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保护浅论(全文)

时间：2022-10-26 09:31:57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摘要：本文以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空间层次为根据说明墓地保存现状，并据此提出墓地保护层级以及针对现状（变化）与原状（传统）两个维度的保护策略；同时关联“土司遗址”系列遗产提名世界遗产的背景，进一步阐发播州土司治区内部系列遗产建构的思路，构想以杨氏墓地为核心关联其他中小土司墓地以及墓地之外的其他遗存，进而确认播州土司遗产体系。

关键词：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保护；系列遗产

2015年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土司遗址（TusiSites）”系列遗产包括三处提名地：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咸丰唐崖土司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三处遗址中，以海龙屯所系播州杨氏土司地位最显、辖境最广、影响最大。区别于其他两处提名地遗存构成的多样性与综合性，此次提名的播州杨氏土司史迹并不包含杨氏家族的墓葬。究其原因，既有已知墓地分布相对分散、远离治城或军事堡垒的缘故；也有墓地相关研究深度、广度不足，本体保护不到位、景观环境不协调等问题。

一、墓地概况及遗存现状

杨氏领播七百余年，以其家族的变迁诠释了古代中国“羁縻土司”制度发展的关键段落，演绎了从唐宋羁縻治策下之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制度下之武职土司的角色转变。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播州杨氏在史称“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中覆灭，播州地区以最为极端的方式实现“改土归流”。经此一役，杨氏史迹几无幸免，地上建筑幸存者寥寥，地下遗存亦遭恶意破坏。尽管如此，部分杨氏“土司”墓葬，墓址可知，墓园可辨，墓室尚存。作为逝者空间，这些墓葬组合所构成的多处墓地，指示着播州杨氏“土司”群体远去的背影。经考古调查、发掘，已确认杨氏“土司”墓葬九座，分属四片墓地，包括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坪桥村的皇坟嘴墓地（杨粲墓，另有疑似杨氏墓葬三座）、新蒲新区新蒲镇新蒲村洪江原墓地（杨价墓、杨铿墓、杨烈墓）、汇川区高坪镇鸣庄村未山原墓地（杨文墓、杨升墓、杨纲墓、杨烈墓）、遵义县团西镇白果村雷水坪原墓地（杨辉墓）。

历经旷日持久的自然营力作用与多种方式的人为破坏，上述远离杨氏治城的四片墓地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保护压力，保存现状不容乐观。具体来看，存在以下四个层级的问题：

其一，石构墓室及墓底腰坑屡遭恶意盗扰，个别墓室出现结构性损伤；墓内随葬器物所剩无几。即使因土坑木椁葬制相对隐蔽而未经盗掘的杨价墓，也因填土重压、棺椁朽烂，致使椁内空间完全变形，遗存信息提取、记录难度较大。

其二，墓上封土流失严重，墓祭建筑及神道墓仪几无完整，墓园围墙残损断续，相对完好者如杨价墓、杨辉墓、杨烈墓墓园也仅能据遗存走向大致判断其平面形态，其他诸墓墓园情况至今未能确认。

其三，墓地景观风貌因现代建筑无序建设失去了原本空间营造的协调性，视觉通廊受到阻隔，风水意象部分消解，追祀空间的纪念性大为削弱。

其四，墓地环境面临着工业生产带来的威胁和大规模基本建设引发的用地矛盾，具体表现为墓地所依托的山川形势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山体因采矿、建厂而被破坏；水体因废水、废物排放而被污染。而洪江原墓地因中桥水库建设、蓄水大部被淹，皇坟嘴墓地环境也将因水源坝水库建设、蓄水发生深刻变化。

二、基于墓地空问层次的保护思考

前述不同层级的现状问题，对应着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内部不同的空间层次，即墓室、墓园、墓地基底景观、墓地环境。这一层次划分主要是根据营墓者关于墓葬要素建构的认识以及墓地地名对山川地物的指示。

目前，关于杨氏墓葬构成要素的基本判断主要依据既往的考古收获和未山原墓地杨爱墓一则修墓题记的指示：“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起工，统领大水田等庄局并围子口马军大总口口口砌立石坟、石门、八字墙、周围城，至弘治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工程完修，谨记。”石坟，即墓室主体；石门，即墓门（石门本身带轴，可开闭拆装，其本身可独立于墓室存在）；八字墙，即墓门两侧向外伸开的墙体（应有挡控封土的作用）；周围城，即墓园围墙。结合杨氏墓葬考古实例，上述要素基本上构成了杨氏墓葬人工营造的主体部分。从平面上看，这些要素均具有一定的边界意义，在不同程度上指示着墓地的空间层次，即石坟、石门围合的墓室空间、周围城限定的墓园范围。而更，则是以自然景观为基础，由山形水系所指示的墓地基底景观以及墓地环境，这两个层次可从墓葬出土碑志所记墓地自名中获得启示，杨氏墓地地名如“洪江原”“未山原”“雷水坪原”等，均为墓葬选址最为趋近的山川地物后缀“原”这一指示山水之间坡地的名词（皇坟嘴墓地为“俗名”，出土碑志残损，未见自名）。此外，杨氏墓葬的部分墓室底部置有腰坑，构成了墓葬中最小也是形成时间最早的独立空间（但从保护的角度来看，腰坑并不能与墓室分开讨论，这主要是因为腰坑位于墓室（墓圹底部，正常情况下并不能为我们直接观察到）。

墓地空间层次的区分首先对于考古工作者寻找、辨识遗迹现象有着明确的指导意义。最近的考古实践，特别是2013～2014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因遵义市中桥水库建设中对洪江原墓地的主要遗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揭露，进一步证明了类似空间层次的存在。而作为保护的依据，考古发掘对于墓地空间层次的揭示也为具体的保护设计规定了保护分类的内容与阐释叙述的逻辑，总体上可反映在四个层级的保护目标与措施，即对墓室安全的维护、对墓园要素的标识、对基底景观的恢复和对墓地环境的治理。

此外，已知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内部往往营建有多座墓葬，因而墓地本身又可被视为这些墓葬在空间和时间上延伸而形成的复合体。这意味着若以单座墓葬作为考察墓地空间层次的基本单位，则墓地本身可以被视为多个墓地空间层次体系相拟合的结果。故，延续墓地内部由多座墓葬组合而形成的具有历时性的空间体系，则成为墓地保护需要进一步关注的内容，这是单座墓葬保护所不具有的空间意义。

关于这个空间体系，首先是由营墓制度所造成的，这背后也包括时局、思潮、流俗、实力以及主事者之好恶等因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自然营力与人工动力又在不断塑造着这一空间体系。这使得墓地遗存及环境在理论上存在着两个维度：原状（传统）和现状（变化）。

针对播州杨氏墓葬因长期、反复的破坏而实体残缺、信息破碎的现状和可以预见的进一步劣化进程，保护措施应当以改善墓葬要素的安全状态、减缓其褪变过程为基本目标，并尽可能地通过各类信息的获取及相关研究释读、联缀、重构历史信息。而在杨氏墓葬屡遭蓄意破坏的情况下，为了获取信息，抢救性清理与现场保护并行应当是首要且最为有效的。

针对墓地以墓室、腰坑为主体的“内藏空间”与以墓园、景观环境为主体的“露明空间”及其所反映的营墓传统与营墓者的最初诉求，保护措施也应呈现出两种倾向：其一，维护墓地内藏空间的隐秘性和结构的稳定性，弱化对墓室主体，特别是对墓室内部的展示；其二，维护墓地外露空间的景观协调性，提升墓地整体的整洁性与可观赏性。前者侧重于保护基于逝者初衷的墓室基本功能，即藏不示人的离世居所。后者侧重于保护墓地作为纪念地的清静、肃穆，延续土司家族经营数百年的追祀空间。

三、上司治区内部系列遗产的建构

播州杨氏“土司”的逝者空间并非仅限于一个集中的区域，而是由分散多处的墓地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墓地在墓室形制、墓园设施、景观布置、山川形势上所呈现出的共性与差异使得杨氏墓地展现出独特的价值，特别是多个墓地所容纳的播州杨氏墓葬基本构成了中国西南少数族群聚居地区同一家族、同一身份、长时段相继的较为清晰的墓葬发展序列；而对景观环境的选择与营造则反映出西南山地区域独特的地理特征在塑造墓地空间方面的重要意义。多个墓地一脉相沿、支撑起共同的价值主题，其本身已透露出“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y）的特质。

“系列遗产”，这一最初作为世界遗产提名方式的概念，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基于共同价值主题的跨遗产地保护协作模式。在这一框架内，遗产整体的价值随着系列遗产组成部分的扩充不断获得学术研究与公共认知层面的支持。例如，同以逝者空间为实体的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陵寝”，在2000年登录《世界遗产名录》之后实现了两次扩展，并在2006年、2012年两版《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又进一步明确将“潞简王墓（河南省新乡市）”作为扩展项目的意向。由此，一个涵盖明清两代帝后陵寝及其所在陵区，以及因各种原因追尊改扩的皇陵和具有代表性的藩王园寝在世界遗产框架内愈发集中、深刻地诠释着古代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两个王朝皇家陵寝的实体多样性、制度完整性以及传统沿承性。

而随着“土司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提名程序，并获得国内外遗产保护机构的认可，由三处土司遗存集中分布的遗产地构成的系列遗产完成了初步整合，在整体上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cling Universal Value）获得彰显的同时，系列遗产框架内保护协作的优势也在逐渐突显。永顺彭氏、唐崖覃氏、播州杨氏三家土司遗存虽可以云贵高原北缘、东缘的山地区域这一共处的地理区域和元明土司制度发展进程这一共历的时代背景加以关联，但毕竟不同于连续分布、遗存集中的单个遗产地，其所面临的时空差异和行政区隔使得相关整合存在困难。而一旦系列遗产提名路径的确立，则使得位于三个省的三处遗产地的保护协作在国家层面获得支撑，为保证各个遗产地基础研究同步完备、保护管理水平共同提升，从中央到地方，大量的社会资源被投入到三处遗产地的保护实践中。在这一过程中，后发的遗产地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例如播州杨氏海龙屯遗址，正式的考古与保护管理工作始自申遗意向基本确定的2012年。而三年多来，以“海龙屯遗址”为中心的播州土司遗存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海龙屯遗址核心区及缓冲区内，遗存主体得到完整保护、景观环境获得强力整治，使得明万历二十八年“平播之役”中声名显赫、战后迅速沉寂的海龙屯山城获得了作为文化遗产的“尊严”。

然而，三处提名地所建构的仍是土司治区之间的关联与差异组合，未涉及各自土司治区内部的不同等级土司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在羁縻制下，中央王朝对于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管理相对松散，诸如播州地区内部，诸姓大族与杨氏家族的关系也近似部落联盟。真正到土司制度形成，中央王朝对土司职级和封贡制度的进一步明确，使得土司辖境内部的等级体系愈加完善，且各级土司也在实质上成为率土之滨的王臣，而非一姓土司之家臣。至明代中期，播州宣慰司内部建置固定，下设草塘、黄平二安抚司，真州、播州、容山、余庆、白泥、重安六长官司。各司职级明确、辖地有据，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

如今在遵义地区，我们仍能从相关史迹中找到关联这一体系的物化载体。这其中，在治所一类因各种方式的“改土归流”遭到大规模改易的情况下，存续相对完整的墓地的信息价值更易凸显，它们映照着土司群体远去的背影，也更为浓缩地指示着土司治区内部的权力关系。为此，可以播州杨氏家族墓地为核心，关联播州内部其他中小土司墓地，在未来可以预期的考古研究基础上，构建谱系明确、序列完整、职级分明的播州土司墓地价值系联体系，从逝者空间的角度阐释播州土司等级体系乃至羁縻――土司治下播州内部族群势力之间的差异与关联。

进一步来看，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通常选址于杨氏官庄之内， “洪江”、 “雷水”均作官庄名见于文献，而未山原墓地亦近于“鸣庄”，这应当有就近设置祭田以保证墓地祭祀、维护的经济来源的考量。而诸如海龙屯这样的军事堡垒兼作战时治所的城池也与杨氏官庄相拟合。墓地、治所，二者分别代表着播州杨氏土司的逝者空间与生者空间，因与杨氏官庄拟合而在选址与功能延续方面进一步产生关联，进而有机地构成了播州杨氏土司遗产的主体。

推而广之，参照杨氏遗存价值系联的思路，我们可对播州辖境内的其他中小土司遗存也作类似的关联，以确认整个播州土司遗产体系。

目前，由于缺乏类似“系列遗产”的统筹机制与学术倾向，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之间价值关系模糊，保护级别不一，管理体制混乱，墓地及墓地间层面的保护管理基本空白，且在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出现无视各墓地作为播州杨氏“土司”逝者空间的整体性、严重背离墓地历史原貌与功能的旅游开放设想。例如在杨粲墓附近打造“土司王府”、杨辉墓周围建设“土司城”的旅游规划意向在一定程度上已造成了公共误解，伤害了“土司”墓地的传统真实性。

针对这一问题，眼下最要者应当以“土司遗址”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土司考古取得重要进展为契机，尽快以“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的名义整合各墓地文物遗存，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粲墓为基础，扩展为由四片墓地构成的新的“国保单位”实体，进而优化用于各墓地保护的资源分配。

四、结语

在“土司考古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勃兴之际，面对播州土司物质材料的湮灭与非物质材料的失传，我们的工作仍显滞后。本文有关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保护及系列遗产建构的延伸思考仅仅是基于现有考古所获与保护设计实践所提出的一些初步想法。具体操作与成效还需要相关保护规划及保护方案的设计与“落地”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