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农历乙亥年闰八月，紧随其后的丙子春节，就来得比往年要晚一些。常言道：嫌人易丑，等人易久。这箴言对于等待转岗的人来说，同样适用。
尽管我国已经采用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元和公历作为历法和纪年，但年度任务的分解与落实、人事任免和岗位调整，都是在春节后才揭开面纱。
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全国两会的召开，时间固定在3月上旬，妥妥的春节后。
由于二月中下旬才过春节，节前的五十多个日夜，便有了漫长的感觉，让我产生度日如年的烦躁和不安。
因为领导班子的调整，领导们的分工随之变化，接踵而来的自然是部门负责人的大调整，否则人们也不会有“一朝君子一朝臣”的谶语。
尤其是调整后，分管办公室的行长，更是时不待我、毫不犹豫地提前进行人事布局，将其“意中人”提前安排到岗。只是难熬也得熬，还得带着微笑，谁让我没有和珅那套，迎合“主子”的本领呢？
要知道，接管办公室领导权的，就是分管政工部门的领导。由于在上年的政工会议期间，我没有迎合他的意图，“拒绝”了帮其写总结讲话的要求，他还会给我好果子吃吗？
领导也是普通人，同样有爱憎，还是军人出身。军人有军人的人际关系处事方式，关禁闭是常态，不服从就远离。他怎么可能不提前布局，让我从他的视线中“消失”。
姗姗来迟不等于不来，迟到了也会按时离开。除夕的前两天，我和几名同乡一起，拖家带口，重回故里，陪着亲人欢度新春佳节。
欢乐、祥和的节日，瞬间便从我们的身边溜走，告别早已步入古稀之年的母亲，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忍受等待换岗的煎熬。
随着省行经营管理办公室的组建，行里便一步一趋地组建了对口的部门，转岗的事才终于尘埃落定，到新设立的经营管理办公室继续任副职。
由于是新设立的职能机构，又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职责范围、工作内容，连设立此机构的省分行，都没有明确的定位和职能，需要自己去思考，去“创造性”地开创。
自然而然，从上到下，都存在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只能边干边思考、摸索、总结，寻找准确的内部定位。
在我看来，就是干部太多，“座位”安排不下，便增加几张椅子，让大家都有位子坐。也就是说转岗后的自己，差不多已经边缘化，成了多余的、可有可无的人。
无论你怎么描述，这内设机构的职能作用，总是或多或少地会与办公室、调研信息科的职能作用重叠，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尤其是这三个机构在基层支行层面，对口的部门都是办公室。除了菩萨多了，需要安排位子，你还能找到更科学的解释吗？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新岗位的工作量，没办法同办公室相比拟，处在无事可做的尴尬状态，就连分管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安排我们的工作。
需要增加岗位，安排位子的人并不在少数，新设立的部门还有党办。一位基层支行一把手任期结束后，被任命为党办主任。不知道是有人主动向他“检举”，还是他调阅了大家的档案，他知道当时的我是民主人士，便主动上门找我谈心。
不得不为对方角色的转换能力所折服。说是谈心，其实是上了一堂生动且有趣的党课，帮我重新唤起加入党组织的初心和激情。几天后，我的入党申请书，就递交到了科室所在支部的书记手中，请求组织考验和培养。
其实，十年前，在初为人师的时候，我便向学校的教师支部，递交过入党申请，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申请递交后，竟似泥牛入海，没有激起一点涟漪，得到任何反馈，让人摸不着头脑。
以致于在调离学校后，民主党派的老同事，竟然上门找我，动员我加入他所在的民主党派。由于首要且唯一的目标是加入共产党，面对同事的盛情邀请，耐心动员，我毫不犹豫地表示不愿意。
旗帜鲜明地回答：“即使此生得不到共产党的认可，我也不会考虑任何民主党派”的观点，让老同事在失望和尴尬中告别。
或许是申请的意愿强烈，且工作态度诚恳，能力不弱，支部收到申请后，在当月的支部大会上就一致通过，将自己列为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关注和培养。很快就通知我，参加市直机关组织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为期一周的党章、党纪、党员、党务基础知识，以及党的发展史等内容的培训，让我的信念更加坚定。培训结束后，便及时向支部书记汇报了学习情况，递交了学习心得。书记肯定了我的态度，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早日达成心愿。
由于培训时间太短，又是连续式教学，组织者没有让大家交流，也没让大家作相互介绍，上课即到，下课即走，大家也就没有互动的时间和机会。一周的学习时间结束，都不知道，同自己一起参加培训的都是谁，哪里还谈得上，结交新朋友。
也许是因为部门无法定位的结果，或者是我负责的宣传工作，一时半会没有人愿意接手，还可能是习惯了忙碌的我闲不下来，宣传职责竟然随我“转移”到新的部门。
无论是职业记者来访，还是内部有了需要宣传的素材，第一时间联系的一定是我，由我撰稿或组织、协调共同完成。
办公室几位有新闻写作意愿的小同事，大概是见我主动写的新闻稿出现下降的趋势，就利用工作之便，依据有新闻价值的材料，改写成新闻稿，送到我的面前，请我“斧正”。
刚开始自然是“悉心指导”，毫不客气地对稿件进行大篇幅的修改后，退给他们。他们将稿件重新抄写后，并没有取得我的同意，便将我的名字，写到他们的名字之前。见报后，我才发现，自己又出了“成果”。
经过数轮写写画画的往来之后 ，他们各自都掌握了新闻写作的技巧，送来的稿子也不需修改，再后来就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新闻稿件联合署名，直接投给报社、电台，被采用的比率还超高。
其结果是自己在省级以上报纸、电视台、电台上不断发表新闻稿，其数量比专司宣传职责的上年相差无几。
部门职责尚未厘清，春天的气息便悄悄降临。在桃花似火枊如烟的季节，我被选派到市委党校参加科局长进修班，再次过上学生生活。
来自全市近百名科局长参加了培训，我被分配到一班。全班48人，年龄最大的51岁，共3人，年龄最小的27岁，我属于“中间派”，但又低于平均年龄，算是偏“右”吧。
上课不久，我在教室里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当年在文昌阁下相识的老同学，一位当年在篮球场上叱咤风云的主力，此时他担任所在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只是没想到毕业十几年后的首次重逢，竟然还是在追求知识的教室里。
十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学相逢，我必须得尽地主之谊，还邀请了几位同城的同学作陪。这行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得知老朋友前来，同学们便轮流坐庄，我就成了临时“召集人”，通知到大家某日某时，到某街道的某同学家里去相聚。
当然，也结识了一批新的朋友。除了来自家乡的父母官之外，还结识了一批，过去没有打过交道，但却同在孝感，又都是财经口的同行们。从此，揭开了我们相知、相惜、相契、相互牵挂的时光。
两个月的学习时间，除了更新学历教育中的政治、经济等知识外，还重点强化了科技方面的教学。大概是绝大多数同学，从事的都是经济和行政工作，加上当年电脑的普及程度有限，对科技方面的学习都很淡漠，教学没有作业、晚上不上自习，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走读，以至于当年，学习的科技内容是什么，早已没有印象。
结业前，我们财经部门的同学，集体当了一回东道主，与任课老师来了次近距离接触。在感谢老师传授了知识，帮大家答疑解惑后，到同学所在单位的职工活动中心，去展示了一下才艺，比拼了一下嗓音。师生们无拘无束地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党校结业回到行里，为真正发挥部门职责，履行岗位责任，我多次到分行主管部门去请示，在本行找分管行长汇报工作思路、安排及推进效果。但由于始终没有明确的职责划分，理不出头绪，找不准位置，无法全身心、开拓性地开展工作。
除配合全行的中心工作、行长或者分管行长交办的临时性工作外，几乎没有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何工作。究其原因，大概是怕自己的手伸得长了，脚踩过线了，动了他人的奶酪，被同仁们诟病。
按理说，工作任务减轻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研究日常工作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一些应用分析，撰写专业文章才对，遗憾的是除了新闻稿件，在留存的资料中，竟然找不到任何专业论文发表过的证据。
依据自己对论文的把控能力，以及论文投稿（含本级银行举办的内部刊物）较高的命中率来看，要么一年没有写论文，要么就是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太低，根本不在收藏之列。
现在看来，应该是没有写作论文的可能性更大。对于为什么没有进行专业思考，现在是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
能当作大事记录的，也许就是《感谢编辑》一文，获《城市金融报》“我与城市金融报”征文三等奖；另有《改革与管理同步，治标与治本结合—孝感工行搞活信贷资产见成效》一文，被《城市金融报》，“银行管理纵深行”专栏选用。
秋高气爽的时候，我报名并参加了省分行组织的英语考试，目的是为申报高级职称做准备。只是无论考试结果如何，行里的评审会，都不可能将我作为符合标准的候选人，上报上级评审会，也就是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结果自然是没有结果。
当时，由于指标有限，能够取得高级职称申报资格的，都是关键人物，“责权对等”。说白了就是二级分行的领导，以及部分支行老资格的行长或主要业务科室负责人。像我这种连正位都没坐过的人，又怎么可能加入申报队伍，取得申报资格？唯一的作用就是陪考。
就这样，在转岗之前是等待的煎熬，莫名的烦恼，转岗之后是职责不清的迷茫，工作的无序。无厘头的折腾，当然出不了什么好的结果。在浑浑噩噩的困惑中，迎来了1997，迎来了香港回归的倒计时。
边缘化的转岗，没有给我带来新的激情和斗志，出现在眼前的全是迷茫和困惑，当然不可能取得什么大的成效。我只有在无序中摸索，在原有的职责中挣扎，在寻找新的突破中，迎接着未知的明天。
这一年，全国人大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是一个指导全国，跨世纪发展的规划；中国的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为世界之最；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举行，驻港部队组建完成，为香港的和平回归，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年，伴随着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上市，“抓大放小”成为主流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而“抓大放小”的背后，则是一个让中国企业家们豪情万丈的“世界500强”梦想，以及方兴未艾、狂飙席卷的多元化浪潮。
这一年，我先后两次参加了两级党校的学习和培训，还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成为积极分子中的一员，接受着组织的考验；但日常工作却相对处于瓶颈中，专业写作更是零成果，可依然因为“工作成绩显著”，再次被评为机关先进工作者，不知道这先进自何而来，有何贡献。
这一年，流行的歌曲是臧天朔版的《朋友》，尤其是在K厅，经常引起合唱的共鸣，我也经常加入合唱的队伍；最火的电视剧是《宰相刘锣锅》，尽管我没有追剧的习惯，但也经常会驻足观看；最振奋人心的体育赛事是在亚特兰大举办的第26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16金、22银、16铜排名金牌榜第四；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的体育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体育健儿开始在世界赛场上，展示中国风貌。
这一年，报刊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除了抓大放小、上市、多元化之外，还有世界500强、浓缩的都是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