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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已经落下去很久了，久到就连余温都已消失殆尽。在俄罗斯帝国科夫诺省的一个街心公园里，几乎很难看到人，大家似乎更向往充满光明的地方。少了来来往往的游人，这里似乎比往日更加寂静。公园几乎所有的长椅都是空荡荡的，唯独一个长椅上还坐着人。那人一直低着头，长乱的头发向下空垂着，双手紧紧的扣着椅边，使自己无法靠在椅背上，脚上那双旧皮鞋后跟不停的在面前的地面上轻轻的敲击，带动着脚面上的破旧的工装裤管随着节奏前后摆动。 通常这时候的流浪汉应该是躺在长椅上的，而这个人明显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在等人。外人很难察觉到丝毫等待的焦虑，因为他一点都不着急，甚至他不想让等待的人来到自己的面前。他根本不想坐在这里，他清楚这次等待意味着什么。就在一天前，他刚被一名警察从警察局里送了出来，彼时，他上衣的口袋里已经装有这名警察收买他的10卢布。 每周的这个时候这个工人都会在条长椅上等待着自己的同志，从他手中接过已经印制好的传单，用于工厂中的宣传。今天又到了他们接头的时间，尽管有万般不愿，同志还是远远的走来了。走来的人有清瘦的面庞和略显臃肿的上身，裹紧的上衣里就是今天要交接的传单。他虽然也对周围过于安静的环境有所警觉，但看见长椅上的同志，他还是快步走了上来。 他打开衣服，掏出一包传单，正准备要交给对方，甚至还没来得及说出“同志，你好”，四周无数的警察就向他们冲了过来。一时间，警铃声、脚步声、叫喊声、犬吠声、拉枪栓声，一股脑的向他们涌来，突然强大的声浪让他无所适从，甚至连逃跑的姿势都没做出，就被四个警察反剪双手、按倒在地，其中一名警察捡起掉落在地上的传单包裹开始确认，另一名警察冲着地上的他高叫着：“姓名！” 被警察骑在身上的瞬间，他反倒镇静了下来。他已经明显知道自己已经被“同志”出卖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时他的身价只值10卢布。听到警察的问话，他把脸侧着从地面上抬到最大限度，狠狠的盯着那双工装裤管，冷冷的说：“捷尔任斯基。” 1877年9月11日，在波兰的维尔诺省捷尔仁诺沃村，一位母亲早产了。不过，幸运的是她顺利的产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守候在一旁父亲，此时也能稍稍舒缓一些揪起的心。他满怀爱意的接过儿子，抱在怀中，从此这个孩子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菲利克斯”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幸福”。这是一位波兰父亲对儿子最质朴的希望，更是一个受压迫的波兰人心底的不屈的倔强。他希望这个孩子幸福，也希望波兰人的下一代能幸福的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国家里。然而，父亲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因为儿子的信仰和追求，使得他的一生都和父亲这个“幸福”的期许相距甚远。 19世纪初，那时的波兰王国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从1860年起，华沙陆续爆发了波兰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反对俄国殖民统治的民族大起义。但是，由于双方实力太过悬殊，起义最终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起义失败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会让统治者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更加变本加厉。沙皇开始在波兰推行更加极端的强制俄罗斯化政策。学校里、公共场所、正式函件中禁止使用波兰语，波兰语宗教书籍属于禁止之列，贵族和天主教信徒在国家机构中受到排挤。波兰民族只能在帝国的高压下苟且活命。 生命意味着希望，再不堪的时局也无法阻止崭新生命的降临。 捷尔任斯基就是在这样的大时代中降临在一个传统波兰贵族家庭。这个家庭算是小知识分子阶层，但远算不上富裕。即便如此，也足以让他在父亲的庇护之下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其他波兰人一样，父亲始终也没把自己当成俄国人。他们在家讲波兰语，每个礼拜日去天主教堂做弥撒，而不是信仰俄罗斯的东正教，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祖国波兰能够再次独立。而年幼的捷尔任斯基还没有担负起这么宏大的抱负，他只是立志要当一位大主教。 10岁时，捷尔任斯基进入维尔诺第一中学，这所特权阶层的学校以治学严谨而闻名，毕业生有俄国总理大臣彼得·斯托雷平、著名演员瓦西里·卡恰洛夫、作曲家凯撒·居伊。受到父亲的影响，捷尔任斯基仍旧保持着质朴的民族自尊，这导致了他对待学校里的俄语课十分消极，以至于他在开学的第一年就两次留级。他还因为顶撞老师而经常被关禁闭。最终他在学校里几乎厌倦了所有课程，只喜欢上一门课，神学课。 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此时的捷尔任斯基是一名虔诚了天主教徒。在幼小的捷尔任斯基眼里，神学和天主教是唯一能于苦难之中解救自己的良药。他相信只有潜心的学习，诚心的相信，全心的膜拜，才会得到上帝的垂青，只要神稍稍施以援手，就会解救他自己、他的家庭、甚至他们整个民族。他就是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中等待着。 然而，人们对宗教实用性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即便如此虔诚的信仰也有可能被改变的机会。 当捷尔任斯基阅读完从一位同学手中接过的一本书后，他开始动摇了。那本书里，作者写满了关于建立公平社会的学说。消灭统治阶级和私有财产，提倡人人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书中提到的这些名词以及作者对资本主义和阶级压迫手术刀般的剖析，仿佛为捷尔任斯基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让他开始以崭新的视角去审视这个民族正在遭受着苦难的原因。 这本书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一本神奇的书，尤其是在俄国和中国，因为没有那本书能让人读完之后就自觉的产生推翻压迫的冲动，之前没有，19世纪没有，以后也许也不会有。慢慢的，捷尔任斯基脑中的那幅上帝描绘的灿烂无比的图景，如同淋雨的油画渐渐变得模糊起来，而马克思所宣扬的未来却更像工程制图一样充满了细节，每一根线条都冲击着自己，更让自己相信它一定会有完成的一天。 他自己后来回忆道：“我曾经无比虔诚，甚至打算过去罗马天主教神学院学习，但没有成行。1894年，我六年级的时候，发生了转折，一整年都在试图向所有人证明上帝不存在。”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受到精神洗礼的捷尔任斯基不再信仰上帝，却也没有成为理想主义者。受到革命思想感召的他加入了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一年后，他自愿退学，他认为应该更深入、直接的“向人民学习”。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并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 这是这个孩子精神上第一次改变，他已经由一个神的信徒变为了一个人的信徒，他更愿意相信自己和民族的未来是要通过双手奋斗才能改变的，而不是通过双膝跪地的祈祷。 他发誓一定要推翻沙皇，要创造属于波兰劳苦大众的崭新国家。他对马克思的见解深信不疑，坚信工人阶级才是这场变革的中坚力量，而他要做的就是去唤醒他们，让他们团结起来，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那是一个比他大了10岁的学长。很多很多年后，老学长依然会印象深刻的描绘这位学弟，“瘦高个儿，性格诚实，是一个不会说谎的人”。命运就是如此有趣，这个此时他非常敬重的，并且和他有着相同抱负的学长，未来会成为他理想之路上的头号大敌，这个人就是波兰国父、独裁者、翼骑兵，毕苏斯基。 1897年3月，捷尔任斯基从维尔诺转移到科夫诺从事革命工作，他参加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用在科夫诺家里地下室中的一台胶板印刷机制作传单，并出版了第一期波兰文地下报纸《科夫诺工人报》，号召工人为争取权利而斗争。7月17日，捷尔任斯基随身带着新传单走在街上，计划将传单秘密交给自己的同志，在工厂里传播。在街心公园的长椅上，正当捷尔任斯基向他递出纸包时，警察冲了过来。“同志”向暗探局告密了。 俄罗斯宪兵试图从捷尔任斯基口中了解整个革命网络，在长达一年的拘留期里，不断要求他“真诚悔过”。尽管他们不给食物，用桦木棍拷打，但捷尔任斯基始终保持沉默，没有供出任何一个同志。 这个年仅20岁的年轻人，坚定的放弃了原有的信仰，走在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上。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才刚上路，他就遭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背叛，而背叛者恰恰还是位工人阶级同志。这一切不可避免的在捷尔任斯基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能看清楚工人阶级的两面性，革命队伍的复杂性，他们可以为了10卢布走上街头，同样也可以为了10卢布出卖朋友。他深刻的清楚了，伴随在他身边的同志，即便大家此时还在同一条道路上狂奔，但坚定而清醒的头脑永远都是少数，背叛和出卖才是多数人获利的方式。这些都让他变得更加冷静和清醒，他明白必须更加努力的去唤醒和改造工人阶级这个需要依靠的力量，同时更需要有更加直接有力、甚至是令人恐惧的方式去领导他们，去捍卫自己的理想。 在科夫诺监狱中，在写给妹妹的信里，捷尔任斯基果断的回绝了家人的同情：“你说我是个'可怜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比那些自由的、行尸走肉般活着的人幸运得多。如果我必须在监狱和毫无意义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前者，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尽管我身处监狱，却没有丧失勇气，只有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害怕监狱。” 最终，捷尔任斯基因非法传播刊物罪，被判处流放维亚特卡省的诺林斯克，刑期3年。这是他第一次被捕，第一次被流放，但这仅仅是他接下来人生的开始。 在诺林斯克，他结识了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娃，一位同样是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流放的姑娘。捷尔任斯基的初恋充满着革命的气息。每个星期三，他都会在玛格丽特家里进行马克思主义小组会议，商议继续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得到消息的县警察局局长要求捷尔任斯基停止，并且羞辱般的朗读了捷尔任斯基写给玛格丽特的信。年轻人怒不可遏，大骂局长是“恶棍”、“混蛋”。因侮辱公职人员捷尔任斯基被继续向东流放500俄里，到诺林斯克以东的斯洛博德县凯哥罗德村。 继续向苦寒的东部流放并没有削弱捷尔任斯基的斗争意志。他定期去森林中打猎、钓鱼，为自己制造逃跑的时机。一天，捷尔任斯基出去打猎后便没有回村，警察在他失踪的第7天才敲响警报。但已经太晚了。捷尔任斯基划船到达最近的火车站，从那里前往维尔诺，并在1899年抵达华沙。 而对待自己的初恋，已经逃离的捷尔任斯基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份爱情永远不会有结果，甚至他们永远都可能不会再见。他所从事的事业，注定了自己无时无刻不是处在危险之中，不知什么时候，灾难和死亡就会突然降临。他需要给爱人一个交代，也需要给爱情一个结果，但他不希望是别人，只能由他亲自作出。冷静而果决的捷尔任斯基做了个干净决绝的了断，亲手枪毙了这份情感。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他这样说：“我们最好停止书信往来，这只会让你我更加痛苦，我是一个流浪者，和流浪者交好会引火烧身，恳请你，不要再给我写信了。” 在华沙的日子里，捷尔任斯基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会”，就这样开始了秘密生活。白天藏在秘密住处写传单，写文章，只有夜幕降临后才出门，在工人中间演讲。他学会了如何与暗探周旋，如何摆脱盯梢的尾巴，如何秘密的组织集会，如何快速的让自己隐藏起来。后来，当捷尔任斯基领导国家安全机关时之所以能够如鱼得水，这段时期的地下工作的经验给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没过多久，他又被捕了，被判处5年流放，这次是在西伯利亚。残酷的环境不可能不对健康产生影响，捷尔任斯基染上了结核病。他钢铁般的意志也无法改变身体饱受摧残的伤痛，更为他以后再年富力强的岁数就溘然长逝埋下了病根。 1902年，捷尔任斯基再次逃跑回到了华沙，不过这次他没有再选择直接发动工人运动，而是前往了国外，在柏林参加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并力主建立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报》。 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捷尔任斯基结识了对他这一生最为重要的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但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见面，因为这个人改变了捷尔任斯基后半生的理念和信仰。 如果说马克思给了他一盏明灯，那么这个人则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和导师。他们彻夜长谈，这个人告诉了他很多很多道理。这个人告诉他，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个波兰在遭受痛苦，这个世界上，有着数万万受压迫的、被奴役的人民，他们不分肤色，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语言，他们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遥远的中国，他们都在为了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了争取民主，而在斗争。而这个人的名字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中国人更亲切的称呼他为“列宁”。 这时，列宁正因为莫斯科武装起义的失败而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他曾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的理科成绩尤为突出，以至于他决定选择法律专业时，老师们都为此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们一直以为他将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工程师。但后来他发现，这并没有耽误他成为“工程师”，只不过他设计制造的工程更为宏大，他的目标是一个崭新的国家。理科生的思维优势对他日后在群众中的演讲大有裨益。他在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制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 列宁很早就熟读并且深入研究了《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著作，并且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他能用通俗易通的语言把晦涩的理论知识讲解给身边的人听。对待各种质疑和不解时，他又总是表现谦虚和耐心，这似乎并不像一个理论权威的做派。他可以说是当时那个时期里，马克思主义最具天才的领悟者、继承者。但他并不想做一个空中楼阁，而是实实在在可以运转起来的机器。 正因如此，他在深入研究了俄国的农民、工人等一系列基本国情之后，对别人奉若圭臬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做了创新型的修补和完善。为此，他写下了日后在俄国革命中极具影响力的《怎么办？》一书。该书认为落后的群体应该接受先进群体的领导，并要求把党建设成为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先锋队核心、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机构。此时列宁已经完成了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到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已经深刻的理解了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任何工人运动，最终都只能以失败了告终，生命白白被失去，鲜血白白被挥洒，而工人农民却仍旧在炼狱中徘徊。他为俄国开出的药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马克思让捷尔任斯基知道了广大的劳苦大众受压迫的根源在哪里，并且推翻这些压迫的手段是需要各国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进行罢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而列宁则用发展的眼光接着告诉他，既然是革命，手段就可以再坚定一点，激烈一点，火力可以再猛烈一点，之所以工人运动很难在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就是因为资产阶级还牢牢地掌握着政权，我们必须推翻他们，取代他们，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完成政权的更替，先要砸烂这个旧世界，才能谈得上建设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取得胜利的机会太渺茫了，不妨让我们先行动起来，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做个表率，用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跟上来吧，你们也会成功的，共产主义最终会实现的。 捷尔任斯基完全被列宁完美的口才和强大的逻辑所征服，他如痴如醉的倾听、思考、讨论，他终于理解了，他曾经树立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格局都太小了，手段太温柔了。他的理想不应该是为了哪一个人去奋斗，甚至不应该是为了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去奋斗。 从这一刻起，捷尔任斯基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第二次转变，从一个人的信徒变成了一种主义的信徒。他的目光不再局限于波兰这块土地，他开始望向了世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而这位战士后半生所坚持的理想一定是要靠钢枪捍卫，此刻的捷尔任斯基已经做好了拿起它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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