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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认为杜甫的诗歌博采众长，集前人之大成，遇上诗歌发展之高峰，“适当其时”，所有才有此成就。而笔者以为，杜诗之所以伟大，并非因为“适当其时”，而是因为“适其时”，符合杜甫所处的时代与人民。 “适其时”三字，说易行难。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能真正地走到百姓中去，书写人间疾苦，为下层民众发声？许多人只往高处看，却不往低处瞧，又如何能够看得清这世界的全貌？其作品又如何能够真切地反映当时的社会与人民？
1962年冯至在纪念杜甫大会会场 杜甫是一位真真正正描摹社会与人民的诗人，用冯至先生《杜甫传》中的话所说：“杜甫的诗反映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的历史，描画了祖国一部分险要而壮丽的山川。他一生各处流浪，长期生活在人民中间，所以他大量地采用了、提炼了人民的语言，使他的诗能有那么多新奇的变化，有充足的力量来表达他所经历的一切。” 年少壮游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曾任国子监主簿，父亲杜闲，曾任奉天（陕西乾县）县令。 可以说，杜甫的青少年时期是幸运的，当时他所处的时代，恰恰是唐朝文治武功的顶点——开元盛世。他的家世虽称不上煊赫，但足以保其衣食无忧。 在他二十岁（731）到二十九岁（740）的十年内，他做过两次壮游，一次在吴越，一次在齐赵。这一时期，他所流传下来的诗作不多，以山水诗为主。 唐朝前中期的山水诗极为繁盛，以王维为代表的一众诗人承袭六朝遗风，专门在辞藻和声律上下功夫，美则美矣，却少生气。 杜甫自然也受到影响，但是他在二十八九岁时写出的那首《望岳》已显示出一个杰出诗人特出的才华：“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原来老杜也有这般恣意轻狂之时。倘若他的人生如此顺遂下去，也许人间会再多出一个李白、一个王维，却绝对会少了那一个独一无二的杜甫。 李杜相逢 744年（天宝三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得罪了高力士和杨贵妃，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同年夏，李白来到东都洛阳，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杜甫。 而杜甫正长期居住在洛阳，官僚豪绅的勾心斗角令他感到憎恶与厌烦，他写了一首诗赠给李白，其中有两句表达了他此时的心境：“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受到李白的影响，杜甫对游侠儿和求仙访道产生了兴趣，他和李白约定，一起到梁州（开封）、宋州一带去采折瑶草。他随即和李白渡过浪涛汹涌的黄河，来到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 秋季，李杜二人在梁、宋一带遇到了唐朝另一位重要诗人高適，并与之同游。“他们有时在城里的酒楼畅谈痛饮；有时登上吹台，南望芒砀山上的浮云；有时在黄昏时走上单父的琴台，北望没有边际的寒芜，好像能一直望到渤海的海滨。”（冯至《杜甫传》） 第二年的秋天，李白和杜甫在兖州城东的石门分手，临别时李白送给杜甫一首诗：“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可惜从此之后，两人并未有再见之日，金樽也无重开之时。 后来，杜甫在夔州时以两首《昔游》纪下与李白游王屋山，与李白、高適游梁、宋等事。其时，李白、高適均已去世，他在满目疮痍的乱世，忆起昔日与两位友人呼鹰逐兔、推杯换盏的往事，独怆然而涕下：“不及少年日，无复故人杯。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 韩愈《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历史上关于李杜优劣之论不知凡几，私以为李杜都是举世无双的行吟的歌者，一个歌颂自我，一个谱写社会，两人并无高下之分，也无凡俗之别。 寓居长安  杜甫在三十五岁（746）那年来到长安，这个大唐王朝的中心。他来这里的目的与绝大多数的士人一样，是为了谋求一官半职。 他的一生都抱持着儒家经世济民的理想，却始终未能在朝堂上发挥半点才能。他在长安居住了十年，最后方才求得些许功名，而他所真正得到的，是他对现实社会的清醒认知，是他诗歌艺术的升华。 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渐趋怠政，沉溺于奢靡享乐之中，以张九龄为代表的一众贤相基本离世，取而代之的是“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朝政日渐腐坏。 747年，唐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亦赴考。李林甫担心这些应征的士子入朝为官后上书揭发其奸恶之事，以“野无遗贤”为由，将这些士子尽皆黜落，其中也包括杜甫。 随后杜甫在长安日渐困顿，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去豪门府上充作门客，在这些达官显贵的鞍前马后，受些残羹冷炙：“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 751年正月，唐玄宗举行三大礼，杜甫乘机写成《进三大礼赋表》，并将其投入延恩匦，得到唐玄宗赏识，让其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其文章。然而多半是因为李林甫从中作祟，最后不了了之，没了下文。 755年十月，兴许是杜甫上给权贵的诗和赋起了作用，他终于被朝廷授予河西尉这样的小官，但他不愿任此“凄凉为折腰”之职，拒绝赴任，朝廷便改授其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正八品下。 十一月，他接受任命后，回到奉先（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子。不料刚进家门，便听见一片号啕之声，他那还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邻里都为此呜咽，他身为人父，更觉悲哀与惭愧。 他将一路上的见闻与自身的遭遇，写成了那首著名的五言古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他一生颇为确切的写照，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是成为后世耳熟能详的名句。 “这是杜甫的一篇划时代的杰作，里边反映出安史乱前社会的实况，反映出杜甫内心的矛盾与他伟大的人格；这也是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从这里我们知道，杜甫无论在思想的进步上或艺术的纯熟上都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冯至《杜甫传》） 千里流亡  〔元〕赵孟頫 杜甫像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北京附近）起兵，这场导致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正式拉开了帷幕。 756年年初，杜甫回到长安任职。五月，他从奉先带领着一家人到了白水，寄住在他的舅父崔顼的高斋中。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仓惶西逃。随后白水沦陷，杜甫只好带着家人踏上了流亡之旅。七月，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八月，杜甫告别家人，只身奔赴灵武，途中不幸被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因其位卑，在长安他并没有被关押，也没有和长安一般的官吏一样被送到洛阳，逼使投降。 他在长安悲叹时局，牵挂家人，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北宋司马光曾这样评价这首诗：“近世诗人唯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 757年二月，唐肃宗将行在迁往凤翔。四月，杜甫冒险从城西金光门逃出长安，投奔凤翔。五月十六日，唐肃宗任杜甫为左拾遗，虚职，从八品上，这便是他宦游生涯的顶点了——在一个残破的朝廷担任一名微不足道的言官。没过多久，他就因为上疏为房琯抗辩触怒唐肃宗，被视为房琯的朋党，随即被外放至华州做司功参军。 759年春，杜甫从华州来到洛阳省亲，之后在从洛阳回到华州的路上，他写下了足以让后世称其为诗史的五言古诗——“三吏”与“三别”。他以几个小人物的视角，描述了底层人民在那个动乱年代所受的无边灾难，“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令鬼神泣。 成都草堂 759年秋，对朝政和仕途感到彻底绝望的杜甫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一职，决定和家人一起搬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去居住。在秦州等地，他生活困窘，衣食不能自给，不得已只能辗转入川，投奔亲友。 759年岁末，杜甫和家人来到成都。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在城西七里浣花溪畔的一块荒地上营建了一座草堂。 “经过两三个月的经营，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不只杜甫自己欣庆得到一个安身的处所，就是飞鸟语燕也在这里找到新巢，从此这座朴素简陋的茅屋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冯至《杜甫传》） 他在成都觅得了暂时的安宁，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其中不乏名篇。（比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夜喜雨》） 760年八月，怒号的秋风将草堂上充作屋顶的茅草卷走，俄而雨下，屋漏偏逢连夜雨，自乱世以来便寝食难安的杜甫在如此潮湿的环境下彻夜难眠，“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怎料他此时突发宏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愿以一人之牺牲换得天下贫寒的士人均有广厦庇佑，免受饥寒动乱之苦。在现实的磨难之前，他并没有沉湎于自身的悲苦之中，却萌生了壮阔而又不切实际的希望。这对于年轻时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既是一种无奈，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洒脱？ 762年，杜甫的友人严武来到成都，担任剑南节度使。同年七月，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为避乱迁居至梓州（今四川三台）一带。 764年，严武二度镇蜀，杜甫也回到成都。严武上表举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这是杜甫一生中官秩最高的职位（从六品上），但他充其量只是位高权重的严武的入幕之宾，而他也于次年便辞去了职务。 诗圣末路 765年，严武在成都病逝，杜甫在成都顿失倚靠，加上他也有意返乡，于是在五月离开成都，乘舟东下，于次年春抵达夔州（今重庆奉节）。他在夔州居住了不到两年，却创作了四百三十余篇诗歌，占他现存作品的七分之二，而且有不少长篇。 其中就有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明胡应麟《诗薮》）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768年，他离开夔州，沿长江继续东下，来到荆州，随后又迁居到江陵以南的公安县。此时的杜甫贫病交加，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复江湖。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 “从这样的诗句里我们会感到，杜甫是无路可走了，他的诗歌也唱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在这阶段里说到自己的境遇时，已经没有多少高亢的声音，只有些日暮途穷的哀诉。”（冯至《杜甫传》） 此时虽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但各地依然变乱频仍，唐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力已大不如前，最终导致唐王朝灭亡的藩镇（军阀）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为了躲避战乱，抑或为了投奔友人，杜甫又沿江来到岳州（今岳阳）、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等地，在耒阳县境被洪水所阻，最终因病死于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 以上寥寥文字，实难道尽杜甫与杜诗之万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冯至的《杜甫传》。冯至先生在杜甫和杜诗的研究上，结合了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自己的创见，堪称现当代研究杜甫的学人之中的翘楚。  他作为一个现当代诗人，一个老派文人，却以一名史学家的细致和严谨，立体而全面地描绘了诗圣杜甫的一生。《杜甫传》绝不是一本堆砌史料、艰深晦涩的学术性著作，冯至先生以平易朴素的文笔，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诗中圣人。 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杜甫？ 杜甫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盛世中度过的，从中年起，国家陷入无止境的动乱之中，个人的命运被时代的命运所裹挟，命运多舛，漂泊不定。 从个人的角度而言，他实难称“圣”，他的一生并未建立半点功业，大多数的时期都要依附亲友为生，在那样的乱世面前，他是无力的，是孤独的。有些道学家攻讦他“货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虽然十分片面，但道出了部分的事实。 然而，从诗歌的角度而言，他足以当得上“诗圣”这个名头。他的诗歌，在有极高的艺术成就的同时，忠实而真切地记录了当时国家的动乱和人民的悲苦，提醒我们不忘前事，同情且尊重弱者，切勿重蹈覆辙。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千载而下，杜甫的诗歌仍然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回荡，而那些专权的野心家、弄舌的宵小……迟早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作者：浙文社 周海鸣  
《杜甫传》的正文是冯至先生撰写的关于诗圣杜甫的长篇传记。正文之后还有附录，里面收录了冯至先生的三篇关于杜甫诗歌的论述性文章和一篇关于杜甫的短篇小说，以及莫砺锋老师的《杜甫简谱》，新旧唐书的杜甫本传，元稹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历代著名杜诗诗评本对杜甫十几首重要诗作的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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