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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纳、熏燃香品的器具曰熏炉或香炉。 香炉是六朝时期皇室贵胄、门阀士族、高官富商等社会中上层人士不可或缺的用具。又据《通典·丧志》记载，两晋时期还将瓦香炉定为必有的随葬品，瓷香炉随之成为六朝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类。 从考古发现来看，六朝以前的香炉多为铜质或陶质，随着东汉中晚期瓷器烧制技术的成熟，六朝制瓷业和技术颇为发达，香炉的材质也转变为青瓷质为主。六朝时期的瓷香炉虽不如汉代香炉之华丽繁复，也不如唐宋香炉之多姿多元，但亦有独特之处。 香炉类型 六朝时期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瓷香炉，为我们考察六朝瓷香炉类型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材料。这些瓷香炉依其造型大致可被归入以下五类。 第一类为博山炉。传统博山炉一般由炉盖、炉身、托盘组成，炉盖高而尖，整体像一座重峦叠嶂的山，山峦错落有致，其间有飞禽走兽，因象征传说中的海上蓬莱、博山、瀛洲三座仙山之一的博山而得名。北宋考古学家吕大临（公元1042~1090年）在《考古图》中指出：“（博山）香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1〕。 博山炉出现于西汉时期，它的出现与当时树脂类香料的制成密切相关。西汉以前，古人通常将香草放置在豆式香炉中直接点燃，此类香的特点是气味馥郁，但烟火气很大。汉武帝时期，南海地区的龙脑香、苏合香传入中原，树脂香被研制出来，这种香不仅香味醇厚，而且烟火气也不大。当然，博山炉造型的设计构思亦离不开当时由汉武帝引领的狂热的求仙风潮。当炉腹内焚烧香料时，烟气便从镂孔中飘出，朱火青烟，香气缭绕在奇禽异兽间，仿佛缥缈的云雾，使人恍若置身仙境。两汉时期，皇宫和贵族生活之中已经可以经常见到博山炉的身影，河北满城发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巧夺天工的错金博山炉就是见证，其造型和工艺令人叹服〔2〕。  〔图 1〕 褐釉博山炉 三国时期 （公元 220 ～ 280 年）通高 20.4 厘米 底径 11 厘米“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博山炉熏香时香气氤氲、缥缈虚幻的迷人意境依然点缀着六朝士人的生活。考古所见东吴西晋时期的博山式香炉继承两汉发展而来，只是更加简化，不再见到复杂的飞禽走兽类装饰，材质也以瓷质为主。如湖北襄樊菜越1号墓出土1件褐釉博山炉〔图1〕，通高20.4厘米，炉盖 呈锥状，炉身弧腹下收，与托盘中间的空心柱相通，托盘呈圆形，浅折腹，平底，炉身腹部饰有动物纹和植物纹〔3〕。 东晋时期的博山炉造型更加简洁，如江苏镇江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墓出土的1件青釉博山熏炉〔图2〕，通高20.8厘米，全器由托盘、炉身和炉盖三部分组成，碗状的炉身固定在圆形折沿平底的托盘上，盖作山峰重叠状，分三层交错排列，每层五峰，山峰之间有十个镂孔，盖顶部饰蘑菇形钮〔4〕。传统类博山炉主要流行于东吴两晋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南朝时期出现了博山炉的变体，即用火焰状尖突或变体莲瓣状突起象征山峦。变体博山炉的出现也标志着传统博山炉的衰落。火焰状尖突饰博山炉如福建福州仓山南朝齐永明四年（公元486年）墓出土1件青釉博山炉〔图3〕，全器由炉盖和底座组成，炉盖上满布火焰状尖突和通气孔，圆盘形底座连接托杯以承炉盖〔5〕。
〔图 3〕青釉博山炉 南齐永明四年（公元 486 年） 通高 16.5 厘米，口径 8.8 厘米底径 16.5 厘米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桃花山南齐墓出土（图片采自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11》，页 18） 变体莲瓣状突起饰博山炉如福建建瓯城关镇水南南朝墓出土的1件青釉博山炉〔图4〕〔6〕，盖面堆塑双重变体莲瓣纹，顶部中心还装饰一只展翅飞鸟，托盘为圆唇，浅直腹，平底微内凹。
〔图 4〕青釉博山炉 南朝时期（公元 420 ～ 589 年） 高 17 厘米，底径 10.2 厘米 福建省建瓯市城关镇水南南朝墓出土（图片采自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11》，页 35） 这些博山炉集中分布在南朝齐梁时期福建的福州和建瓯地区，可能是当地工匠根据本地风俗文化创造出来的，流通范围并不大，除福州、建瓯外，在江西永丰地区也有少量发现〔7〕，可能是区域交流与互动的结果。 第二类为豆式香炉。豆式香炉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如湖南常德跑马岗战国墓出土的陶熏炉〔8〕。西汉早期的香炉大多沿用豆形，为方便出烟，盖上通常镂有较大的几何形孔隙，部分盖顶还有鸟形捉手。这类香炉在东吴至东晋中期仍有不少，多见于长江中游地区。如湖北鄂州西山M6出土西晋时期一件青釉豆式香炉〔图5〕，盖为半圆形，上有花瓣状钮，盖上布满三角形和菱形孔，并有一个较大的半圆形孔，子母口，口沿均有绳纹，立柱中空，束腰，托盘为平沿敞口，口沿亦有绳纹，斜壁，平底内凹〔9〕。湖北枝江拽车庙东晋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墓，墓室前部的祭台上 出土一件豆式香炉，高14.8厘米，造型与前者相似，唯底部有行书体墨书文字 “是敬（？）”，且香炉内还残存有炭粒及灰烬〔10〕。
〔图 5〕青釉香炉 西晋时期（公元 265 ～ 316 年） 通高 17 厘米，底径 11.2 厘米 湖北省鄂州市西山 M6 出土（图片采自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13》，页 37） 第三类为球形香炉，附三足有承盘。这类香炉很可能是模仿自汉代的同类铜熏炉。球形带足铜熏炉在洛阳东汉、西晋墓中较为多见，两晋时期的南方地区则为瓷质。球形带足香炉通常是炉盖和炉身一体制成，炉盖部分透雕多组出烟孔，形状以三角形为多见，或留有添加香料的炉门，炉下多附有一圆形承盘。如江苏宜兴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周处墓出土的一件青釉球形香炉，通高19.5厘米，炉顶钮立一飞凤，中腰以上透雕三角烟孔，底部留有一个扁圆孔，炉下附三熊足〔图6〕〔11〕。
〔图 6〕青釉香炉 西晋元康七年（公元 297 年） 通高 19.5 厘米，盘径 17.5 厘米 江苏宜兴周处墓出土（图片采自朱伯谦主编《中国陶瓷全集 4》，页 83，图五八） 浙江嵊县西晋元康八年墓（公元298年）出土的一件青釉香炉〔图7〕，通高18厘米，整体呈圆球形，顶部立一只引颈远眺的小鸟，腹部自上而下有三组三角形镂孔，孔的内缘呈梯形，底为浅托盘，平底下有三个蹄形矮足〔12〕。球形香炉主要流行于两晋时期的江浙一带，多见于江东士族墓葬之中。
〔图 7〕青釉香炉 西晋元康八年（公元 298 年） 高 18.6 厘米，腹径 11.6 厘米，盘径 14.7 厘米 浙江省嵊州西晋墓出土（图片采自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9》，页 54） 第四类为篮形香炉。这是六朝时期新见的类型，主要流行于东吴西晋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东晋南朝墓中很少见到。如湖北鄂州东吴孙将军墓出土的1件青釉香炉〔图8〕，通高27.5厘米，口径27.5厘米，敛口、圆唇、鼓腹、圈足外撇，肩部对称堆贴两只半环系，腹部置一圆筒，筒的上端呈筒瓦状，近筒底处开小口，筒中部有一周突棱，口沿外侧及圈足各饰三道凹弦纹和斜方格网纹带饰，腹饰六道凹弦纹，间以六排圆形镂孔〔13〕。
〔图 8〕 青釉香炉 东吴时期（公元 222 ～ 280 年） 通高 27.5 厘米，口径 27.5 厘米，足径 27.2 厘米 湖北省鄂州市鄂钢饮料厂 M1 出土（图片采自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13》，页 9） 这类香炉通常体量较大，如湖北武汉武昌区钵盂山东吴墓M303出土的一件篮形香炉甚至高达43.5厘米〔图9〕，此器为敞口，扁圆腹，圈足，肩部立双半环系，篮肩刻划网纹，器腹上下各镂一排小圆孔，腹中镂三排大圆孔，圈足刻划细密弦纹，中段有三排菱形镂孔〔14〕。
〔图 9〕青釉香炉 东吴时期（公元 222 〜 280 年） 熏篮高 43.5 厘米，口径 16.4 厘米，足径 15 厘米 熏筒高 21.2 厘米，最大径 6 厘米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钵盂山 M303 出土（图片采自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13》，页 14） 第五类为足炉。此类香炉亦是六朝时期新见的类型。足炉多见附三足〔图10〕，偶有五足，尺寸通常较小，多带承盘，连盘通高不超过10厘米，是南朝中晚期颇为流行的一类香炉，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六朝墓中皆有发现。如江西赣县南齐建武四年（公元 497年）墓出土一件青釉三炉，炉高7.3厘米，口径11.5厘米，盘径13.5厘米，三足炉为敞口，外卷唇，腹斜收，三只马蹄形足，置于敞口微撇的浅盘之中〔15〕。足炉基本无盖，且体量较小，适 合手持，这类香炉的出现可能意味着香药类型或熏香方式的某些变化。
〔图 10〕 青釉盘托三足炉 南朝时期（公元 420 〜 589 年） 高 7.3 厘米，口径 9.2 厘米，底径 12.8 厘米 江西省博物馆藏（图片采自朱伯谦主编《中国陶瓷全集 4》，页 194，图二〇四） 生活用香 六朝墓葬中出土数量众多、类型多元的香炉是六朝香文化之兴盛的实物注解。此时期香文化的发达自然离不开香料贸易长足发展带来的香料增多。据学者研究，六朝时期香药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长，以多种香药配制的合香得到普遍使用〔16〕。时人对香的认识也更为深刻：当时的著作，如孙吴丹阳太守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西晋嵇含（公元263~306年）的《南方草木状》中都有对香料和香品的介绍。至南朝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香学专著，如范晔（公元398~445年）曾撰写一本香学专著《和香方》，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香学专书，可惜正文已佚，仅有自序留存。 六朝香文化在生活用香和礼仪用香两大方面进一步推广开来。墓葬中出土的香炉大多与日常用具放置在一起，表明其作为生活用器随葬。生活中使用香炉可用来装点居室，熏香可祛除不洁，改善室内空气，当时的贵族士人普遍在居室内陈放香炉以焚香，甚至连倡导节俭的曹操，亦曾告诉家人“房室不洁，听得烧枫胶及蕙草”〔17〕。作乱南方夺取梁朝政权的羯人侯景也学习了南方士人的用香风尚，在床边陈放香炉〔18〕。南朝陈太常卿、光禄大夫周弘直临终前嘱咐其家人：“敛以时服，古人通制，但下见先人，必须备礼，可著单衣裙衫故履。既应侍养，宜备纷帨，或逢善友，又须香烟，棺内唯安白布手巾、粗香炉而已，其外一无所用。”〔19〕 由此可见，会友熏香是当时上层人士的社交礼节。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地内的M10，在墓室四角的灯盏旁各放置一件香炉〔20〕，可能是模仿地面居室的陈设。香炉还大量用于熏衣。熏衣习俗的历史十分悠久，两汉时期熏衣已流行于社会上层阶级，并形成了一种礼制。贵族、官员、士大夫在正式场合需要用香料熏衣以示身份和礼貌。《汉官典识》云：“汉尚书郎给端正侍女史二人，洁衣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服。”〔21〕六朝时期熏衣更是蔚然成风，“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加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22〕。此外，六朝 士人还在读书时以焚香相伴，如陈朝“（岑）之敬年五岁，读《孝经》，每烧香正坐，亲戚咸加叹异”〔23〕。需要指明的是，虽然六朝时期香炉的数量较之前代大为增加，但用香仍是社会中上层群体的特权，或者说社会中上层人士依然是香料的主要消费群体。大多数有香炉出土的墓葬，具有一定的规格，或是墓室规模较大，或是随葬品较为丰富，表明墓主人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 礼仪用香 六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兴盛极大地推动了礼仪中香和香炉的使用。佛教仪轨中把香、花、灯烛等视为佛前必备的供养之物，供香则需要使用香炉。礼佛拜佛几乎离不开香供，在家礼佛的东晋褚太后，其日常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佛屋烧香礼拜供奉佛尊〔24〕。当时的佛教石窟造像和单体造像碑上主尊佛像前几乎都有香炉，亦常见僧徒手执香炉的形象。史载梁元帝元绎出生前，“武帝梦眇目僧执香炉，称托生王宫”〔25〕，出生后即受到笃信佛教的梁武帝的宠爱。 南朝道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陆修静制定的道教斋醮仪式中，焚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仪式，《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提到专门负责焚香的“侍香”，其职责是“料理炉器，恒令火燃灰净，六时行道，三时讲通，皆预备办，不得临时有缺”〔26〕。 在佛教和道教礼仪用香的启发和引导下，香炉和香料在六朝时期也开始用于儒家的神灵祭祀、祖先祭祀和丧祭活动之中。南朝梁武帝时期，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已经开始用香，如梁武帝在天监四年（公元505年）的郊祭中用沉香祭天，用多种香药合成的“上和香”祀地：“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27〕,这也是郊祭用香的较早记载。以儒家为指导的丧葬之礼中开始出现“烧香”仪节，南朝豫章文献王萧嶷临终前嘱咐：“三日施灵，唯香火、槃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盘，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后除灵，可施吾常所乘轝扇伞。朔望时节，席地香火、槃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28〕 在萧嶷的观念里，香已经成了重要的祭品。部分道教徒也开始以焚香的行礼的方式来祭拜祖先。天师道首领寇谦之撰写的《老君音诵诫经》中称：“今日时烧香愿言上启，便以手捻香着炉中，口并言……复上香愿言某乙三宗五祖，七世父母……后上香言，愿门内大小口数端等……复上香愿仕官高迁。复上香愿县官口舌，疾病除愈。一愿一上香，若为他人愿通，亦无苦。”〔29〕 六朝墓中的部分香炉被放置在祭台、棺前等特殊位置，很可能具有仪式功用。如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雷陔夫妇合葬墓，雷氏夫妇的随葬品皆放置在棺内，两棺外前部居中单独摆放一件青瓷香炉〔30〕。雷陔信奉道教,是在家学法的世俗奉道者，雷陔墓是少数能被确认为道教信众的墓葬之一〔31〕，棺前的这件香炉很可能是在道教仪式中使用。 佛教、道教乃至儒家仪式中用香的增多，无疑是瓷香炉得以大量制作和使用的契机。反过来，瓷香炉的使用也加快了熏香普及化的进程。瓷香炉虽然很难模仿金属香炉的华丽纤细，但它造价低，产量大，特别适应佛教和道教发展带来的更多阶层烧香礼拜的需求，成为礼拜的必备之器，人们用它供祀神灵，祈求保佑，表达敬仰崇拜之意。 结语 六朝士人日常生活中尚清谈，追求超凡脱俗，朱火青烟、氤氲幽香、袅升腾的意境恰好迎合了这种追求。佛、道两教的进一步发展也给熏香带来了些许神秘与神圣色彩。熏香渗透在六朝古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领域，它不只是一种奢华曼妙的视觉和嗅觉享受，更是通神悟道、礼敬神明的媒介。时至今日，弥漫在六朝历史中的香雾早已烟消云散，然而我们依然能够从出土所见各类造型别致的六朝陶瓷香具中，探寻曾经兴盛的六朝香文化。 注释 〔1〕[宋]吕大临.考古图[M].北京:中华书局,1987:180.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3〕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3(03):391-430. 〔4〕镇江市博物馆.镇江东晋画像砖墓[J].文物,1973(04):51-58. 〔5〕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1)[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8. 〔6〕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1)[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5. 〔7〕彭适凡.江西永丰出土一批青瓷器[J].文物,1964(01):55. 〔8〕龙朝彬.湖南常德跑马岗战国墓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03(03):36-48. 〔9〕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3)[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7. 〔10〕宜昌地区博物馆,枝江县博物馆.湖北枝江县拽车庙东晋永和元年墓[J].古,1990(12):1076-1080. 〔11〕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兼论出土的青瓷器[J].考古学报,1957(04):83106,143-151. 〔12〕嵊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嵊县清理一座西晋残墓[J].文物,1987(04):49-50. 〔13〕鄂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8(01):103-131;138-147.值得注意的是，此件香炉出土时下部还有1件青瓷簋形器，或许暗示出篮形香炉的使用方式。 〔14〕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3)[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4. 〔15〕赣州市博物馆.江西赣县南齐墓[J].考古,1984(04):345-348.〔16〕温翠芳.中古中国外来香药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17〕[宋]李昉.太平御览[M].卷九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4348. 〔18〕[唐]李延寿.南史[M].卷八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2013. 〔19〕[唐]姚思廉.陈书[M].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2:311. 〔20〕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0(07):4-20. 〔21〕[隋]虞世南.北堂书钞[M].卷一三五,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586. 〔22〕[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M].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96. 〔23〕[唐]姚思廉.陈书[M].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2:461. 〔24〕[唐]房玄龄.晋书[M].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976. 〔25〕[唐]李延寿.南史[M].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234. 〔26〕[南朝宋]陆修静.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M].道藏,9.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824 〔27〕[唐]魏征.隋书[M].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3:109. 〔28〕[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M].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2:417. 〔29〕[北魏]寇谦之.老君音诵诫经[M].道藏,18.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214. 〔3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J].文物,2001(02):12-41. 〔31〕白彬.江西南昌东晋永和八年雷陔墓道教因素试析[J].南方文物,2007(01):78-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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