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忆起当年搞“基建”

忆起当年搞“基建”

吕铭康

（刊于：《青岛早报》2012、10、27—23版）

我曾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一家小厂搞过“基建”。那时的所谓“基建”，主要就是土建，给企业盖房子（厂房和宿舍）。这个活，是我向厂领导毛遂自荐，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因为他们总觉得我书生气十足，又是单枪匹马，根本干不了这跑跑颠颠的活。对此，我倒是自我感觉良好。

因为我得知一家刚刚并入的厂子，曾获得省里6万元的投资兴建厂房，然而却因建材不足等等原因搁浅。我的首项基建任务就是重新请求省里下拨这6万元。于是，从未从事过基建的我，就先后跑市里的重工局和市经委、市计委，再就到省城的机械厅、省经委、省计委，尽管是完全的人生地不熟，但靠自己的努力，终于解决了投资。但直到此时，才得知已经在1968年就从市区乔迁于此的地皮还没办任何手续。为此，就得立马与当地的公社、大队协调。经过几个反复，获悉他们大队的工厂当时最需要的是我们旧车床、摇臂钻。结果彼此一兑换，皆大欢喜，地皮终于到手。现在，这里已成为青岛东部繁华的街区，时至今日目睹此情此景，我自然是感慨万千了。

在获得规划部门核准后，下一步就是厂房设计。那时建筑设计部门完全是免费的，这难度其实比花钱还大，幸亏家兄就在那里工作是“近水楼台”。

要施工，就得找建筑队。因为这是个小工程，那些大建筑公司根本就不接。于是，就只好到附近农村找临时拼凑的农民建筑队。那时的胶南还不属青岛，我就多次骑着自行车到小港坐船到黄岛，下船后径直骑车直奔当时的胶南县城。因为是计划经济，我为此同时还要备好当时最为奇缺的建筑“三大材”——钢材、木材和水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因多次到省城以至于国家某部委请示汇报，与不少有关人员甚至领导都非常谙熟，还主动帮着他们抄抄写写，打个零杂，天长日久有了感情，关系自然越来越好。他们顺利给批了一些角钢，却没有我们工程急需的钢筋。后来与外地一家客户将这些角钢换成了钢筋。水泥更是大问题，除了通过正规渠道求助于市水泥办给予解决少量散装水泥外，其他则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主要是依靠附近农村的几家民办水泥厂。木材以及砖瓦砂石，则是到处对付。待到两层的厂房拔地而起，大家就不再质疑我的基建能力了。因此，后来的有关立项、拨款和一些土建材料的调拨，也就不太困难了。

1980年，在国家某部委的鼎力支持下，同意我厂引进某国的设备和技术，据说这是当时青岛市的第一个引进项目，也属于厂里的基建工作。于是，我就从本市的一些主管部门，跑到省里的这些主管部门，最后是到北京的某部。为了一个文件的报批或批转，那就得环环紧扣地去当面请示汇报。那时，坐火车到济南是8个小时，硬座票价8块钱；到北京是16小时，硬座15·8元。我经常是坐硬座，晚上就倒卧在没有暖气管的长椅底下，根本不在乎那些不佳气味，为的是省下卧铺钱归己（这都是1966年年底，我作为教师也参加“大串联”学会的）。我曾经一周之内到过3次济南，或是一周两次北京。有时，我干脆带着8岁的儿子出差，到了某部委，就先把他安排在传达室看着小人书等着我。回到青岛往往是早上8点，就立即到就近的市局有关科室及时汇报。此时，我还利用出差忙里偷闲采访文化名人，写了许多名人专访在报刊上发表。当时，也可能是我还惑之年，虽是生活相当坎坷，经济非常拮据，还得独自抚育童年的儿子，但总没感到多么劳累，还是终日乐呵呵的。我若干年来就是这样“夹缝中求生存”，苦中求乐，乐在其中，随遇而安，习以为常了。

就这样，我的基建工作一直干到1983年。时过不久，我就奉调到某市级机关的成人干部高等教育负责教务工作了。

2012-8-4青岛“夹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