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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7月2日我所带的班级原淮安师范普师二（2）班举办入学45周年聚会活动。按惯例班主任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接受学生建议，大胆改革，讲校园故事，我还讲了个人和家里的故事，好多东西，在过去都是“隐私”，连我家人也闻所未闻，这次全部向我的学生公开了。我的一个一些思想、观念、做法，人生信条，似有些另类，但也并我所独有，比如不愿不想做官。这次聚会中获知，不少学生也颇赞赏。
4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记得48年前，刚调进淮安师范时，我还是一个三十大几的壮小伙子。而在接任你们班的班主任时才正当不惑之年。然而，就一眨眼打个盹儿的工夫，如今的我已是耄耋老人、到了“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来日无多的年龄了。难怪古人慨叹“人生如梦”！若说今天的我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了是悲观。那么当我面对也已儿孙绕膝的你们说“见一次少一次”了，那可就更加伤感、越发悲催了。 亲爱的同学，今天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日子，见到你们格外亲！这不只是因为好久不见，更因为我们相遇于淮师，结缘为师生，此乃千载难逢之幸事！彼此数十载念念不忘，既是人道至尊，也是真情所在。 回想过去，展望未来，感慨万千！ “白发青丝一瞬间，年华老去向谁言？春风若有怜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这首小诗所表达的，正是我的心意，美好的愿望。 一次小聚时，筹备组的同学要我今天讲讲话。这既是惯例，也是他们对班主任的尊重。于我而言，则更是和同学们交流、交心的好机会。所以我很看重这次讲话。认为它非同寻常。 可静下心来想，你们入学45年，班级已举办过4次聚会，作为班主任，每次都要讲话。时过境迁，这次我又该讲什么？又能讲什么？颇费思量。正在我思前想后，不知讲什么，怎么讲时。陆云飞同学给我出主意说：“许老师，你这次讲话，不要再讲大道理，就讲讲我们在淮师两年的故事。比如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咱们班在你的带领下，是如何坚持早操跑步的，这就有的说的了… …。”“许老师，给你时间，任你怎么说。”戚寿让同学附和着补充道。 听了他们的话，我心中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明亮了许多。 陆云飞的直言，犹如一道金光，使我眼前一亮；他的建议，又如一把钥匙，使我大脑洞开。他的话虽直白，毫不客气。但态度中肯有创意，言之有理，我应听取。讲话就讲“故事”的说法很新颖很新鲜。“故事”是个关键词，颇为重要。 况且，眼前的你们早已不是45年前的枝弱根浅的小树苗，而是玉树临风的参天大树了。试问：在座的你们，哪一个不是单位、部门或班级独当一面的领导人或班主任？哪一个讲话不是理论一套一套的？因此，我今天的讲话如果还是空洞无物，满口大道理，那就不只是套话、空话、废话，而且一定味同嚼蜡，枯燥乏味，引不起大家的兴趣。 不破不立，立在其中。摒弃程式化、教科书式的讲话老套路。在讲故事上动脑筋，在讲什么，怎么讲上下功夫。 别出心裁，突发奇想。我想：讲校园故事是个好创意。但是我觉得单一了些，能否再讲点我个人的和家庭的故事呢？ 灵感源自于中学时代的生活。当年我上中学时，记得同学们对老师都既敬畏又疏远，还怀有一种神密感，充满好奇心。而对自己班主任和敬佩的老师，往往会更想知道他们的一切。有时偶尔道听途说老师的一些家事，或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都会津津乐道，当作课余饭后的谈资。于是我想：如今的你们会不会和当年的我们那样，也想知道老师个人和家庭的“隐私”呢？ “隐私”和机密一样，也是有时间性的，超过限定的时间就不再是机密了。因此我今天向同学们讲的故事，实际是我保守了几十年的个人“隐私”，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今天讲讲是时候了。 下面根据讲述需要和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拟按先个人成长史、后革命家史、最后校园故事的顺序进行。 希望你们能喜欢，爱听！ 一.我的成长故事 我于1939年8月30日（阴历7月25日）诞生在灌南县汤沟镇。看了这串数字，细心的同学或许会发现：我的手机号尾数“1939”即是我的出生年，记住我的手机号，就知道我的出生年，也就知道老师我年岁几何啦！ 平时常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总说籍贯是“灌南”。其实刨根究底，我们的祖籍是南京市江宁区东山镇。在好几年前我还陪同西安来的堂弟许遐志专程去东山镇寻根访祖，并在许氏宗祠门前拍照留影。祠堂内的那副对联：“祖功宗德流芳远 子孝孙贤世泽长”，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么为何又从江南迁居沭阳呢？据许氏家谱记载：大约太平天国年间，江南大水成灾，曾祖道成公举家流落到沭阳县马厂镇并就此定居。故父辈们又说籍贯是沭阳。许氏家族是医药世家，祖辈以治病救人、行医卖药为生。曾祖道成公因排行第三，故以“许三先生”之称，在当地医界民间久负盛名。家父许云鹏，1935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遂以“寿山永”药号在汤沟镇挂牌行医卖药。祖传加科班的他，医德高尚，医术超群，亦早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享誉沭灌涟淮。由此我曾天真地推想：“梁祝”故事中的许仙也是郎中，难不成我们许家和他血脉相承，“500年前是一家”？！ 我是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服务新时代的幸运儿。有着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亲身经历。我很幸运！分享过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当家作主人的快乐。没过几年旧社会的苦难日子就全国解放了。我是高唱《东方红》，戴着红领巾的共和国第一代公民。更让我自豪、令别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年（上世纪的1957年秋）还是高中二年级学生、年仅18岁的我，虽然对党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是就已向西安市三中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报告了。期间还曾于寒暑假两次参加省、市举办的团干学习班。客观地说，彼时的我，不论是思想觉悟，还是政治表现，都是杠杠的。若按此势头发展下去，应该是前景无量的。 然而从中学到大学，再从大学到参加工作，我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直到本世纪1980年7月，历时23年的执着努力，才在淮安师范实现夙愿，成为一名中共党员。知识分子入党有多难？其间要有多么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作支撑？可想而知！ 回顾我的求学与工作经历，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953年7月之前生活在家乡汤沟和沭阳农村（跑反暂住），并完成小学学业。1953年10月一一1958年7月就读于西安市第三中学（初中3年，高中2年）。1958年8月一一1959年7月，就读于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今南师大附中）。1959年8月一一1961年7月就读于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大）中文系。1961年8月一一1972年3月任教于东海县青湖中学（11年半）。1972年3月一一1975年7月任教于东海县安峰中学（2年半）。1975年8月一一1982年7月任教于江苏省淮安师范学校。1982年8月一一1989年8月任教于淮阴市第二中学。1989年8月任教于淮阴市教师进修学校（行政区划改变后为清河区教师进修学校）直至2000年3月退休。 从1953年7月随伯父去西安求学起，到1975年8月调进淮安师范工作止，凡22年，我跨越于江苏与陕西两省，穿行于灌南（汤沟）一一西安一一南京一一徐州一一东海一一淮安4市2县。由僻远的农村到繁华的大城市，再由繁华的大城市到小城市，又由小城市到农村，再由农村回到城市。曲曲折折，兜兜转转，走了一个大大的“之”字形。最终宿命安排我定居于淮安市清江浦区。生活安定，慢慢老去。 回眸我的一生，有近30年（15岁前在农村长大，之后又在农村中学任教14年）岁月生活在农村。这段时间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至关重要。使我对农村、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为我后来在工作中特别同情对农村学生的身份（农业户口）歧视，怜悯农民孩子的生活疾苦，并倾力相帮，打下了感同身受的思想基础。 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是我毕生的追求和坚守。所以我无怨无悔地将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她。在我40年的教师生涯中，有20多年时间奉献于中学教育。教过初中，也教过高中。有近20年时间奉献给了师范和进修学校的成人教育（函授生，培训生）。中学与师范、进修学校虽教育对象不同，层次各异，但我的教学业务专一，都是中国语文。按说不当官也该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然而本人才疏学浅，又不甚努力，故数十年没大长进，教科研无大建树，仍是普通教师一枚。 但平心而论，当初我若有走仕途意愿，相对于他人，还是有许多优势的。因受革命家庭影响，我不仅一直要求进步，积极向上，而且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学生干部。小学当过校少先队副大队长；中学当过班团支书；大学是副班长。应该说，所有这些都是日后从政做官的条件和基础。然而事实不然，这些学生“官衔”，并没有引起我为官的兴趣，也没有激起我做官的丝毫欲望。在我从教40年的人事档案里，党内职务永远是“党小组长”，行政职务永远是“教研组长”。 是自己不上进，没有做官条件和机遇吗？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做官这件事，说句实话：我算是另类。逆趋之若鹜者做官之道而行。何也？ 一是“人各有志”。我的心思不在做官上。二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本人不是做官的料。无能治人，只能治于人。 对此说法，或许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假要好看，死要面子。 好，那就按俗话所说“听其言，观其行”，来看看我的“行”，怎么做的吧！ 早在“文革”前夕，我在青湖中学才工作三年，就有学校要提拔我做教导主任的传言（这已被当年揭批董越校长的22张大字报所证实）。可我当时却全然不顾，若无其事，置若罔闻。八十年代1988年，我在淮阴市二中工作时，老主任邬蘅退休前曾举荐我做教导主任，校长也已征求意见，而我却波澜不惊，无动于衷。终以“不适合”为由婉言谢绝。更有说服力的是：1982年9月，刚调进淮阴市二中的我，家才安顿好，就先后有两位好友登门，请我出任淮安县人大秘书一职和再回淮师工作。对此，明白人一眼看出两位好友的美意，深知该职位升迁的巨大空间。可作为当事人的我，对此却一点也不感兴趣。那时我若稍有做官的欲望和念头，也会顺着他们递过来的梯子往上爬。但我没有，宁愿薄好友的面子，也不松口。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官；还因为我深谋远虑。如果允诺好友，真的去上任了，万一以后工作不适应，上下关系不融洽。“爬得高跌得重”，等到遍体鳞伤了，再想回头，那可就悔之晚矣！ 时隔多年，当朋友们再谈及此事时，仍有人为我感到惋惜：这送上门的官你却不要。要知道这县人大秘书的位置，有多少人的眼睛盯着它？我听了只是淡淡地一笑了之。 我自己一辈子“无官一身轻”。但必须声明：自己不想、不能做官，并非反对别人做官。我希望我的学生和所有想做、能做官的人，都做清正廉洁的清官。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愚以为，一辈子做个守职、敬业、本分的教书先生，也不失为人生之一大乐事。 2000年3月，我以一名普通教师，中专高级讲师（副高）身份退休。至此，我的数十年教师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一生从教终不悔， 鞠躬尽瘁为育才。 诚然，当教师辛苦，清贫。在地位、物质方面失去的很多很多。但是在育人的成就感，精神层面的幸福感方面，我却又得到很多很多。 纵观我的一生，虽然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做出什么辉煌耀眼的业绩。但是我可以自信地说：也不乏傲人之处，也有闪光之点。且不说在淮安师范那几年政治上入了党，工作上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单是任教东海县的14个春秋寒暑，就大有可圈可点之处。 想当年大学毕业，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在“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服从分配，报效祖国”等口号的激励和感召下，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奔赴堪称“江苏北大荒”的东海县，来到苏鲁交界的边陲小镇青湖，立志献身农村教育。 当年生活上有多艰苦，无需多说，这里只说两件小事。青湖中学建校近20年，学校没聚过一次餐，酒是啥味道无人尝过。长年吃用都是苦涩的井水。一年四季，我们都在自己的宿舍里擦身子，象征性地洗把澡。老师们从没上过浴室。为了东海的教育事业，我们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无怨无悔。在那里，我一干就是11年半。 青湖公社，大部分耕地是丘陵地。砂石成堆，土地贫瘠，广种薄收。加之没什么副业可搞。所以社员们终年食不果腹，苦不堪言。至于办教育，那就更是天下第一难！ 下面，讲述我在青湖中学期间的三个小故事，让大家一睹一位进步青年甘为东海教育洒热血的风采。了解老师对人民教育的情怀和所作的努力与贡献。 （一）4块钱的故事 1964年暑假后，已工作了三年的我，接了一个初一新生班。9月初的一天，有个叫郑继彩的小女孩，怯生生地来到我的办公桌前。低声细语地说：“老师，俺爸好容易才借到3块5毛钱书本费，交不起4块钱学费。俺爸叫我不上学了。我来跟你说一声。”说完，扭头就要走，被我当即叫住。当我听她说交不起学费，不上学时，心中一阵酸楚。怎么会这样！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能不能请示学校，免除她的学费？可我首次当班主任，对免除学费的事，心中无底，也不知过去有无先例。所以只好跟郑继彩协商说：“我马上向学校请示一下，争取免除你的学费，让你上学。你今天先回去，明天上午来听消息好不好？”她轻轻地点了点头。郑继彩一走，我就向主管教育教学工作的吴文卿主任作了汇报。他当即同意免除郑继彩的4块钱学费。次日上午，郑继彩如约而至，我高兴地对她说：学校已同意免除你的学费了。你现在就去办理入学手续，跟班上课。 这个不善言辞的小姑娘，虽然当面没说什么感激和表示好好学习之类的话。但她在之后的二年中，却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一个守纪律，爱学习的好学生。 初中毕业后，郑继彩随丈夫到徐州煤矿生活。年近40的她，虽已超过安排工作年龄。可是不久，就有了份虽是临时但却稳定的工作。几十年来一直工作生活在徐州。如今的她已年近8旬，儿孙满堂，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眼50多年过去。当年这个“4块钱学费”的事，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要不是班级聚会（2018年10月20日）闲谈时她重提此事，我哪里还记得？但郑继彩却刻骨铭心，每次聚会她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从大老远的徐州赶到东海，和我们相聚。她总夸我心好，是我帮她读了初中。有位学生感慨地说：“4块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言下之意：如果当年学校不免除郑继彩4块钱学费，她也就失去了读书上学的机会，也就没有她后来的工作和今天的美满幸福家庭。所言极是！ （二）家访 上面我说了，东海县堪称“江苏的北大荒”。而青湖公社地处苏鲁交界的丘陵地带，生态环境恶劣，当时又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所以社员生活极度贫困，温饱都成了问题，孩子上学之难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每年新学年开学之初，稳定新生学习情绪，杜绝退学、失学现象，巩固新生入学率，便成为学校和班主任的当务之急，首要任务。 面对这一艰巨任务，我压力山大。在那交通闭塞，通讯不发达的年代里，在老师与家长无法沟通的情况下，要巩固新生入学率，唯一的办法和有效途径，就是家访。 那时，农村尚无农村公交车，坐汽车家访不可能。而骑自行车家访也并非易事。因为学校仅有的一辆破烂不堪的老爷车（28自行车），班主任们都想在星期日用它家访。排队又等不及，万般无奈，只能靠“11”号徒步家访。 为了顺利、按时完成家访任务，必须先期作好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确定行走路线。将全班几十名学生、按其所在大队，由近及远和行走方便的原则，划分成若干小组，确定走访路线。然后再按由近及远、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一走访。 南辰村和大沈埠村，因隶属于山东省临沭县，情况特殊。加之偏僻，路远，难行，所以放在最后家访。 临沭县位于鲁东南贫困地区，因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诸多因素，致使有些公社连中学也没有。多年来那里的小学毕业生一直处于辍学状态。后来经由临沭县出面，与东海县磋商，让南辰村、大沈埠村的5名小学毕业生在青湖中学借读。这样，学校成了“外援”单位，5名借读生，也就成了不出国的“留学生”。 这5位学生虽是外省人，但是我们顾全大局，一视同仁，从不歧视。因为他们都是祖国的未来，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岂能不尽职尽责，把他们教育好，培养好？ 山东的这两个村，距离青湖中学较远。单程近40华里，往返一趟要走7、80里路，一整天时间。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这个新上任的班主任，第一把火就是家访。在责任心和紧迫感的驱使下，我仅利用九月开学后的一个月、4个星期日时间，就将本公社内的45名学生家庭全部走访完毕。掌握了大量学生家庭状况第一手宝贵材料。为消除退学隐患，巩固入学率，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 通过家访，我清醒地认识到：全班50位学生能否百分之百地入学，不退学，不失学？山东这两个村的5位学生的家访是关键。 这天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我起了个大早，草草地吃了早饭，便把前天晚上从饭堂买来的两个白面馍头，用纸包好，放进一个装有工作日记和钢笔的黄色军用挎包里。 6点准时出发。从学校大门出去向西上路。是一望无际的荒芜的绿野。地广人稀，走几里甚至十几里地都碰不到一个人，想问问路都难。在无人作伴，一人独行的情境中，心中难免发毛。紧张、恐惧一齐袭来。脑际儿时听的妖魔鬼怪故事，次第出现。惊恐万状，幻觉频出。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我的错觉：这边似有飞禽腾起，那边又像有走兽出没。虽是光天化日之下，但我却突然想到“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的歇后语来，也想吹口哨给自己壮壮胆。就这样，一路上，心中忐忑，惊魂不定地走了一村又一村。直到问询一村民才得知，我竟已到了南辰村。喜出望外，如梦如醒，深深地舒了口气。正当我询问学生王家榆家住何处时，那位老乡还没开口，就从一户人家的大门里倏地蹿出一只黑色大狗。虎视眈眈地向我这个不速之客扑来。说时迟，那时快！我狼狈不堪地躲到老乡的身后，恶狗被他高声喝住，摇着尾巴退回去。老乡保护了我。 说到上面怕狗的一幕，不怕大家笑话。儿时我曾两次被狗咬，真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至今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不论到哪里去，我最怵的就是狂犬。对于狗，我总是谈狗色变，避之不及。这次在山东南辰村的遇狗事件，只是个小插曲，所好并没影响要事。接下来的家访，由于有王家榆作向导，先后又走访了大沈埠村的两个学生家庭，都十分顺利。当我告别最后一位家长打道回府时，已是太阳西斜，下午1点多钟了。此时家长礼节性地挽留我吃饭，我以自带干粮途中已吃过为借口，婉言谢绝。心想，且不说纪律不允许在学生家吃饭，就是盛情难却，耳闻目睹了他们日子的艰难，无论如何我也坐不下来，吃不下去。 返回一路顺风。但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学校时，已是华灯初上，炊烟袅袅了。青湖镇和青中校园沉浸在一片死的寂静里。只有沿街店铺和老师们的宿舍中透出一缕缕昏黄的灯光。 我赶紧吃了晚饭，迅速洗漱，拖着如铅般沉的双腿，心怀满满的收获，躺下去，就很快进入了梦乡。 周一，又是一个充满生机和美好愿望的艳阳天！ （三）劳动锻炼 这里的“劳动锻炼”含义，已远非通过劳动使身体得到锻炼的本义。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它已成为“劳动改造”的代名词，是政治术语了。即通过劳动途径，让知识分子在学习劳动技能技巧的过程中，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革”前夕的1965年暑假，我接受当时在二机部（核工业部）工作的二哥遐举的建议，放弃半个月暑假休息时间，就地到农村劳动锻炼。鉴于尊重长兄意愿和自己积极要求入党的心理需求，便欣然接受。并立即向董越校长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董校长又随即向青湖公社党委作了汇报。耿继勋书记听后，十分重视，积极支持。随即责成党委秘书李某（记不清名字了）处理此事。 记得暑假开始后，外地老师都陆续离校回家度假。只有我一人在等候公社党委通知去生产队劳动锻炼。 1965年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终于接到公社通知，就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前往公社报到。党委李秘书接待了我。他告知我劳动锻炼的地点是尚庄大队第二生产队，并亲自送我前去。我们边走边聊。他先例行公事地交代了下队劳动锻炼的注意事项和相关要求。然后介绍了尚庄二队的概况和张队长其人。 从公社到尚庄大队二队，仅几里地远，个把小时就到了。李秘书三言两语把我介绍给张队长，便匆匆返回公社。我也随即向张队长请战，要求他分配我劳动任务。但张队长却说：“不急，你先把行李放到我家去，整理一下，休息休息。下午再安排你干活。”我顺从地先到他家。 张队长家是个不大的农家小院，孩子们单住，这里就他们夫妻二人。我住的两间西厢房，收拾得干净整洁。一张大床空着，似只等我这个陌生人到来。心想，从今天起，我将在这里开始为期15天的新生活，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尚庄大队是县先进典型。由于张队长是省劳模，因而二队早已闻名遐迩，常有人前来参观学习。乡党委把我安排在这里接受再教育，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 晌午，张队长收工回到家后，我首先和他交谈了在他家代伙的费用等生活问题。他说话很爽快：“李秘书临走时也说了。公事公办，按驻队干部伙食标准收费，我就不客气照收了。不过我家条件有限，饭菜可能不如学校好吃，请你多担待。”我接过话头说：“哪里哪里，学校的伙食也不行。再说了，我是来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的，也不是来享受的。”接着我们又拉了一些家常，就吃中饭了。 下午上工时，我随张队长来到田头，就问他我干什么活。他大手一挥，指着对面一片荒地说：“就去那边薅薅草，和她们聊聊，听娘儿们说些什么。”我到她们中间，因彼此不熟，很拘谨，她们也很沉默。忽然一位中年妇女打破沉寂说：“你是公社的下派干部吧？”我说：“不是的。我是学校老师，刚放假，没什么事，来劳动劳动，向你们学习… …”“我们有什么好学的？一天到晚干活。我还以为你是公社干部来看我们干活的呢！”她的话，似话中有话，我立即警觉起来：“看我们干活”？这不是把干部放在群众的对立面上了吗？这说明干群关系不和谐。继之又想：这事与我无关，我只需把队长吩咐的活干好就行，别的不去管它。薅完草之后，又去平整土地，运送工具等。一下午也就这么过去了。在接下来的十几天日子里，老队长并没有把我当一个整劳力去布置任务。我想这可能是因我是老师，平时不干农活，过重了也吃不消；还可能是因我是自愿来劳动锻炼的，上面没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考核任务。是无偿劳动，也不记工分，与社员利益没什么关联。所以他并不计较我干多干少。来我一个不多，走我一个也不少。因而他总照顾性地让我做一些轻巧活儿。比如薅草沤肥，平整土地，运送麦草，秧苗等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活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谷不分的老师，来－次十天半个月劳动锻炼，能学到什么耕种收割的技术？老队长的安排是实事求是的，并非敷衍了事。于我而言，15天时间，也并非一定要干多少事，做多么重的活。关键是要通过这次劳动锻炼，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农村农业现状，体验农民疾苦，从灵魂深处转变思想立场，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事实也正是如此。通过短短十几天的劳动锻炼，我对农村、农业、农民的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潜移默化中我的思想感情也有了些许变化。特别是生活在老队长家，和他吃住在一起，白天跟他去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在学校和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东西。收获匪浅。 老队长五十多岁，五官端正，容貌慈祥。虽身材并不魁伟，但看上去却显得高挑壮实。标志性的白马甲，黑裤子穿着。说话干脆，办事稳重。虽然识字不多，但说话句句在理，掷地有声。办事利落、有主见。生产队几十户人家的耕种收割农事，近200口人的吃喝拉撒都装在他心里。生产队一年四季的生产和发展，他都心中有计划，脑中有蓝图。 张队长平易近人。上工前，或工间休息，也能和老少爷们打成一片，说笑打趣。但上工干活时，就是另一个样了。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挥镰割麦收稻，一个顶俩儿。各种农活无不精通，都是好把式。他既是农业战线的行家里手，又是一位很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所以上上下下，干部社员无不佩服他。他做了多年生产队长，深受大家的爱戴和拥护。他是一位实干家，名副其实的省劳模。他所领导的尚庄大队二队，也是保持多年的省、县的农业先进集体。 通过半个月的劳动锻炼，我有幸结识张劳模，和他同吃同住同劳动。耳闻目睹了他的可敬可学之处。顾全大局，不谋私利思想；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精神；平易近人，勤劳俭朴品格等等，都是我学习的典范。 转眼几十年过去，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不过如果有人问我：你今天如何看待这件当年颇有些出风头的事？我会直言不讳道：要在今天，我决不会去做。因为在今天看来，当年二哥的建议虽好，但却激进，欠妥。而我的盲从，幼稚则更显得思想很不成熟。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好。 事情过去了近60年，今天再次谈起，仍叫我气愤难平！诚然，教训是深刻的。要求进步，锤炼思想，是一辈子的事，岂能通过十天半个月的劳动锻炼，就能脱胎换骨，使自己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一个幼稚，冲动，冒进的举动，落下话柄，成为笑谈！ 万事万物都有二重性。15天的劳动锻炼虽不尽如人意，但这段令我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却是我以后的成长进步，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深刻教训，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说到我的成长和成绩，就不得不说说我亲自教过，培养过的学生。从教40载，我的学生到底有多少？虽不敢狂言“桃李满天下”，也不敢自比孔老夫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但我可以自信地说：“我的学生满江苏”！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勤恳工作，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他们之中，有省特级教师王家宝（灌南实小），省劳模仲崇梅（沭阳实小），以及厅局级的东海县的聂德俊、张光东、县处级的中共淮安市级机关工委副书记朱绍伦，市扶贫办副主任张建平等一批以下各级干部。 他们深知，是党和人民培养了自己。所以，在努力工作，报效祖国的同时，也从未忘怀“授业解惑”的老师。他们尊师重道，恪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徒如父子”的古训。他们利用节假日，差旅和各种聚会之机，看望自己的老师。感谢他们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反哺回报业已年迈的恩师。 我把学生当做家人。视他们中年长者为我的兄弟姐妹；视他们中年幼者为我的儿女。
忘不了，1978年9月一天，我和东海学生许祥胜的那次会见。 1975年8月我调淮安师范后，经同在消防系统服役的侄儿许培卓联系和预约，我们于这一天在淮阴县消防队门前相见。几年不见，彼此心情都十分激动。眼前这个身着军装，威武倜傥的小伙子，我真不敢相信他就是几年前总坐在教室第一排的、那个身材瘦小好玩、白白净净的小男孩。如今长高长壮，成了兵娃子了。他在异乡遇故人：自己的中学老师。显然感到意外，既格外亲切，又十分激动。可惜因为他正在班上、工作中。无奈，我们仅简单问了彼此情况，便草草结束谈话，我就匆匆返回学校了。这次见面虽时间仓促，但却从此保持了长达45年的师生交往。 许祥胜，东海县安峰公社人。1972年3月我调安峰中学工作时，教过他一年课。他给我的印象是：聪明，调皮，却机灵，可爱。可谁也没想到，几年后，他当兵入伍在淮安，我们竟又会在淮安相遇呢？ 祥胜是汽车兵，服役期满后，因婚姻关系，没回原籍，就地安排。因他有汽车驾驶专长，所以进入清河公安局当了一名小车驾驶员。他在淮安成家立业，结婚生子。1982年8月我从淮安师范调市区工作，于是我们的接触、交往就更多了。几十年来，逢年过节，总是夫妻双双登门看望我。我家大事小情，他总有求必应，热情相助。多少年来，不知他帮我解了多少难，做了多少事。我家有事，他随叫随到，从不推诿。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因时间紧和我年龄大了的原因，他两次驾车陪护我到东海县参加师生聚会。因为有祥胜亲自驾车护送，所以家人十分放心，还跟我开玩笑说：“许祥胜都成为你的私人保镖，专职司机了”。俗话说“师徒如父子”。我们这对师生，多么像父子？ 忘不了，38年寻师梦成真：2010年9月27日，东海县青湖中学67级二（2）班的第一次聚会。 青湖中学，是我从教生涯开始的起点，第一站。67级二（2）班是我接手班主任工作的第一个班。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它犹如年轻妈妈怀胎十月诞下的第一个婴儿。该有多宝贵！我与它的关系有多亲密，感情有多深厚，可想而知！ 然而世事无常。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把我们师生分开，使我们关系中断，几十年杳无音信。彼此思念之情无以言表，只能深埋心底。可是谁也没放弃寻找对方的念头。千方百计，方法穷尽。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有个叫汤成利的学生，在东海县邮局工作多年，他灵机一动：何不用电话“114”查询许老师呢？岂知他的这一想法和举动，终使寻师之事“柳暗花明又一村”。很快就联系上了我。 接着，在阚庆花、胡秀铖、张来强、汤成利4人的联手组织、安排下，38年后，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师生聚会。我们再次欢聚一堂。大家吃美食，喝美酒。忆往事，话未来，拉家常，照合影。我又置身于学子之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和幸福。 学生们的寻师和聚会活动，使我不禁想起一句颇有哲理的话：“一个人，活在户口簿上易，活在人的心里难”。愿我们师生永远活在彼此的心里。 忘不了，2011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收到了一份由中共连云港市委办寄来的邮件。打开一看方知，是37年前我在东海县安峰中学亲授的学生张光东赠我的两册散文集和一幅书法作品《书为心声》。看到这份厚重的礼物，我激动不已。这个学生进步真快！几年前听说他已调到省里，升任省司法厅副厅长了。
学生张光东赠送的书法作品。退休前是省司法厅副厅长。 忘不了，2019年4月底的一天傍晚，我接待了一位来自北京的东海籍学生。 落座之后交谈方知，眼前的这位身材魁梧的不速之客，竟是64年前，我教过的青湖中学一（2）班年龄最小（仅12岁）的孩子聂德俊。他聪明好学，成绩优秀。他上的初中、高中两所学校，虽都是普通农村中学，但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勤奋，考取了南京理工大学。大学期间即是班长，并入了党。出色的政治表现和优秀成绩，组织上把他直接分配到北京兵器工业部工作。几十年来，他时刻心系母校，怀念老师。但是无奈学习紧张、工作繁忙，无暇顾及。现在退休了，才有时间探亲访友。这次从北京来淮安，是专程看望老师的。他在我家促膝长谈近一个小时。有说不完的思念苦，诉不尽的师生情。晚上，他又在淮安曙光大酒店设宴招待我一个人。连驾驶员才三个人。我们吃淮扬菜，尝盱眙龙虾。喝香酒，品名茶。边吃边聊，那种温馨的气氛，那种浓浓的师生情愫，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事后听一位同学说：聂德俊已官至厅局，是在兵器工业部某企业总公司的总经理任上退休的。听了此话，我对他更加肃然起敬！因为他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并不居高临下，居功自傲，目中无人。他还铭记为他传道授业，答疑解惑的普通老师。此种情怀何其可贵！当今社会，值得提倡和学子们效仿。 忘不了，我的60岁、70岁、80岁三次庆生活动，是分别由三个班级学生为我举办的，且90岁已有预订。说句心里话，对此我既有受宠若惊之感，又有种“被庆生”之无奈。 在我的印象中，庆生祝寿是封建社会的东西，在小说和影视剧作品里常见。那是地主老财，大资本家，有钱人的专利。哪有衣不蔽体，吃不上饭的穷人过寿的？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许家是医药世家，为老人过寿还是有条件的。但是我的祖父母却从不过寿，最多是生日那天吃碗手擀鸡蛋面足矣。到我的父母辈就更不重视过寿了。 新社会，新时代，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重提过生日，祝寿的事。为小孩过生日，为老人做寿。作为一种习俗，一种文化传承和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也无可厚非。所以在此郑重声明：上面关于庆生的一些杂议，只是我个人的肤浅理解，不一定对，或不完全对。绝无否定为我庆生祝寿之意。相反我还有种身份、地位提高的自豪。这里对为我张罗庆生的同学和班级表示深切的谢忱！况且，我把这件“为我庆生”的事，放在“忘不了”的排比段中，不已经表明我的鲜明态度了吗？ 学生为我庆生祝寿，是学生的尊师之举；是老师我今生的幸运和福气。这是很多人所无法企及的。令我终生不忘！ 忘不了，2022年3、4月间，一位有条件、身体欠佳的女生，从广西巴马长寿村给我打来电话。告知她每年一次在那里租一套房过冬，等到来年春暖花开时再返回老家淮安的事。电话中她热情推荐，叫我和唐老师也过过这种候鸟式的富人生活。可是，别说我们年迈了，就是年龄尚轻，经济条件许可，也不会去过这种养生保健的生活。我会随心所欲，顺其自然的生活。 平心而论，该生推荐和鼓动我像她那样去生活，完全是出自于善意好心。是对老师的一种特别关照。这个心意我理解，也领情了。可她为何如此关心和爱护我，你们知道吗？这是因为她在校期间，我为她拯救了一桩濒临彻底破裂的娃娃亲婚姻。当时我不仅全力规劝她，还帮她丈夫解决工作问题（在淮安师范做临时工）。之后她丈夫争气加运气。借助才能和机遇，考取乡人武部长一职。由一名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由一般工作人员，一步步升迁为县某局局长。她儿子在南方某市工作，也事业有成。自己是教师退休，一个月退休金大几千。小日子过得富足又红火，快乐又幸福。想当初，如果不听我劝阻，执意毁约，她还有今天吗？ 忘不了，现居住在山东青岛市的一位男生。他曾多次盛情邀请我去那里旅游观光。告知青岛是座风光秀丽，水产品丰富，美味佳肴颇有特色的旅游城市。他儿子在那里工作多年并定居，有条件接待我。但是，已八十有余的我，的确不宜远游，被我婉言谢绝了。但这位同学，为何如此盛情邀约我去他所在的城市旅游呢？这也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他在淮安师范就读的最后一学期，查出了患一种“谈x病色变”的传染病，学校要劝其退学。我力挺学校为其保留学籍，同时建议家长抓紧为他治病。经过半年（正好是实习期间）的治疗，终于痊愈了。但是病好了，必须要有异地专科医院检查监定结论报告，确认的确病愈了，才能分配工作。于是我和校长办沈秘书陪同他到异地某县一家专科医院去复查，并作出了痊愈结论报告。但是该生所在地县文教局还是不接收他，不予分配工作。为此我又多次去该县劝说、调处，据理力争接收分配工作。几经周折，好事多磨，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分配他到离家较远的一所小学工作。这才保住了一份实属不易的教师工作，一个铁饭碗。也才有了他今天的幸福美满家庭。 忘不了，市区戴曙光同学，从1982年8月我从淮安师范调来市区以来，每年的大年初二上午，他必定像上课那样守时，到我家拜年，看望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年年如此。持之以恒，从未间断。令我感动，也叫我佩服！ 这看似一件小事，但却反映了一个人的思想理念、信仰与情操。 偶尔一次拜年，看望老师，易。数十年坚持，难！ 忘不了，市区戚寿让、海永峰、王树成、戴曙光、邵虹、王亚琴和淮阴区袁苏艺、淮安区姜翠等几位同学，由于相邻、相近、相亲。所以他们时有小聚。一起过过馋瘾，海吹聊天。交流信息，联络感情。而每每此时，他们总忘不了班主任，当面或电话诚邀我参加。其实年龄大了，到哪去都不方便，家人也不放心。有鉴于此，我多次诚恳地表示，以后你们再聚餐，我就不参加了。你们自己吃，自己玩吧！可戚寿让同学也同样诚恳地说：“许老师，有您参加，我们有一种幸福感。我们也都这么大了，还能有老师和我们同在，就好像有自己的家长在… …”细想此话也有一定道理。况且聚餐之中，大家边吃边聊，十分放松自如。不像在校时那样，老师没笑脸，学生不舒畅。如今这里没有师道尊严，没有师生界限。彼此没有介蒂，更没有戒心，大家真诚相待，说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比如袁苏艺见我装束干净利落，就夸我是“老帅哥”，我也含笑默认；我和王亚琴闲聊，常戏说她是胖妞，她也不生气，还自称是老师的“贴心小棉袄”，我自然是直受不辞。因为我没闺女，有件“贴心小棉袄”，是锦上添花，何乐而不为？。每次聚餐时，通称“姜大姐”的姜翠同学，总安排在我的身边。她的细心照料，不断为我搛菜，我可没少吃本地特色菜。她的热情好客，传承了老淮安人的热情待客和传统习俗。使我有一种家的温暖和家宴的感觉。至于不苟言笑的邵虹，她坐在我的右边，则和姜大姐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和作派。她埋头苦干，自顾吃喝。偶尔有同学和她开个玩笑，她也随便搭讪几句。但当有人说她“大美女”不减当年，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时，她显得城府很深，不露锋芒。既不反驳，也不顺着说。只是莞尔一笑了之。在谈到过去我和同学间的“亲疏”关系时，我往往讳莫如深。解释不妥，不说又似委屈。思前想后：这都是大家说着玩的，何必顶真？就拿坐在一旁一言不发的王树成来说，大家都说我过去照顾他多。每当劳动或集体活动时，常会安排他做些什么（连我也记不清了）。当今天又有人提到此情况时，我也不置对错，一言不发。而王树成呢，大概和我一样，也无可奈何。只是睁大眼睛，扫视大家，然后慢慢地低下了头。 海永峰说话更爽快也更直接。他直言我当年给他的助学金不该比戚寿让少。戚寿让则随即摆出事实来说明… …说句实话，这几十年前的陈年老账，时间久了，我真的记不清了，无言以对。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是海永峰找我后账，而是故意找话题，逗趣、找乐罢了。所以，当我张口结舌，说不出所以然时，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一笑了之。这说明同学之间，师生之间，感情真诚，关系融洽。不然谁也不会把往事拿来当笑话说。 和同学们在一起聚聚，是件开心、快乐的事，连心态也变得年轻了。但是同学们的聚餐，如果老师我一叫就到，次次不落，就不大像话了。所以我家唐老师就有意见了，她批评我说：“你不能倚老卖老，白吃白喝，应该回请学生。”我反驳说：“我不是回请过两次吗？一次在芳芳私房菜馆，一次在风情园。你怎么就不记得了？”我还记得订餐时，老板或主管都会好奇地说：“只听说学生请老师吃饭，还没听说过老师请学生吃饭。”我说：“这你就别管了，只管收钱就是。” 其实，师生平等，礼尚往来，人之常情。老师请学生吃饭也很正常。 忘不了，有一天，教数学的曹伟老师感慨地对我说：“这两个普师班，在淮师空前绝后！”他的话几十年过去，但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他的话真实性如何，可信度多大？我没作过考证。但是学生们的出色表现，和我所见的一切，确已证明，他的评价是中肯的，并非虚夸。我为我能遇到这么好的班级，这么纯粹的学生而感到幸运、幸福！ 当打开记忆的仓库，盘点有多少个“忘不了”时，我已完全陶醉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幸福海洋里，喜不自禁，不能自已了。 我清醒地认识到，这幸福不是来自别处、他人，而是源自学生。如果没有他们，我的工作无所依。也就没有我“工作着是快乐的，幸福的”。然而我常想，我的这么多“忘不了”，是任何人做任何工作都能获得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上面在谈论做官的得失时我说道：在育人的成就感和精神层面的幸福感方面，我要比为官者多得多。这也是我之所以常常引以自豪的原因。 但当我面对这些“忘不了”时，耳畔似忽然响起一个虽微弱但清晰的声音：你许某人何德何能有那么多学子，从懵懂少年相识于校园，到而立、不惑之年心智成熟，再到天命、花甲的大展宏图之年，甚至到了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古稀之年，他们何以一直把你铭记于心，念念不忘？他们牵挂你的健康，关注你的安危，感恩你的栽培 … … 说实在的，我说不清，也道不明。可有人说：是“人格魅力”。那么什么叫“人格魅力”？百度上说：是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所具有的很能吸引的力量。在当今社会中，具有人格魅力是为人处世的基本点之一。 同学们，这个问题较复杂，很深奥，咱这里就不探讨了。 言归正传。
和高波老师合影 二.我的革命家史 在上面《我的成长史》部分中，已涉及许氏家族的祖籍，来龙去脉。这里不再赘言。许家是一个几代以行医卖药为生的医药世家。到祖父辈已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了。我的父辈年轻时正值国家民族面临列强入侵，国土沦丧的危亡时刻。此时热血沸腾的父辈们，相继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去。于是一个革命家庭便应势而生。 家父兄弟姊妹6个。伯父许永鹤是老大。生于1905年。1936年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沭阳县从事教育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底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直奔延安。几经周折，到1938年深秋考入延安军政大学（抗大）。1940年春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结业后即从事教育工作。1948年在延安入党。1949年5月奉命参加解放大西北战斗。随后便随部队到西安参加接收工作。之后一直干文教工作。1980年深秋在西安市文化局离休。他是延安时期的教育家，革命家。 家父许云鹏，在兄弟中位列第二。1909年出生于医药世家。自幼跟祖父学习中医。聪颖好学，功底深厚。1931年一举考入上海中国医学院，于1935年毕业。遂在家乡汤沟挂牌行医卖药。抗战期间家父虽为家庭所累，未能直接投身革命。但是他在忠孝难全的情况下，在全力赡养祖父母，经营好医药业，养活一家人的同时，又积极为淮海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多次冒险掩护伤病员，并免费为其治病疗伤。又如他早在40年代中后期就是淮海区人民议会议员，淮海区银行理事会理事。 家父一生热爱党，拥护革命，思想进步，积极要求入党。他在未参加国家卫生工作之前，即1951年就放弃个人利益，将汤沟镇的几家私营诊所联合起来，成立了灌云县第一个私营联合诊所。引领私营诊所走集体合作化道路。1953年冬，家父作为名医，应政府卫生部门之邀，到灌云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算是正式参加工作，并被医院任命为科负责人。之后，他还被选举为灌云县人民代表，灌云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即现今的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他还是县政协委员，县医协会主任，县科协副主任等，身兼数职。1956年8月，家父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但是迟迟没有获批。按县长孙云清的说法：作为民主人士，你不入党比入党对革命更有利。或许这就是家父没解决入党问题的原因所在。1959年他奉调淮阴专区人民医院工作，期间又先后4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1963年1月，他最后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时，已年过半百，55岁了。可见他对党的信仰是多么执着，有多坚定！然而直至退休也未能如愿。令他抱憾终身，也令亲友、同事唏嘘不已！ 家父是江苏省政协第一届会议的特邀代表。在淮阴专区人民医院和在沭阳县工作期间，还是清江市，沭阳县政协委员。 身后，人们都惋惜地称他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三叔许永奋，兄弟中位列第三。生于1915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是一个热血青年，面对国破家亡的时局，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投身于抗日行列，加入新四军四师，转战南北。曾参加过1947年的山东孟良崮外围战。后来调往21军63师做政治工作。 1949年4月20日参加渡江战役。这年7月他随部队到浙江丽水等地剿匪。凯旋后，部队集体转业于上海搞社会主义建设。1955年为支援大西北三线建设，全公司搬迁西安，直至离休。离休前是陕西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某厂党委书记兼厂长。革命一生，奋斗一生，奉献一生。 小姑许永进，在三姐妹中最小，故称小姑。她生于1922年。原名“许永锦”，1940年即投身革命，早在学生时代就思想进步，有极强反帝反封建意识的她。为了表达自己在革命洪流中，激流勇进，永不退缩的志向和决心，便将“许永锦”改名为“许永进”。以此激励自己永远前进不停步。小姑一直在新四军三师黄克诚部下从事政治工作。姑父傅东华也在三师做政治工作，他曾因地方工作需要，先后做沭阳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副政委；淮阴县委书记兼淮阴总队政委。1951年8月－一1953年8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武官，姑母许永进以秘书之职随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外交官。回国后，姑父先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后在北京军事科学院任院务部秘书处处长。1963年初调长春防化兵学院任院务部部长。1969年9月13日，因惨遭造反派迫害而致病故。 姑母回国后，先在全国妇联工作，后因姑父工作变动，从全国妇联城市工作组长任上，调至吉林省妇联任办公室主任。姑父去世后不久，组织即照顾她调到西安市妇联（姑父是陕西人）工作，任市妇联副主任，西安市人大专职常委，直至离休。姑母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文武双全的女革命家。她先是军人，后是外交官。但大部分心血都洒在妇幼工作这片荒芜但却有希望的土地上。为妇幼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离休后享受厅局级政治生活待遇。 大姑许永华，生于1907年。她不识字但识事。一肩挑起照顾家庭生活重担和赡养公婆重任，全力支持姑父范遐斋革命工作。大姑父早于抗日战争时期即投身革命。解放后一直从事国家水利建设工作。离休前是江苏省水利厅一个下属单位的领导（具体不详）。 二姑许永珍，生于1913年。幼年体弱多病。没上过学，但聪敏过人，就凭聪明好学，认识了不少字。不仅能读书看报，还能诵读诗词。无师自通，懂医道，会保健。她有过一段婚姻，因膝下无子而离异。是个无职业，无工作，无经济收入，无儿无女的五保户。1959年前曾和我父母在一起生活过，后因父亲调灌云县工作，她留在汤沟老家单过。小姑看二姑一人生活孤苦无依，便于1959年把她接到自己家养老送终，直至99岁无疾而终。小姑与二姑姐妹情深，她用姐妹爱，手足情，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托孤济贫的颂歌。 我们兄弟姊妹8个。从小在革命家庭中长大。长辈的言传身教，我们的耳濡目染，自幼就懂得一些革命道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有理想有追求。我们都像家父那样，也积极要求入党。通过自身努力，组织考察。8姊妹有6个是中共党员。二哥遐举和四弟遐明，进步快，在大学期间就入党了。我们兄妹6个党员，加上三个媳妇和三个女婿党员，共12人，都可以建一个家庭党支部了。 更令我欣慰，感到可喜的是：在我的小家庭中，出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喜人局面。大孙子昌焜，小孙子昌焱都在上大学期间就入了党。政治上进步，学习和工作上也很优秀。大孙子在强手如林，没有背景、后台，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全凭实力和能力，一举被广州市建设银行录用。目前是大客户经理，是行里的储备干部。 小孙子也不示弱。表现突出，成绩骄人。不仅保硕早已通过，而且在北京市级大赛中获特等奖。最近又以全校第三名的佳绩，代表学校参加七、八月份的全国比赛。 革命家庭，后生可畏！ 像我们家这样，战争年代，国破家亡，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前仆后继；和平时期，子承父业，不忘初心。接过建设重任扛在肩上。建设祖国，续写辉煌。如此家庭，何止我们一家？我们的家，是当年淮海革命老区、千万个革命家庭的一个缩影。 三.校园生活故事 故事讲到这里，我才突然发现，可当校园故事讲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因为大部分内容已在《我的成长史》部分中讲过了，如若再讲就是重复，就乏味了。 下面再讲三个小故事： （一）一个励志的故事 淮师校园晨练一一长跑。声势浩大，场面壮观。我带的班，为何一年四季，风霜雨雪无阻，晨跑从未间断，从不停歇？（口述，文字略去。） （二）一个荣耀的故事 光荣入党。上面在《我的成长史》部分已经谈许多了，这里只作些补充。我从1957年秋向西安市第三中学党支部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到1980年6月30日在江苏省淮安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历时23年。介绍人：王之琦，韩明。当年举手宣誓时的情景，如今历历在目。激动人心，振奋人心。（文字略去。） （三）一个很失面子的故事 地点：白马湖农场分校集体宿舍。 事件：在为郁胜奎老师调回原籍的送行宴席上，因大家对我这个平时很少沾酒，又不会应付酒场的人，有的人瞎起哄，诱我喝酒。我终于平生第一次醉酒、失态。（口述，文字略去。） 同学们，在听完我的这些既没有故事情节，又不尾尾动听的所谓故事（或看完这篇长文）后，你们有何感觉？是不是觉得多年不见，老师变了？变得叫你们不认识了？我还是那个秉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许老师吗？毋庸置疑：变了，彻底变了。从不张扬的我，如今判若两人。不只敢冒“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大谈自己的光荣成长史。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毫无顾忌地炫耀自己的革命家史。 然而，亲爱的同学！请你们理解一位退休多年、行将就木的老人，今天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独白，却揭开了你们眼中的我那层神秘的面纱。 请你们宽容我作为许氏革命家庭的一员，客观介绍前辈们一些鲜为人知的革命理想，革命情操，革命精神，革命历史。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吹嘘和炫耀。从而也让大家知道：我从哪里来，往何处去？有哪些作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信念，道德修养如何，除去决定于他受到什么样的学校教育，还与家庭背景，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知道了这一些，你们才能了解一个真实、可信的我，还原了我的本真面目。仅此而已！ 我的讲话完了。 謝谢大家！ 许遐达 2023.7.2. 说明： 筹备组安排我给同学们讲话。于是便有了这篇洋洋洒洒一万九千言的讲话稿。用吧，太长，不适合。不用吧，绞尽脑汁写成，弃之可惜。就在这弃与用难以扶择之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保留原稿，将它编辑、制作成电子文案，发到班级群里，等聚会后让大家回去慢慢阅读，細细品味。 开会时，将讲话电子版浓缩成简明扼要的现场即席讲话。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节省了时间，正常开展以下各项活动，又弥补了现场讲话内容单薄的不足，相得益彰！ 湖城教书匠写于淮安 2023年7月5日 许老师说： 湖城教书匠（王树成），原为金湖县某小学副校长，本次聚会的筹备组成员。这里转发的《牵挂与被牵挂，是一种幸福一一有感于师生聚会》，是他刚在群里发的。我认为很好。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班学生为何执着于聚会？屠继玉同学何以远涉重洋，不远万里从澳大利亚赶回聚会？我以为，是师生朝夕相处，日积月累沉淀而成的师生情，同学爱。  作者简介
 许遐达，男，1939年8月生，江苏灌南人。大学文化，师范类语文高级讲师，2000年3月于原清河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退休前工作之余和退休后均笔耕不辍，在国家级、省市级报刊发表杂感、随笔、散文百余篇，曾拿本地书号出过写作专著《趣谈作文》，另外自费出版《悠悠寸草心》散文集三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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