诫。尔后益缄口结舌，虽朝夕从公游，犹以此大事，未尝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仆初抵日本，所与游者多旧学，多安井息轩之门。明治十二三年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工党之横肆，每举总统，则两党力争，大几酿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尚如此，况民智未开者乎？因于所著学术中《论墨子》略申其意。」「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未知公之意以为然否？」是为其生平政治思想之综概也。
时启超欲作《曾国藩传》，索遵宪评其为人。曰：「仆以其学问皆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学，于今日泰西之哲学，未曾梦见也。其功业比汉之皇甫崧、唐之郭子仪、李光弼为尤甚。然彼视洪、杨之徒，张、陈之辈，犹僭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又曰：「曾文正者，论其两庑之先贤牌位中，应增其木主，其他亦事事足敬，然事事皆不可师。而今而后，苟学其人，非特误国，且不得成名。」「天之生文正，所以结前此名臣、名儒之局者也。佛言：谤我者死，学我者死。若文正者，不可谤又不可学者也，不亦奇乎？」可谓名论。
乙巳，制一艇成，颜曰安乐行窝。并题联云：「尚欲乘长风破万里浪，不妨处南海弄明月珠。」盖其绝笔也。二月二十三日，卒于家。年五十有八。
遵宪为人简傲，高自标置。以属员谒两江总督张之洞，跷脚高坐，摇头而大语。之洞不喜，乃置之闲散。后康有为语遵宪曰：「张督近于某事亦通。」遵宪昂然答曰：「吾自教告之。」其才识自负如此。与郑孝胥交，题其诗稿，中有「纡徐淡妙，将来可自成一家」之语，竟致其怨。孝胥退而记之曰：「黄实粗俗，于诗甚浅，而谬附知音者也。」后虽交从如故，而孝胥每阴诋于日记。然与陈三立、梁鼎芬等文士过从，则相谈无隙。又尝游于武昌、秦淮之间，识龙阳易顺鼎、侯官陈衍，各以诗酬答，尤与三立相赏音。三立目之为天下健者，遵宪谓其有商榷万古之情。虽诗法取径迥异，其相推挹如此。
晚年自许尤高，尝曰：「吾之五古诗，自谓凌跨千古；若七古诗，不过比白香山、吴梅村略高一筹，犹未出杜、韩范围。」丘逢甲跋其诗云：「四卷以前为旧世界诗，四卷以后乃为新世界诗。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变旧诗国为新诗国，惨淡经营，不酬其志不已，是为诗人中嘉富洱；合众旧诗国为一大新诗国，纵横捭阖，卒告成功，是为诗人中俾思麦。故分体而论，则五律与四卷以前，可谓曰美。四卷后七古乃美而大；七绝大矣，而未尽化也。已大而化，其五古乎！七律乎！地球不坏，黄种不灭，诗教永存，有倡庙祀诗圣者，太牢之享，必有一席。信作者兼自信也！悬此言集中，二十世纪中人，必有圣其言者。」又曰：「海内之能于诗中开新世界者，公外，偻指可尽。忽有自海外来与公共此土者，相去只三十西里耳！后贤推论，且将以此土为东方诗国之萨摩、长门，岂非快事？然开先之功，已日星河岳于此世界矣。」堪为知己定评矣。
既殁，海内皆挽。身后起而效之者如云，尤以《今别离》四章独成一体。然学者不过以新名词罗织入诗，启超所谓「以旧风格参新意境」者，未尝梦见。名虽高，嗣响日希。今代以来，则又自郐以下矣。
论曰：
岭南之地，濡染外风，尤胜中原。公度革新之意，当源乎此。少日为诗，不过流风乾嘉，取径定盦。西行后，浸历欧风美雨，眼界始豁，虽不暇为诗，而诗已自贮乎胸中。戊戌返乡，一泻无馀，如《逐客篇》《锡兰岛卧佛》等，皆震古烁今之巨制，无所不概，大千俱有。古人数百言之长诗，于公度为小品也。此固学识兼济乃致。其以诗史自任，恢张数十年间之国运身世，尤堪定鼎于古今。李合肥霸才之评，移之于诗，殊无愧焉。或以瑕累百出，疏于持律让之，此固大行细谨之辩，钱萼孙「著眼大处，开径自行」之言，可扫浮音。
公度晚年与梁任公书尝曰：「意欲扫去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移之于他人，而其用以感人为主。」是其新派诗之根本宗旨也。观其少日「我手写我口」之论，弥进一义矣。「不先不后，而我在焉」，斯之新可至焉。今人盛传诗界革命之说，梁任公实张之，殆其时于诗尚未稔也。晚年之皈依宋派，可证斯言。乃知任公革命之说，一如公度之「我手写我口」。后人宝之，以其迎世所需，且向日所未见尔。康瓠周鼎，识者自辨。学诗者倘执此二言为定论，恐二贤皆不受也。
或谓公度诗有新意象，而无新理致。唯以其踪迹寰球，故得先登诗界之新大陆也。果如是，则先公度而至泰西者，何尝无大诗人之属？湘阴郭嵩焘，吾国驻外大使之第一人。余尝读郭公诗，闳远阔大，其学囊涵古今，无锡钱氏父子皆盛许之。然其诗终卷无一语涉新意象。岂郭公之才识果亚于公度乎？非也。乃知诗界之哥伦布、麦哲伦，岂易得哉？岂易为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